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寒近影 □记者 倪黎祥 摄
□苏报记者 王敏悦
2022年12月15日,萧寒执导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姊妹篇《我在苏州学非遗》官宣开机。许多人翘首以盼:这个能把冷门打造成“爆款”的知名纪录片导演,是否能将苏州大地的宝藏非遗推得更广更远?他又将如何从苏州城的非遗宝库中撷取精粹,编写出光影的诗篇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与萧寒展开了对谈。
顺着运河“流”向苏州,拍一部“爆款”纪录片的姊妹篇
苏州日报:去年年底,《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姊妹篇《我在苏州学非遗》正式开机。这部苏州非遗题材的纪录片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创作阶段?
萧寒:《我在苏州学非遗》已经正式开机拍摄一段时间了,在此之前,我们做了3个多月的调研,再加上前期的筹备,统共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们最终拍摄的素材成片比是非常低的,基本每部片子都在100∶1左右,也就是说,100小时的素材能剪出一小时的正片内容。这是我们一贯的创作方式,我也希望能为拍摄到的素材找到最合适的呈现方式。目前,我们的拍摄工作还处在前半程,需要更多的适应和摸索。
苏州日报:距离《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已经过去了6年时间。6年过后,你为什么会把镜头对准苏州,对准苏州的非遗呢?
萧寒:这个选题其实是苏州方面提出来的。去年2月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高兴,因为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选题。
过去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非遗,从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2018年的《一百年很长吗》,包括我前两年拍的城市纪实探索综艺《奇妙之城》,中间都有若干对非遗的探索和记录,比如《奇妙之城》的西安篇,我们找到了为秦腔制作盔头的手艺人霍耀武,向观众讲述了这门手艺背后的故事。这样看来,非遗这个选题好像贯穿了我的创作生涯,所以这次拍摄《我在苏州学非遗》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且,我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一个情况:紫禁城里的许多文物其实是苏州工匠做的,包括许多的缂丝、漆器、红木家具等。当时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苏州手艺人的耐心,愿意花非常大的力气去完成一件极尽精巧的作品。
同时,苏州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我喜欢苏州人的生活方式,看似慢悠悠的,其实每个细节当中都能感觉到苏州人在用心生活,用心制造生活的情趣。这是非常打动我的。
苏州日报:这段时间在苏州的拍摄,是否对苏州有了更深的认识呢?怎么理解苏州的“江南文化”?
萧寒:我好像越来越喜欢苏州了。过去二三十年间,我来过苏州很多次。因为我是在杭州读的大学,那时候就常常坐着船,由京杭大运河走水路来苏州,有时候是来看园林,有时候是来写生,有时候就是单纯为了吃碗苏式面……每次的感受都很好。
和杭州相比,苏州更像是生活本身。苏州的“江南文化”,在于柴米油盐的日常,所以,“学非遗”这个题目,也只有在苏州才最为合适、最贴切。
苏州日报:你会在《我在苏州学非遗》中怎样去展现苏州的这种生活之美呢?
萧寒:讲人物的故事,讲生活的故事。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风格——用人物的故事来带出非遗,带出手艺,带出大家所向往的那种独属于苏州的生活方式。
我们每次的拍摄,都会涉及很多人物,只是可能每个人物在成片中的分量各有不同。拍摄完毕所有的素材之后,我们会根据已有的素材重新构建故事。这种创作方式,并非文本先行,而是基于大量田野调查所做的、扎扎实实的拍摄,拍摄过程中往往会充满了惊喜,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故事发生。
苏州日报:这部纪录片预计会在什么时候结束拍摄?
萧寒:按照初步计划,会拍摄到清明。如果顺利的话,这部纪录片的整个制作周期就跨过了夏天、秋天、冬天和春天,我们团队也正好能完整地感受到苏州四季轮替的美。
让年轻与古老相遇,钩沉苏州千年的“非遗基因”
苏州日报:《我在苏州学非遗》将会选取哪些苏州的非遗来拍摄呢?
萧寒:这次拍摄《我在苏州学非遗》,我们还是想边拍边寻找有意思的故事,所以不会事先框定要拍摄的非遗种类。当然,一些重要的非遗项目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绕开的,比如昆曲。
昆曲是中国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因此我们想认认真真地去探寻——在苏州的土壤里为什么会生长出这样一种绝美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为什么能够传承延续600年之久?今天为什么会有许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昆曲?这些问题背后,一定包含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的是,昆曲元素一定会在整部纪录片中占据比较大的分量。
苏州日报:《我在苏州学非遗》邀请到了青年演员陈飞宇加入,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希望他为纪录片带来一些什么?
