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唐绍仪被劈砍而亡，凶手成谜，48年后沈醉道歉：他被错杀

1938年9月30日上午，上海法租界唐公馆内几名男子一边喊着：“老太爷，请不必送了！”一边行色匆匆地登上一辆一直未熄火的汽车，急驶出唐公馆。

佣人进入客厅，却发现主人唐绍仪倒在血泊中，双腿抽搐，左额上竟嵌有一把斧头。佣人吓得大喊：“抓强盗。”门口的警卫循声赶来才知道家里发生了大事，等他们再追出去，汽车已经不见踪影。

家人急忙把唐绍仪送去医院，但他还是因为伤重不治而亡。消息传出，震惊中外。因为唐绍仪的身份并不简单，他是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一生经历颇为传奇。但由于始终没有抓获凶手，该案却成了一桩谜案，外界众说纷纭。

到底是谁，基于怎样的动机要杀唐绍仪呢？在了解原因之前，我们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唐绍仪的传奇一生。

唐绍仪

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是广东中山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清政府官费留学名额，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受美国社会影响很大，对共和制极为推崇。

回国后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4年后清政府派袁世凯管理朝鲜事务，使得两人有了交集。唐绍仪办事干练，思维新颖，受到袁世凯器重，并在其推荐下步步高升。

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因出卖维新派获得慈禧太后宠信。几乎同时，唐绍仪被调回国内升任天津海关道。因治理有方，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税银，后来被擢升为外务部右侍郎、署邮传部尚书等职，享一品顶戴。

唐绍仪是个谈判高手，为清政府的外交做出过很大贡献。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竟撇开中央政府与拉萨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此举自然遭到清政府反对。

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赴加尔各答与英国代表谈判，他以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此后英国又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同样是唐绍仪出面。

由于摸透了英国的底牌，唐绍仪以强硬的态度表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出示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地图。

最终，英国废除了《拉萨条约》，重新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这个条约虽然也是不平等条约，但却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利用镇压革命党的机会逐渐获得军政大权，他出于个人利益主张与南方谈判，并派唐绍仪为谈判代表。

唐绍仪向往共和制，对袁世凯影响极大，最终促成了南北和解，使袁世凯坐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由于唐绍仪在外交和政务方面有出色的才能，他也毫无疑议地被任命为首任内阁国务总理。

幼年唐绍仪（右）出国留学时照片

但唐绍仪只当了4个月总理便与老搭档袁世凯闹翻。他执掌政府时极富民主色彩，许多事情倾向同盟会，这自然遭到袁世凯的猜忌和排斥。袁世凯的独断专行，使唐绍仪难以施展抱负，最终辞职离任。

后来袁世凯复辟，唐绍仪毅然与其决裂，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便作古，当他死后北洋军阀轮番上任总统，并未打算恢复《临时约法》。

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发动了护法运动，第二次南北战争爆发。此时唐绍仪追随孙中山出任财政总长，后来他还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与北洋政府谈判。但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唐绍仪从此寓居上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这只是虚职难以施展抱负。唐绍仪了解到自己的老家中山县因民情复杂，县长人选往往不愿上任，他便主动请缨当任中山县县长。

从内阁总理到一个小小的县长，可谓断崖式降级，但唐绍仪却甘之如饴，大小事情均亲力亲为，使中山县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善。解放后，毛主席还几次将唐绍仪作为例子，教育干部们要“能上能下”。

由于国民党内复杂的矛盾，唐绍仪受到广东实力派人物陈济棠的排挤，不得不辞去县长职务，再次寓居上海法租界不问政事。

被日本人选中置身是非之中

抗战爆发后，日军遭到中国军民顽强的抵抗，为了摆脱困境，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以华制华”的方针，即在华扶持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伪政权。这项工作由长期在中国工作，有“中国通”之称的土肥原贤二负责。

经过一番挑选，日军最终选定了吴佩孚和唐绍仪，妄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南唐北吴”的政治局面。以吴佩孚领导军事，唐绍仪执政，对抗重庆政府。

吴佩孚曾是雄霸一方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其在军界的影响力自不必说。日本人看中唐绍仪，主要是他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政要有不错的关系，在国际影响力很大。而且他执政经验丰富，在国内也有很高的威望，绝非殷汝耕这样的汉奸所能比拟。

