中国人真的不信神吗？信神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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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一个基本被世界公认为泛神论的国家，绝大部分中国公民在“不信神”这件事的反应上，大概率不会比早餐要不要多加个鸡蛋更热情。毕竟中国自古讲究一个不知者无罪，你不信神死不了人，鸡蛋不吃还是有可能饿肚子的。

这样对神整体呈现出的“放养”姿态，对习惯了一神教信仰的国家来说着实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不信神的国度，放眼全世界都凤毛麟角。而中国统领着目前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相当于，官方在不借助任何神明信仰支援的前提下，成功驾驭了十来亿公民的思想风貌。这实在不仅仅是个“牛”字就能够解释的。

那么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如何从所有文明伊始的对自然神崇拜的神话时代，走上了与其它文明截然不同的岔路，最终发展成今天“无神不敬”、“有神皆拜”，“敬神而不信神”的独特神明信仰观的呢？以下一一为你揭开。

（基督教之神）

神之溯源——由神话到宗教的演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不信神”指的究竟是什么。因为从广义上来说，中国人对上到玉帝如来下到土地灶神，无论道佛正统还是地方传说，哪怕是小小的民间保家仙，都怀有朴实的敬意和亲切感。

你说他们不信吧，对待神佛的态度亲切跟自家亲戚似的，路边整个石头给命个名都能拜三天，可倒是不当外人。如此随心所欲的“信神”很显然不是标题想探究的心理。

所以，“信不信神”这种心态，指的应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日常稳定信仰、具备一定宗教影响力、大多以宗教形式被推崇的神祇，包括且不限于一神行或多神教。

因此，神明是否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具备宗教性质才是信不信神的衡量标准，要达到这种影响力，仅靠民间自发是不行的，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甚至主动推进，即通常所说的“国教”。

（信众广大的伊斯兰教）

国教是神明信仰的最直接推动力，它们直接参与打造一个地区国民的对外精神面貌，流传至今，有着国教地位的宗教，普遍具有千年以上岁月。漫长的历史，逐渐养成了人们精神上对“神”的依赖。

而中国自古以来都从未存在过真正形式意义上的“国教”。

要知道，国教在古代甚至现代社会里，不单具有规劝子民，满足精神信仰等方面的意义，它们还负有一定社会职能。基督教能够加冕国王，伊斯兰教的阿訇会主持日常事务并传递知识。这些职能，尤其在古代生产力匮乏、认识及改造自然能力有限的社会时期，具有很难被替代的意义。

但即便“很难”，在中国，它仍悄悄被取而代之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

儒家，中国几千年由皇家推崇的思想统治体系。它不光具备上到君王统治方略，下到国民日常处事的一系列成熟行事法则，还对现行行政体系的君权人权做出完美解释。在最终效果上，儒家实质上完成了宗教在思想层面所扮演的“植入思想”、“教化万民”的角色，为国民烙上的统一的思想钢印，因此有观念认为儒家可以被视作宗教的一种。

若把儒家看作“不存在具体神的某个神教”，中国人的无神信仰便很好解释：他们一直拥有信仰的对象及渊源，只不过这个对象不是“神”——它是天地，是祖宗，在万事万物，是不可见的“天道”，是冥冥中不可视却主宰着一切命运的不可抗力。人们对此敬畏，遵从，并以此正身立命，顶天立地。

所以，谁能说中国人无信仰呢？

儒家巧妙在，它完美保留了人民对宗教“信仰”仪式感的刚需，却在中华文明自形成以来便初步具有的务实唯物精神影响下，剔除了“神”这一具体的“信仰目标”，而达成了“神”在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想要的成果。

（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

这是中国文化的独一份，也是世界文明的独一份。

那么，中国人是如何在文明诞生的初始与“神”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这条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的呢？

周朝——由“神”到“人”的分野

导致了中国历史无神信仰的最关键事件，便是由周代商。

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同，中国古代文明最初的思想结晶，也是神话。创世、洪水、造人，这贯穿在世界早期神话界的三大主题中国都有。这说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远古时期，面对无法掌控的自然之力的摧枯拉朽，以及对自身及世界由来的迷茫，对“神”的想象，是那一时期人民精神上的唯一选择。

（古代都有大洪水神话）

所以，神诞生的历史几乎和人一样久远。它们的地位、职责也在人类文明进化的途中不断发生发展，当神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庙宇、专门祭祀，有特定的人员扮演其在人间代言人的时候，其社会化的不可避免，意味着神话开始步入宗教化，在人类统治领域争取地位几乎是必然的，影响世界的犹太教、印度教无不由此成形。