萧寒:我希望陈飞宇能带来一种年轻人的视角。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影响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如果你能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中,把你认为有价值的文化传递给他们,并且影响到他们,那其实,你就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很棒。所以我也很希望通过年轻艺人的加入,带动一部分年轻人对非遗、对苏州的生活方式感兴趣。
合作过程中,我们和陈飞宇团队的沟通非常顺畅。演员本人也非常喜欢“苏州非遗”这个选题,认为这是一个“神仙选题”。这也让我看到了,当代的年轻人其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当强烈的兴趣和认同感。当然这还不够,我希望他们能够更深入地去触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所以《我在苏州学非遗》应该去提供这样一种更深入触碰的途径,至少提供一次有益的尝试。
苏州日报:陈飞宇在这部纪录片中会担任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萧寒:他承担的是一个体验者的角色。我希望他能够以年轻人的视角,去体验和感知非遗,感知苏州,感知苏州人充满江南特色的生活方式,让他在探索的过程中与古老而美好的生活方式,与老手艺人相遇,并且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个人的表达。可以说,《我在苏州学非遗》是一颗年轻的、热情的、充满感知力的心灵,与苏州城中那些古老的、传统的、美好的事物相碰撞而产生的故事。同时,陈飞宇的加入,也起到了点题的作用,“我在苏州学非遗”,“学”字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飞宇目前还没有进组,但我们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了。他也开始做一些关于苏州非遗的准备了。
苏州日报:你怎样看待中国的非遗及其现在所处的环境?
萧寒:国家现在非常重视非遗,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助力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但具体到每一种非遗,每一个相关的手艺人,当中一定也是有遗憾的。
从我开始接触非遗类的选题开始,迄今为止大概有10年时间,这10年间有许多老手艺人过世了,包括《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面的一些文物修复师。还有一点就是,非遗传承这件事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遗项目与现代生活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紧密度差一些的,或者说,在生活中应用得少的非遗项目,往往很难传承下来,甚至会面临消亡,因为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缺少应用的场景和使用的人群。非遗产品有人购买和使用,手艺人才能够存活下去。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纪录片拍摄者,一个热爱非遗的人,我一方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唏嘘,另一方面,我也很庆幸用影像留下了一些东西,可能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看到。影像的价值非常重要,一些今天失传的非遗物件也许会在未来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但参观的人未必能真的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这样的时候,我们拍摄的影像就能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在过去是如何生动地存在过。
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是幸运的,能在日常的工作中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种活法。同样的,我也希望能让观众看到更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活法,让他们的生命空间变得更博大、更宽阔。
苏州日报:今天的生活中,非遗越来越多地和“新国潮”联系在一起,你认为影像这种相对时髦的记录方式,是否也为非遗提供了“新国潮”式的传承语境呢?
萧寒:我觉得影像是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但其中也有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新国潮”概念中的“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让非遗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应用价值,但有些时候,这种“新”几乎是一种改头换面了,新到完全成了另一种东西,另外一回事儿——当然我并不反对这样的改头换面,手艺本身也是在不断演变的,但我仍然觉得当下年轻人要真正爱上非遗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年轻人会被一个碎片、一个瞬间所触动,但往往这个碎片、瞬间不是事情的本质和内核。很多影像创作者都在往“新国潮”的方向努力和尝试,产出的内容良莠不齐,有些仅仅把“新国潮”作为一个噱头;有些则耗费了特别多的精力去做,但收效甚微;有些可能因为某种机缘做出了“爆款”,但“爆款”的可持续性也说不准……就我个人而言,相关的影像创作如果真的能让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产生兴趣,让他们愿意去触碰、了解,并且更深入地尝试,才应该是更好的。这种影响并不是一种瞬时的风潮和时尚,而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短视频“大爆炸”的时代,用纪录片与观众“温柔共振”
苏州日报:在通常意义上,纪录片其实是偏向于小众的,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些年你执导的包括《我在故宫修文物》《喜马拉雅天梯》等,都收获了大量的观众和不俗的口碑。
萧寒:和商业大片相比,我的这些纪录片依然是小众的,它们只是在同类型的纪录片中收获了更高的关注度。作为纪录片导演,我是很幸运的。我也很受宠若惊,尤其这些片子能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让他们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纪录片。同时,我也会觉得纪录片在院线上映,给观众多了一种选择。人生嘛,更重要的是去看到更多,了解世界的多元性,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生活。这些人也许未必会和我们产生交集,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打动我们。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和意义。
苏州日报:你的这些纪录片为什么能够“出圈”,能够让许多观众共情呢?
萧寒:这是我在许多次媒体采访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我确实没办法总结出一种所谓“出圈”的经验。我所做的,仅仅是认认真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努力地把那些强烈地触动到我的内容表达出来,试图触动更多的人。如果非要提炼某些我所具备的特质,也许就是我内心的情感比较丰沛,在某些点上比一般人更能抓住情感的冲击吧。
苏州日报:所以这种程度的“出圈”其实纯属偶然吗?
