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430年，王阳明和张学良均被贬至贵州修文——张学良读懂了王阳明

◎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前王阳明与诸弟子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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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修文县，位于省城贵阳西北约40公里处，有“王学圣地”之称，这里所说的“王学”，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也就是大家习惯上所说的“阳明学”。公元1506年，时任明朝兵部主事、35岁的王阳明卷入到了一场政治斗争之中，得罪了当时权势熏天的大太监刘瑾，于1508年初春被贬至贵州龙场驿做驿丞，龙场就是现在修文县城关镇的所在地。王阳明在龙场呆了三年时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龙场悟道”的故事，也就是他创立“心学”、成为圣人的开端。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这里建立了他的纪念地，至今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阳明园”。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大约在430年之后，修文县又迎来了一位著名的被贬斥之人，更确切的说，是一位被囚禁之人——张学良将军。众所周知，这位将军胆大包天，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当时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后，张将军被蒋介石囚禁，先后辗转数地，于1938年底、1939年初被转押到修文县王阳明悟道的阳明洞。有意思的是，王阳明和张学良，他们到达龙场的时候，都是37岁，又都刚好呆了三年。蒋介石，这位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在张学良居所对面的岩石上，亲手书写了王阳明的警句“知行合一”几个大字，意思是要张学良在圣人面前好好反思自己的过错。蒋介石的这个举动，给历史带来了诸多悬念：他为什么要选择王阳明作为张学良反省的模板？王阳明又悟出了什么道，让蒋介石如此心仪？在王阳明悟道的地方，张学良悟出了什么？王阳明和张学良，这两位在龙场有着命运交集的人，各自后来的命运和他们在这里的心灵选择到底有着多大的关系？

◎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纪念馆 又名西园，主要是一些关于张学良将军一生的资料介绍，内部还设有一个茶馆，供游人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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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阳明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没落后，竟又成了一门热门的学问，近代中国的很多著名人物都受到过阳明学的影响，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蒋介石等，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一度对阳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阳明学及王阳明一生的事功来看，其本质是维护封建王道的，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那么，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维新人士和革命家的青睐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那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时代风云交会之际，各种思想泛滥，各色人等纷纷寻找精神资源，不但从国外取经，也从中国的传统里寻觅。曾经是显学，并且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阳明学重新被提溜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阳明学的主要著作《传习录》为语录体，很短小，也很通俗，里面多有警句，许多人往往将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剥离开，以激励自己或作为主张宣扬。比如宋教仁，就对王阳明的立志之说非常佩服，又吸取阳明学“致良知”、“躬践履”、“即知即行”之旨，投身革命运动；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其名字中的“行知”二字，就是来自“知行合一”，他借此勉励自己要努力实践；比如“吾性自足”，就被用来强调人的精神和意志的伟大；再比如“人人皆可为圣人”，从学说的性质上来讲，满足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自命为“拯救者”、“圣贤”的人物自我心理确认的需要。

第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当时很多鼓吹阳明学的人，大多有在近邻日本留学或者生活的经历，那个时候，正在崛起的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在学习研究的过程当中，他们居然发现，日本的崛起和阳明学有关系，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发现，让他们欣喜。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到了日本之后，才接触到阳明学的，比如宋教仁便是。蒋介石说的更为透彻，在谈到他留学日本的感受时他说：“要知道日本之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而是得力于中国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

阳明学是怎样和日本搭上关系的呢？王阳明生前曾与一个名叫了庵的日本和尚有过交往，时间是正德八年，王阳明与带领日本一个贸易团出使中国的了庵禅师在宁波结识，两人还在一起讨论了佛学，这一年王阳明42岁，早已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同样在这一年，了庵准备回国，王阳明写了一篇《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的文章为之送行，至于了庵是否这时候把阳明学传入日本，现在没有史料证明。阳明学传入日本有史可考的时间应该在他去世80多年后，其代表作《传习录》在1602年传入日本，但一直到1650年才在日本出版。幕府时期，朱子之学是日本的官学，阳明学传入后，通过中江藤树、佐藤一斋、大盐中斋的先后传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很多重要人物都研究过阳明学，他们十分看重阳明学中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强调实践的说法，要求以实际行动变革社会。因此有很多人认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日本迅速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主要还是他们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由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但日本人中有很多人服膺王阳明，却是事实，比如曾经打败北洋水师和俄国海军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就说他说一生唯服王阳明。上个世纪初的许多中国仁人志士看到曾经打败过自己国家的人都这么佩服王阳明，于是也就开始研究起了阳明学，等同于把自己老祖宗的宝贝从别人手里又拿了回来。