原本中国文明的发展脉络也是如此。

当中国历史走到商朝的时候，神权的扩张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对神的崇拜是商代立国之本，神职人员往往由宗室担任，神权几乎与君权地位相同，君主本身即为神，这已经开始具备君神一体的特征，无限接近古埃及的法老。与此同时，祭祀在商代地位极高，在国家统治中不可或缺。

不难想象，如果商代的统治秩序能够延续，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将与世界其他宗教立国的国家无异，这符合世界文明演化的思路。

（商代）

然后历史偏偏在此时被打断，一个不可思议的朝代，周，崛起了。

它将神明崇拜与旧王朝一起埋进了土壤，陡然将中国带上了另一条别有滋味的路，一条以人为本的路，华夏文明从此在世界文明之林秀出了让人又惊又疑，又喜又赞的别样风采，一秀就是几千年。

在此不能不提一个关键的名字：周公——周朝统治的实质性奠基人，他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体系：礼制，作为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所谓的礼制，即为从贵族到平民制定了一整套尊卑有序的行事准则，公民日常要依礼而行，这便在客观上维护了周王朝的分封与宗法制。

相比于神权统治，礼制的颠覆性在哪呢？

首先，它将统治权从神权手中剥离，代之以宗法，通过等级约束力，使臣民无需神权的旨意便可自行维护正统，而对日常生活细节的介入，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神权对民生的干预，架空神权统治力，从而瓦解神权的统治根基。

（礼制倡导者周公）

其次，礼制对宗法的推崇及强大的仪式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人们在神权和宗教上所寻求的心灵归宿感。

神权和宗教除去其统治职能，其实无非是碳基生命体寻求的一种精神寄托，让你在困顿中有个念想。

而满足人们念想的最直接行为体现，就是种种仪式。从基督教的祷告到伊斯兰教的礼拜，再到各色宗教都必然具有的庙宇，都精于强化仪式对精神的作用力。这种驭下思维，其实在当今花样频出的“企业文化”中都屡见不鲜。

精神依赖从何而来？正是在日常种种仪式中愈发根深蒂固。

因此，等级森严繁复的礼制，其实满足了人们对仪式感的精神需要——横竖不过是需要个东西拜拜，那我跟着仪式来拜神拜祖宗拜天拜地……拜谁不是拜呢？

也得益于中国深厚的祖先文化传统，以礼制为依据的宗法制，在中国最终得以取代神权崇拜，自周朝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人彼岸的精神家园。

（儒文化兴盛）

可以说，没有周礼，就不会有春秋战国灿烂的百家争鸣，这些中国古代最珍贵的思想精华，均诞生于这个神奇的周代，这些思想碰撞、融合，成为了古代中国人民基本的认识世界的凭证，直到周礼最完美的继承者——儒家出现，到了西汉董仲舒时期，其吸收阴阳家的创意，提出“天人感应”观，将君权、神权与中国宇宙哲学观进行统一整合。

自此，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类“无神宗教”，彻底取代了常规意义的“有神宗教”，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无神而有信仰”的精神面貌。

追根溯源，西汉儒家脱胎于春秋战国儒家及百家，百家又诞生于周礼治下，周礼是周王朝对商王朝的声讨，而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最有可能走上宗教化道路的国家政权。

只差一步。

（牧野之战——武王伐纣）

只不过是数千年前的某一天，叛逆的种子在心中发芽，只不过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却宛如大洋彼岸的蝴蝶一次轻轻振翅，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历史，就是如此有趣。

打压与灭神——统治阶级与神权的争斗

尽管儒家确立了中国无神信仰的思想统治根基，但纵观中国历史，统治阶级与神权的争斗其实一直存在，这是因为，中国虽可不假借具体的神明身份就能够完成臣民的思想依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神”的存在，即便是皇帝，也只能借助“天子”之名。

这就为民间神明信仰和宗教势力的崛起留下了空间。

中国无国教，但因为宗教教义往往会劝人向善安守本分，这对治下具有一定好处，因此国家对神明和宗教基本都持包容态度：懂事就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且有的时候恰好碰上某个皇帝就好求神拜佛这一口，对某个宗教忍不住稍微扶持一把，这势头就起来了。

但纵观世界历史我们知道，神权势力一旦扩大，想要不闹事那是不可能的。

（宗教战争）

这便是神权与人权在诞生之初便不可调合的矛盾。

尽管神权在发展早期会对君权形成一定助力，但出于人对权力欲望的无止境，从统治助力到统治威胁，往往只是一瞬间。因此国外以神之名发动的战争不胜枚举，尽管中国并非宗教立国，但如果不是历史上几次大刹车，今日中国是否成为有神信仰的国度亦未可知。

