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沧桑六十年：拜师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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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麟童、刘新阳编著）

与蒙师焦秀山先生于1964年合影

拜师学艺

在“大公房”的日子里，我深切地体会到戏班里说“有能耐吃蹦虾仁儿，没能耐吃虾米皮儿”的道理。特别是我看到被业主接来演戏的“角儿”们不仅在台上风光无限、众人喝彩，在生活中也是众星捧月、远接近送。作为同吃戏饭的演员，各方面的待遇差距都非常大，我既然因生计所迫进入了戏班，又怎能不渴望“角儿”那样的生活呢？更何况我那时才十二三岁，总不能跑一辈子龙套，过一辈子人下人的生活吧？我下决心要扭转自己的命运，于是我产生了拜师的想法。

当时在安庆舞台演出的有一位主演文武老生叫赵云鹏，他有三个妹妹，我本想托人介绍拜他为师。但早晨看见他的妹妹赵彩云练功时，赵云鹏用藤杆儿打得特别狠，把我吓坏了，我想亲兄妹尚如此毒打，更何况是我呢？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后我还想过拜宋明轩、宋竹亭弟兄二人。宋氏兄弟是山东人，说的山东话都不太清楚，年龄也很大。我曾随宋竹亭跟包到过阜新，他们对我也不太热情，更没有收我做徒弟的想法，于是我也放弃了和他们学戏的念头。

这时，安庆舞台的业主屈连文接来了一位在黑龙江“江北”唱海派的老生演员焦秀山。焦先生在北镇演出了许多海派戏，并且还能排像《乾隆下江南》这样的连台本戏，所以在安庆舞台唱得很红，深受北镇观众的欢迎。于是，我请人从中说和，想拜焦先生为师。谁知焦先生了解我的情况后，认为我年龄大、没有幼功，而且在戏班里可能会学得油滑了，不同意收我做徒弟。

此时，安庆舞台的业主屈连文打算让儿子屈宝臣拜焦先生做“家里教”（即青帮）的徒弟。焦先生是“家里教”二十三香头儿“悟”字辈。由于我和屈宝臣平时关系很好，于是我和屈宝臣商量能不能和他一起拜焦先生做“家里教”的徒弟，由于有屈氏父子的面子，焦先生终于同意收我做“在家里”的徒弟。有一天夜里，安庆舞台停了戏，县里“在家里”的头面人物都来了，就利用舞台摆起了“香堂”，在黄纸上写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印象中还有个“门外护法小爷”，有人介绍说这叫“小香堂”。然后就是磕头，用“家里教”的话说是“小香堂够不够三百六，大香堂三千六”，就这样，我与屈宝臣同拜焦秀山先生为“在家里”的师父，成了“家里教”二十四香头儿“学”字辈的同参弟兄。

新中国成立后，“家里教”作为非法帮会被取缔。这个帮会覆盖面很广，上自达官显贵，下至人力车夫，很多人都“在家里”。据说伪满时期东北的“家里教”成员就有三十万人之多，梨园界中的程永龙、周信芳、张春山、周少楼等等也都是“在家里”。因为拜了“家里教”的师父，遇事有了关照，也使我与焦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再加上“家里教”中素有“师徒如父子”的讲究，我向焦先生表示了我不想跑一辈子龙套，很想跟他学戏的愿望，最终，焦先生还是勉强同意了我拜师学戏的请求。但是收梨园界的“手把徒弟”可不像收“家里教”的徒弟，按规矩要写“生死文书”。这时焦老师问我，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家里还有母亲，老师说那得把你母亲找来画押，还要找一个保人。于是我找来了母亲，并经焦老师同意请叔叔李少庚做保人。母亲听叔叔读“生死文书”到“投河溺井，打死勿论”时，当时失声痛哭，因为那时我对母亲改嫁很有抵触情绪，所以我对母亲说，不用哭，就是被打死，我也认了！最终母亲含着泪水在“生死文书”上面了押。这样我从1944年开始做了焦老师的“手把徒弟”（区别于科班徒弟，由师父个人收徒，负责徒弟学艺期间的生活费用，但徒弟演戏的收入也归师父支配)。因为当时我年龄比较大了，并且也已掌握一些本领，所以学徒期限定为四年半，没有多写。当时师父一家人除师娘外，还有师父的父亲和一个师妹、一个师弟。师弟小名叫苍龙，学名叫焦仲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民医院院长。

焦老师是唱海派戏的，在佳木斯一带曾与麒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同班演出过。他非常崇拜麒派艺术，因此焦老师沿袭着周信芳先生“麒麟童”的艺名，为我取名“李麟童”，后来我娶妻生子，师父还为我的长子取名为“李学芳”，取“学周信芳”之意。尽管后来我没有成为一名麒派老生演员，我的长子也没有从事京剧职业，但从中可以看出师父对麒派艺