不过，在近代中国，如果要说真正让阳明学对现实和历史产生过实际影响的人，当推孙中山和蒋介石。

◎贵州 修文县阳明洞王阳明铜像，由日本某财团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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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孙中山不是王阳明及其学说的拥护者，他没有谈过太多什么阳明学，而只是借中国哲学中“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先进的思想主张。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件事要诸君留心的，是本总理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在《建国方略》里，孙中山甚至把“知难行易”的问题提到了建国方略的首位，称之为“心理建设”，又称“孙文学说”，作为“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先导。

把孙中山的话拿到今天来看，我们发现，他仍然是最为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因为他看到了近现代中国最为深刻的一个问题。在孙中山这里，“知与行”已经不再是中国哲学里的道德范畴的概念，“知”不再是对道德原则的认识，而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行”是在认识指导下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他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有了正确、科学的思维方式再去实践，就简单得多了；反之，如果没有正确、科学的思维方式，那么怎么去做事情都没有什么用。接着，他在政治、经济、实务、科学等各个方面举例加以了说明。他举盖房子为例说，动手去盖房子是容易的，但要想建好一座房子，就必须先懂得经济学、物理学、美术学、卫生学和社会心理学等，而这些知识的获得，需要付出多年的时间和脑力劳动，是很难的；又举电学为例，说世界上用电的人很多，但懂得电的原理的人却很少，因而，最难能可贵的是研究无线电知识的人，此方面的学识一懂，那么进行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等等。孙中山的“知”与“行”，已不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道德范畴，而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范畴。

也就是从孙中山开始，让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哲学家唠叨了几千年也没有说出新名堂的知行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阐释，因而拥有了全新的价值。他之所以能提出“知难行易”，固然与他周游考察了全世界有关，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他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本人就是“知难行易”的实践者和最好的说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并没有从根本上唤醒国人，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各行各业中，我们依旧只是按照固有的老思维方式在做事情，依旧缺乏真正的探求科学的精神，比如现在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如何造出一辆汽车了，用某位企业家的话来说“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么”，但我们却永远不懂怎样去创造，也从根本上没有想去创造，永远不去想为什么洋人能创造出汽车，而我们却不能，只能做人家的徒弟，学一点制造加工的手艺。因而，在今日之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还是改造人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具有创造现代科学的思维能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我们的民族，才能独立的、有尊严的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反之，我们则依旧会落入落后挨打之中，依旧会是别人眼中的“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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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实际上，他的真正的精神导师是王阳明。据蒋介石本人讲，他在18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王阳明的书，比如《传习录》什么的，以后几十年中，更是读了又读，他不但自己读，而且还要求长子蒋经国精读，在他的影响下，蒋经国也成了王阳明的崇拜者，1945年他曾对部下说：“我们要做总裁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后来到了台湾，蒋介石还把自己经常去度假的草山更名为阳明山。