萧寒:我觉得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有趣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做的这些片子,每一部都有相当的关注度和传播力,在视频网站的观看量也通常能达到几百万、几千万……你要说每一部都是偶然吗?那也未必,只是真的很难去总结。只能说,这样的结果确实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苏州日报:随着“抖音”等短视频网站的崛起,影像的创作和传播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始终坚持长篇影像创作的人,你怎样看待这一变化?这种变化会给你带来某种冲击吗?
萧寒:我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用影像讲故事的时代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是,短视频越来越火热,好像每个人都试图以影像为手段去表达自我、传播资讯。对于影像创作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同时也存在着情感被解构、信息过度碎片化等隐忧。反过来讲,这些隐忧也是我一直坚持拍摄长篇纪录片的原因。当然我也愿意接受短视频这种创作的形式。我也开设了“抖音”号,拍了一些短视频,并且收到了很好的反馈——在“抖音”上,我一条短视频的播放量最多能达到千万级。我愿意去触碰和探究这些新兴的、流行的东西,但我认为长视频的创作不会被短视频所替代,因为包括电影在内的长篇影像,有独属于它的意义和价值。
苏州日报:在“抖音”之前,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也因为“弹幕”这一有趣的实时交流评论功能深受年轻人喜爱。据我所知,你的纪录片在B站拥有相当多的年轻“粉丝”。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呢?
萧寒:最早我的片子上线B站时,我就对弹幕感到很好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会热衷于所谓的“弹幕文化”,于是我就去看他们发的弹幕,发现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弹幕其实是对原作品的一种解构和二度创作,是从原作品中衍生出来的新的趣味。我还挺愿意接纳这些新东西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还是更喜欢传统的、原有的那种影像创作和表达方式。这是我内心里面最根本的坚持。归根结底,我是内容生产者,所以我其实不太关注输出端的事情,因为内容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平台畅通的时代,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获取视频内容,最终还是内容为王。
人物介绍
萧寒,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开始纪录片创作,2015年执导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获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力奖”。2016年联合执导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获2016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同年执导大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2018年,萧寒导演执导的《一百年很长吗》电影版上映,并入围2019年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9年5月8日,《一百年很长吗》剧集版上线。2021年执导优酷出品的城市纪实探索节目《奇妙之城》。2022年12月15日,由其执导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姊妹篇——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在苏州昆山正式开机。
记者手记
导演萧寒的“顺流”与“逆流”
萧寒,双子座,40岁开始拍纪录片,已经拍了12年。
闷声拍到第五年的时候,萧寒就搞出了个“大动静”——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爆”了。“爆”到什么程度呢?这部首播于央视的冷门题材纪录片,超越了《舌尖上的中国》,跻身2016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在用户以年轻人为主的B站,一上线就有了200多万点击量、超6万条弹幕;而在文艺青年的“精神角落”豆瓣网,近12万网友为它打出9.4的高分。同年,这部纪录片的电影版登陆院线,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
“爆款”难求,当时入行短短5年的萧寒,做到了绝大多数纪录片导演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春风吹拂,萧寒幸运地遇到了他的“顺流”。他那颗细腻而敏感、执着而朴素的匠人之心,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最热切的回应。时代太快了,萧寒以慢打快,治愈了互联网原住民们的精神内耗。
这是何其的矛盾:越是快餐当道、流量为王的时代,越是渴求爱与美、精与细、平凡与朴素。萧寒从积攒了5000年的中华宝库中挑选素材,精心雕琢他的影像,一如他镜头里的那些老手艺人。那些闪光的故事,被他从稀松平常的生活里捕获,聚焦,放大,最终成为一艘助他乘风破浪的船。
来苏州拍非遗,算是顺流而上。一方面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出圈”,为6年后的这部姊妹篇奠定了一些基础;二是这两部纪录片之间,青年时代的学生萧寒与如今的导演萧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前者是,苏工苏作曾顺着京杭大运河“漂”到了紫禁城,为《我在故宫修文物》提供了可供描摹的若干素材,而如今,《我在苏州学非遗》摸到了这条线索的源头;后者则是,在杭州求学的萧寒,曾一次次经由运河“流”向苏州,如今,他要更近距离、更深入地触摸这座运河沿线的江南之城了。
《我在苏州学非遗》会成为下一个“爆款”吗?这样的讨论,未免稍显市侩。在这样一个人人追逐“爆款”的时代,萧寒并不打算为自己总结出一套确切的“出圈方程式”。在苏州,他像从前的每一次拍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随时准备着捕捉故事。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用一个网络热梗来为萧寒总结他的成功法门。“用真心就可以吗?”“对,用真心就可以!”
(王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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