术怀有深厚的感情。

拜师后的第二年二月，我随师父一家离开了北镇县的安庆舞台。我们坐在一台大胶轮车上，由北镇县的北门出县城去往阜新演出，这是我在家乡生活十六年第一次作为学徒离开北镇。坐了一天的车，直到天黑才到了阜新的孙家湾。这时候，我已能演不少戏里的二路活了，更能陪师妹演些什么《八宝公主》里的狄青、《玉堂春》里的蓝袍、《盘丝洞》里的唐僧，还能演师父《追韩信》里的韩信。其间我还随师父到台安、盘山县演过一段野台子戏。那时的盘山县全都是盐碱地，我们吃的是河泡子里的水，用这样的水煮饭，饭熟了，掀开锅盖，米饭的上层都是虫子。拜焦秀山先生为师的时候，我已经十五周岁了。师父每天都有演出，也没有时间给我说戏。我只能自己练习压腿、拿顶、下腰、踢腿、跑圆场，每天起早出去喊嗓子，回来在舞台上练早功，和师妹打小快枪、大快枪、单刀枪、小五套等把子。此外，我每天还要伺候师父起床漱口、买菜，做饭、看孩子、洗衣服，腾出空来还要给师父誊抄剧本。一天日场、夜场两场戏，不管有没有我的活儿，都要给师父启行头，伺候师父化装，夜戏收场后还要服侍师父吃宵夜。师父睡下后，我再到舞台上跑正反四十圈的圆场，到了夜里十二点左右才能休息。次日，天没亮，又要起来去喊嗓。在五年多的学徒生活中，我一天只能睡四五个钟头的觉，对一个十几岁正长身体的少年来说，这种艰苦常人是无法想象的。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出徒为止，那时东北已经解放。

在跟师父学艺的几年中，记得有一次我扮好了戏在后台候场，由于过于疲劳和缺觉竟然坐着睡着了。该我上场时，催场的才在一个角落找到了我，我被唤醒后便匆匆上场。师父知道我险些误场大为恼火，拿着枪杆儿在下场门等着我，只待我下场就要在后台打我。也是我当时仗着年轻，记忆力好，虽然刚被叫醒就上了台，但在台上一个字也没错。等我进了后台，师父竟气得乐了，不无骄傲地骂了我两句，这才把手里的枪杆儿撂下。还有一次，那已经是随师父一家来到沈阳了，我陪着师妹演出《玉堂春》，师妹饰演苏三，我饰演蓝袍（臬司刘秉义），但是在苏三堂上唱流水时把前后段的词给唱“串”了，无奈我只得跟着她念唱串的词，不想下来以后师父认为是我在台上出了错了，不由分说拿起后台的笤帚就往我身上打。当时我很委屈，一个人哭着跑到工业区（现沈阳市皇姑区）的铁业剧场。原想回北镇老家，但我手中没有分文，买不起车票，无奈当了身上穿的一条衬裤，换来的钱也仅够吃一顿饭的。后来因为当天晚上在国民党东北行辕（在今天的和平区太原北街4号，现为沈阳铁路局)有演出，其中有我的活儿，师父找不到我，又派人四处寻找，最终在铁业剧场找到了我。我害怕回去还要挨师父的打，来人说，今天有演出不会再打你了，我这才赶忙跑回剧场，当晚我的活儿是在周仲博（东北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知名武生周少楼之弟)主演的《失·空·斩》里扮王平。晚上回来，师父果然未提起白天的事。这是我记忆中唯一挨师父打的一次。

师父从未从头到尾完整地教过我一出戏，我的学戏只是每天看师父的演出。有一天师父说明天你演《扫松下书》，我说：“师父，我还没会呢！”师父这才说：“看了这么些日子还没会呢，来我给你说说。”只有这种情况师父才能给我说戏，说是说戏，其实也就是给我简单地指点指点，之后理解不理解都要上，至于具体的唱、念、做、打，师父并没有具体地教过。就这样，我学会了《追韩信》《徐策跑城》《打严嵩》《扫松下书》《路遥知马力》《九更天》等“麒派”戏。

在拜师学艺过程中，有三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

第一件，是我还在北镇安庆舞台“跑龙套”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了五姑父，他姓王，家就住在老爷庙的西上坡，家中有钱，是个收藏家，我小时候还去过他家串门。多年不见，今天竟能在此相遇，我很亲切地叫他五站父，不料他竟然没理我，假装没听见没看见就走开了，这使我心里很难过。我当时想，我们家是落魄了，可我叫你一声姑父你就丢人了吗？我一定要混出个样子，绝不让你看不起我！这也是我立志上进的一个动力。

第二件，是拜焦先生为师后，一次师父在安庆舞台演《追韩信》，我很想在戏里演韩信，可当时后台的赵老板说什么也不叫我演，我想：好，你现在看不起我，将来我学到本事一定叫你见识见识。这件事也给我很大的触动。说来也巧，一年后，我随师父回到北镇演出，第一天就是我的《追韩信》，活儿派下来了，恰是这位赵老板的韩信，演出前他来找我对戏，我笑着对他说：“赵老板，您陪我师父都演过了，还用说吗？台上见吧！”因为当天我演的已不是韩信而是萧何了。

第三件，是后来我随师父一家在沈阳大舞台演出，原在东北军当军官的四哥光复后转业来到沈阳，在大舞台找到了我。虽然他从小也好听戏，但在得知我到戏班里唱戏后非常不满，认为票戏玩玩儿可以，靠唱戏吃饭则是下九流，低人一等，给家族丢脸。我说你们都走了，谁管我呀？为此，他还找到我师父，表示想把我带走。可是当时我还没有出徒，师父就提出要一笔我在学徒期间花费的钱。这时四哥已经转业，也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赎我，最终只能作罢。

这些事儿虽小，却一次次刺痛我年轻的神经，它使我感受到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并催我立志：一定要活出个人样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