从蒋介石在1932年提出的“力行”哲学，可以更为清楚的看出王阳明对他的影响。所谓“力行哲学“，又称为”行的哲学”， 他解释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哲学就是唯一的人生哲学。”与此同时，他将力行哲学的目标界定为实现“良知”，认为“行”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在他看来，“我们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都可以消除净尽，这就是致良知”。从此看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完全就是王阳明学说的翻版。由此，蒋介石将“知与行”的问题又重新拉回到了道德层面，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全新的阐释。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服膺王阳明，除了上文提到的他认为日本的强大是阳明学驱动的之外，还由于和王阳明一样，蒋介石也是一个执拗的人，两人在性格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更何况王阳明又是其乡贤。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真正读懂了王阳明，看到了阳明学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可以利用其来加强思想统治，他也有条件这么来做。他提出“力行哲学“的1932年，虽然针对各地方实力军阀的军事讨伐已经告一段落，但仍然面临着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处境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精神和统治力量却已趋于涣散，腐败、堕落现象滋生，不思进取心理日渐强盛，对此，蒋介石深感忧心，提出“力行哲学”，希望与大家一起力行，以达到“振奋国民党的精神，整肃统治集团的力量，统一全体国民人心”的目的。他甚至把这些当作第一要务，因为他的导师王阳明早就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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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的话题终于又可以回到王阳明与张学良、蒋介石的身上了，我们也终于可以这么说，蒋介石要张学良读王阳明的书，实际上就是要张学良听他蒋介石的心声，他在阳明洞的石壁上写下“知行合一”几个大字，细细体味，似乎还含有几分负气的意思，用最直接的话说便是：你张学良是知行不合一的，而我蒋某人是知行合一的，所以你要好好反省反省，努力做到知行合一。那么，在这没头没尾，看起来类似于“天知你知我知”的暗语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贵州修文县 王阳明祠外的石壁上蒋介石手书 “知行合一”

张学良晚年的时候，曾这样评价过蒋介石和自己的父亲张作霖：我父有大略无雄才，蒋先生有雄才无大略。他认为父亲张作霖有包容天下各路英雄的胸襟，但却没有治理国家，使其发展的能力，而蒋介石虽有治国的能力，但却没有包容天下英雄的胸襟。在蒋介石与其他军阀的战争中间，他之所以选择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国家统一，就是因为他认可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和国家发展思想，他希望蒋介石好好治理国家，实现这个理想，这是他和蒋介石达成的一种默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两人也确实配合得不错，关系较融洽。但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本人的进攻，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让，反而把主要兵力投向剿灭共产党方面。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认为这是蒋介石胸襟不够开阔，不能容纳共产党所致。同时，他也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背离了蒋本人一贯鼓吹的治理国家的理想，所以张学良毅然与杨虎城联手，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破坏了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合作，不但没有替自己剿灭红军，完成真正的统一，反倒还扣押了自己，违背了张学良对自己治国理念的认同，在知行上是不合一的，所以，他才会为张学良写下“知行合一”几个大字，既是提醒，又是指责。

张学良接受这种指责了吗？从表面上看，他的确是开始读王阳明了，他那时就住在阳明祠正殿旁的厢房之中，相同的环境、相同冰冷的心境，他当然要读王阳明，同时也读《明儒学案》，读《明史》。谁也不曾想，研究《明史》，竟成了张学良后来一生的一大爱好。但是，他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指责，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原本就是知行合一的，过去和蒋介石站在同一战线是知行合一，后来扣押蒋介石，也是知行合一，反倒是蒋介石知行不合一，明明有治国的能力却不好好治国，对内内战不已，对日本的侵略消极抵抗，发起兵谏，恰恰是为了帮蒋介石实现知行合一。

两个都自认为是知行合一的人，却对这四个字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世界上的争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互相不理解而造成的？当张学良每天走出房门，面对石壁上蒋介石的手书，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一种感慨啊！

读王阳明，张学良还读到了什么？对王阳明书中讲的那些道理，比如“心外无物，心外无言”，他不太感兴趣，甚至有点不以为然。很早以前他就说过：“儒家的思想落伍，是做官的哲学，我不喜欢。”现在他依然如此，他已经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到旧思想里面去呢？

但张学良读懂了王阳明这个人！他钦佩王阳明早年敢于上书指出皇帝的过错，敢于“犯上”的勇气，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干的；他欣赏王阳明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从送蒋介石到南京开始，他就已经知晓自己的命运，他以个人的荣辱沉浮为代价，换回了民族大义和军人的职业尊严；王阳明临死前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张学良晚年也说“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最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和王阳明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虽然自龙场之后，他们的选择使得个人的命运是那么不一样，王阳明的选择使他后半生平步青云，张学良的选择使他后半生的大部分生涯依然处于监禁状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都做到了同一点：坚持自我、坚守个人优秀的生命品质、忠实于内心的召唤，对做过的事情无怨无悔，有一种死不回头的决绝。他们本就是生而知之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学良读不读王阳明，都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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