为此，日军曾多次派人与唐绍仪接触。实际上，唐绍仪是有亲日思想的。他对日本的崛起非常感兴趣，受到泛亚主义思想影响，直到抗战爆发前仍然坚持“中日团结对抗欧洲”的观点。

但投敌卖国毕竟是一件有损名声的大事，唐绍仪的态度相当暧昧：一方面与日本人保持接触，一方面又有所顾虑，推说自己“年事已高，无意再搞政治”未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极力争取他。老蒋曾派人带口信给唐绍仪，后来又亲自写信，劝唐绍仪尽快离开上海赴重庆，并表示要聘其为“高等顾问”。

土肥原贤二

但唐绍仪与老蒋关系并不好。1931年老蒋软禁政敌胡汉民，导致反对派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其对抗，而唐绍仪在此时加入广州政府，参与反蒋活动。所以，老蒋既不喜欢唐绍仪更不会信任他。

对此唐绍仪心知肚明，对于老蒋的邀请，他使出了拖字诀，表示处理完家事就离开上海，但却始终没有动静。此外，广州各界也致电唐绍仪劝其“脱离上海恶势力范围”，也被拒绝。

唐绍仪不愿离开上海，但军统得到情报日本人极力拉拢唐绍仪但遭其拒绝。老蒋退而求其次，先稳住唐绍仪，利用其观望心理，使其成为缓冲，延缓日本人成立伪政府的时间。这也将唐绍仪陷入了极为复杂的境地之中。

唐绍仪不愿离开上海也对抗战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一、上海沦陷后，许多有影响力的名人，比如蔡元培、杜月笙等都抛弃安逸的生活相继离开。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上海已成为是非之地。唐绍仪虽然没发表过亲日言论，但他坚持留在上海，难免遭到外界质疑，这种行为也对抗战决心和信心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其二、唐绍仪过去的一些下属和来往密切的亲友中不少人通敌，他们不仅与唐绍仪往来密切，有的人还打着唐绍仪的旗帜活动。比如唐绍仪的旧属温宗尧便担任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立法院长。唐绍仪与他们的往来，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其三、唐绍仪在抗日的重要原则上态度并不明朗，他既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但又不公开表态支持抗日。这种模糊的态度招致上海市民的反感，他们曾掀起过抗议活动，寄抗议信给唐绍仪，警告道：

如默而不言，虽不参加伪组织，间接亦有利于敌人，如进一步竟不顾民意，受群小包围，贸然出任，则我们上海三百万市民，唯有根据国家法令，予先生以群众制裁。

日本人向将他推入民族罪人之深渊，国人又对他渐渐失去信任，这必然导致灾难性结局。

唐绍仪与孙中山

在家中被暗杀

随着战局的演变，要稳住唐绍仪似乎越来越难。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后分兵数路向武汉进攻，如果武汉失守，则意味着日军控制中国半壁江山。

此时日军对中国的策略也有所调整：一方面力图逼迫坚持抗日的老蒋下野，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另一方面积极引诱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亲日分子。

唐绍仪在与日方的关系上越陷越深。土肥原贤二使出诡计，他认为既然暂时不能说服唐绍仪出山担任伪职，可以先争取他发表一个所谓的“和平宣言”，一步一步将其拉下水。

1938年9月，土肥原贤二亲自登门与唐绍仪进行了两次密谈。战后据参与对唐绍仪工作的日军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回忆：两次密谈主要是争取唐绍仪起草《和平救国宣言》，还提出让其“出任新政府首脑”等。

但唐绍仪如何表态，外界无法得知。在两人密谈的同时，上海军统得到情报“唐绍仪即将发表和平救国宣言”的消息。此时老蒋的处境变得极为尴尬，战场上节节败退已经让他声誉扫地，日军再扶持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很可能造成他再次下野。

老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军统暗杀唐绍仪。事实上，他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此举只是为防“万一”。

军统特务早已，暗杀一事被交给上海区行动总队长赵理君具体负责。此人毕业于黄埔五期，曾成功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人，被称为“追命太岁”。

要刺杀唐绍仪并非易事，唐居住于法租界内，门口有几名安南巡捕守卫，进入唐家的陌生人需想经过搜查。另外唐绍仪还雇佣白俄保镖，日夜在庭院中警卫。宅子中还有仆人时刻站在唐身边。