所以，统治阶级自始至终对神明信仰的有效控制，也是中国迄今没能宗教化的重要原因所在。

细数中国统治阶级与神权的争斗，甚至在宗教气氛最浓厚的商朝都存在。

商代君主武乙，曾令人打造人偶和血袋，将其命名为“天神”，对其殴打射猎取笑，意在表明天神不过如此，这说明，即使在商代，当神权大到对君权产生威胁时，君权仍旧会把神权视为打击对象。

（道教诸神）

在神明信仰步入宗教化以后，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当属道教与佛教，然而这对难兄难弟在中国历史上除各自辉煌外，被清算的次数也不少。

道教起源于道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宗教，但由于道教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渊源，历史上打着道教旗号搞事的并不罕见，比如东汉末年以“太平道”名义起事的张角。这政治诉求都写脸上了，不镇压你镇压谁呢？

道教在历史上得到过很多皇帝喜爱，李商隐曾作诗“可怜夜半无虚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讽刺汉文帝不重视贾谊之才醉心于道家，唐代皇帝大多推崇道教，明朝的嘉靖帝尤其以信道闻名于世，

道教迄今未能成势，其一是始终有佛教分庭抗礼，其二便是清人入关后推崇佛教，对道教进行了一系列扼制。

而佛教被打压的情况就更多，最著名的便是历史上曾有过四次“灭佛运动”。在佛教鼎盛时期，中国史册都留有“独孤伽罗”这样极具佛教意味的名字，起起落落，大起之后伴大落，是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写照。

（佛教诸神）

可见，中国的统治传统实质上是无法容忍任意一种宗教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多喜欢的苗子，太高了就得拔，也出于佛道几千年来相互制衡，始终没能形成其它国教对本地文化进攻时的碾压局。

中国的神明信仰与统治，就这样在斗争中维持了一种动态和平。

进取与务实——华夏文明的精神底色

说到中国人不信神，往往会提到夸父追日，提到大禹治水。在早期人类文明的神话里，中国神话普遍呈现出的人的力量能够战胜自然、改变自然的思想，是截然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种极具进取和务实精神的史观。

或许就是自古传承的这股子不服输的犟劲，决定了中国人最终能够仅通过祖先信仰，就足够完成宗教里才能寻求的精神庇佑。

（中国神话女娲补天）

在文章一开始提到过，中国人对神的态度可看作是一种泛神论，无论神与人，皆离不开“天道”。

“道”以及“阴阳”的概念，是蕴含有一定唯物意识的宇宙哲学，它肯定了世界自有其运转规则，人所应该做的，是顺应这种规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常规意义上的“神”的概念都无法消化的问题，可见中国文化里，“道”的地位，要更在神之上，那么神便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知全能。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也在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下，有了本土化的改变。

这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传统里，人人不信神，却人人皆是神。

因为人的力量自始至终都是宇宙构成的一环。

当美德的光辉足以照耀整个时代的时候，后世的人便将他们尊为“神”，于是，治水的大禹和李冰成了神，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成了神，乐善好施的林默成了神，在这里，“神”不是高高在上俯瞰世人不可言说的存在，而是人民赋予英雄的勋章。而“神”的名号由人来决定，这亦是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

（民间武财神关公）

所以，中国人对神的感情，是在充分肯定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与世界达成的一种共识：我尊重你，肯定你，甚至可以成为你，但愿你能完成我的诉求。

在宗教职能被儒家分走大半的前提下，“有所求”才是中国人对神的普遍态度：我是求你办事的。

求雨求子求财求平安，用网上的戏言讲叫“中国人不养闲神”。骨子里还是期待事情能够得到解决的务实精神体现：若是不灵验可是要换神的，反正神仙多得很，大可以竞争上岗。只要有需求，原地封神也不是不可以，网上的锦鲤和种种好运、逢考必过神不都是这样来的吗？

但此时“神”这一词的意义，与众多宗教里的诸神，已远远不能并论了。

（中国神话大禹治水）

结语

时值正月，眼下正有一部电影《流浪地球2》在热映，这部由中国制作的科幻史诗，除了画面故事使人震撼外，其传达出的精神也是如此令人感慨：

中国不信神，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是拯救的神。当国外的故士期盼天降正义为自己扫除一起困境的时候，中国人就如数千年前面对滔天洪水时那般，如十阳裂空摧毁万物时那般，如巨山当道遮了前路时那般，会一次次做起大禹，后羿，愚公，不妥协不逃避，不解决问题绝不退缩。

不信神么？莫不是，神早已在身边了。

参考资料：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