军统中有一位叫谢志磐的情报员，与唐绍仪有亲戚关系，经常出入唐家，对唐家情况非常熟悉，唐绍仪要起草《和平救国宣言》的情报就是他传出来的。

暗杀人员

军统曾制定了多个方案，但最后都因实施难度太大被推翻。赵理君无意间从谢志磐口中得知唐绍仪喜欢古董，常与上海古董商有往来，便想出了一条妙计。

由谢志磐出面告知唐绍仪有一古董商愿廉价出售股东，并与其约定日期，带货上门。当时兵荒马乱，很多人搬离上海，贵重物品不便携带只能低价处理。所以这并未引起唐绍仪怀疑。

1938年9月30日，赵理君亲自扮成古董商，携带专门搞绑架暗杀的李阿大，由军统特务开车，谢志磐做向导，前往唐绍仪家。

他们事先将一把小钢斧藏在一个仿制的古董花瓶中，到唐宅门口谢志磐下车与门卫交涉，说明是应邀来送古董的。由于谢志磐经常出入唐家与门卫面熟，故未被严查。

车进院子调好头后并未熄火，佣人将赵理君等人领进一间大客厅里，便去通报唐绍仪。赵理君趁这个空档将客厅香烟盘上放着的四盒火柴都装进了自己口袋里。

唐绍仪进入客厅后叫佣人给客人敬烟，却找不到火柴，便让佣人去取火柴。唐绍仪的住宅很大，火柴存放在厨房附近的储物室，佣人去了一时半会也回不来。

这时赵理君便让唐绍仪看古董，同时给李阿大递了一个眼神。李阿大暗杀经验丰富，接到行动指令面不改色，趁唐绍仪低头看古董时，从花瓶内取得小钢斧，对着其头部一斧劈下去。

唐绍仪连呼救声都来不及发出便倒在地上，几名军统车务一边假装向唐绍仪告别，一边快速离开唐宅，撤往重庆。当天唐绍仪因伤重不治身亡。

老蒋要杀唐绍仪，既有维护个人统治一面，也有维系抗战大局的考虑。但他并未掌握唐绍仪投敌叛国的充足证据，只能向以往对付进步人士一样，在不便出面的情况下，让特务以非正常手段将唐绍仪处死。

尾声：

根据唐家人提供的线索，租界巡捕很快就找到谢志磐的住处，但那里早已人去楼空。租界虽然知道谢志磐的身份，却没有更充足的证据，只能悬赏三千元缉凶，最终不了了之。于是唐绍仪被杀一案便产生了各种说法：

日本方面宣称唐绍仪是被重庆分子和蓝衣社的特务所杀。

重庆则宣称是唐绍仪不肯接受日本人的邀请去当汉奸，遭到日方忌恨而被杀。

为了掩饰，老蒋还给唐绍仪家属发去唁电。国民政府颁布了《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给5000元治丧费，还下令将唐的生平事迹“宣付国史”。俨然将其当成烈士对待。

这样一来唐绍仪的死因就变得扑朔迷离，而且唐绍仪的晚节问题也成悬案，外界众说纷纭。

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解密，史学界对唐绍仪的研究越来越深入。1986年，广东方面与暨南大学联合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举办“唐绍仪史料研讨会”。

受邀人员中便有前军统少将沈醉，他虽然未直接参与暗杀，但暗杀唐绍仪是非常成功的案例，被军统内部编成教材推广，沈醉因编写教材对该案的来龙去脉了解很深。

过去沈醉站在军统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唐绍仪是汉奸该杀。随着时代的发展，沈醉更新了自己的观点，也为自己此前发表的过的一些观点表达了歉意。他在会议上提了三点意见：

晚年沈醉（左）

第一、唐绍仪并没有发表投降言论，也未担任过任何伪职，单凭其与日本人接触将其定性为汉奸，显然证据不足。

第二、如果唐绍仪是汉奸，国民党应该撤销其职务并开除党籍，但国民党不仅没这样做，还在其死后发了褒扬令。

第三、如果当时没有确定唐绍仪汉奸身份是因为保密方面的原因，但目前国民党当局也没有任何一个高层出来将唐绍仪定位汉奸。

当初军统暗杀唐绍仪是为了防止“万一”，但在今天看来确实是错杀。史学界不应从军统的视角来看唐绍仪，应该客观评价其一生。这一观点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