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成果看殷都民间的人祭：以殷墟晚期大司空村为例

殷商之际，从作为统治者的商王室到民间，人祭现象普遍存在。得益于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许多考古成果，为我们揭开了那一段残忍的历史。

一、国都大道边的杀祭场

当周昌父子渡过黄河、北上进入殷都范围时，他们先要经过一片制陶工业区，透过陶窑冒出的滚滚烟尘，商王华丽的宫殿区已遥遥在望。

这座制陶聚落是刘家庄北地，在殷都王宫区以南1公里处的通向王宫的大道边。

刘家庄北地已经发掘殷商墓葬上千座，绝大多数是没有青铜随葬品的贫寒小墓，有青铜礼器和殉人的只有20多座（盗墓者破坏了一些墓葬，劫余的数字并不完整）。

可见，这个族邑的贫富差距巨大，赤贫者构成庞大的金字塔底端。

这片制陶区南北300米，东西200米，约六万平方米，规模很大，平民和贵族的家宅及墓葬散布周边，此外，还有大量陶窑以及多座丢弃残次品陶器的大坑。

作为聚落，在殷墟一期，刘家庄北地的居民还很少，但到二期，出现了众多房屋和墓葬，这应当有武丁王搬迁王宫的影响。

此后，从二期到三期，从三期到四期，墓葬数量均成倍增加，可见殷都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这里还发现了两条南北走向的大路，向北一直通往商王宫殿区。西侧的大路，规模较大，路面上有多条车辙，多数是轮距1.4米左右的货车的，可能是牛或人拉的载重车辆，只有少数是轮距更宽的马车辙。

大路经过沟渠时，有座方木架设的木桥，显然，它是王宫通往南方的交通主干道。

在制陶区，有多处较大的长条形建筑基址，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制作陶器的工坊。

此外，还有一座面积较大、工艺考究的住宅F79,殷墟四期建造，应当属于身份较高的贵族：

一，柱础石排列规则，勾勒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呈四面围拢的“回”字形；

二，边长20多米，总面积约450平方米，中央庭院（天井）约 10米见方；

三，一条南北走向的过廊把庭院分成东西两部分，西小院有一座椭圆形大坑H2479,底部有一具人骨，可能是建筑落成后杀祭的人牲，头部放着一块刷红漆的石头，脚部放一件陶罐；

四，庭院内还有由两座蓄水坑和一处陶水管构成的排水系统。

这座房屋位于制陶工业区东南侧，看来它的主人要管理的本部族事务也包括制陶工场。

平时,他要参与商王朝廷的议事和典礼;战争时，则受命带着自己的部族武装出征。

刘家庄北地发现多处祭祀遗址，大多数分布在制陶工业区内，从中可见殷都普通商人族邑的宗教生活。

H77是一座制陶取土形成的大型浅坑，主体部分已被后期破坏：一，残留六具人骨，底层是两名男性，中层四人，大体摆放成半圆形，其中可辨认的有一男一女，多数人体残缺不全；

二，出土了较多硬陶和原始瓷残片，属于较高端的陶器产业；三，发现两件残破的磬身人面陶塑，以及一枚青铜印章，印章图案为两个广1形族徽和一条蟠龙。

除H77,还有四座用人和牛混合献祭的坑。其中，H1050比较完整，呈椭圆形，有两枚人头骨和一段没有头与四肢的人躯干骨，牛骨架完整，牛头被折弯，应该是塞入坑内时所致。

H77和H1050这两座祭祀坑属于殷墟二期，此时，陶器生产区刚建立不久。

在制陶工业区以西约100米，刘家庄北还有一片密集的祭祀坑区，一条东西向道路（L10）连接着两条通往王宫的主干道，祭祀区就在这条道路的南北两侧。

目前只发掘了路北很小一部分，发现祭祀坑18 处，包含大量被肢解的人和动物的骨骼，其中人牲多数为青壮年，也有少数儿童，牲畜则是马最多，还有猪狗牛羊等。

发掘简报只介绍了其中的一座（H524 ）,且只发掘了表面两层，第一层中有三名女牲和两匹雄马的骨架，第二层有三具人骨、14具马骨、九具黄牛骨和五具猪骨。

人骨都残缺不全，有的缺半条腿，有的只有头骨，其他牲畜骨骼也多不完整，发掘简报认为，它们大都是被肢解后埋入的，骨头上的砍割痕迹非常明显。

根据坑中陶片判断，从殷墟二期到四期的近两百年里，L10道路北侧的这片祭祀区一直在被使用。目前发掘和报道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在刘家庄北各祭祀区，用人和牲畜混合且肢解献祭的特色很明显。在王陵祭祀区，人牲尸骨大都单独掩埋，和牲畜在一起的很少，而且肢解的只占总量的较小部分。即便在殷都内外的其他商人族邑，刘家庄北这种祭祀风格的也不太多。

在殷商之前的早商和中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小双桥）遗址,极少发现马骨和用马献祭，到殷商，马还是比较珍贵，王陵区之外较少发现有用马献祭的。

小双桥遗址

这说明：一，刘家庄北聚落应该很富裕，否则难以承担如此大量的用以杀祭的马匹；二，不同的商人族邑也有着不同的献祭风俗。

此外，L10路边这处献祭场的位置也有些奇怪，它不仅在L10路边，还紧邻通向王宫区、布满车辙的西大路。刘家庄北的制陶工场并不在这里，人们为何要把主祭祀区设在这里？

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路祭”，向道路之神献祭。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而初入殷都的周昌父子，可能也见识到了刘家庄北的这种祭祀。

二、大司空聚落的人祭现象

殷都王宫区向东数百米的沮河对岸，是大司空村。1958年，村南要兴建一座大型棉纺厂，先期进行考古勘察时发现了一座规格较高的殷商聚落，尤其是还发掘出了一片武丁王时期的卜骨，上面刻着“辛贞在衣”四个字。

“衣”，就是殷，甲骨卜辞中出现殷都地名的并不多，这是很难得的一片。

这短短的四个字刻在牛肩胛骨的顶端（骨臼处），是这片卜骨的简介，或者叫总目，没有太多信息量，肩胛骨扇状的主体部分才是占卜具体事件的，但已经断裂丢失。

殷墟晚期，大司空村已扩张到方圆约1公里，内部很可能被分为若干族邑的居民点。2004年，考古队发掘了 354座中小型墓：

均分布在各自族邑附近，墓主多数是普通商人，少数是中小贵族。多数规格稍高的墓都已经被盗空，剩余有殉人的墓四座。

二，共发现93件随葬的主战兵器：铜戈57件，铜戏（三角形戈）1件，铜矛30件，铜钺1件，铜餘87枚，铅戈3件，铅矛1件。

铅制的戈和矛不能用于实战，属于专门随葬的明器，可能墓主家经济拮据，舍不得用实用兵器随葬。

各种随葬品中，戈的地位最重要，一般放在棺内主人右手边，呈随时备战状态。

三，从时代特征看，在殷墟一期，大司空聚落有随葬品的墓不多，且一般只随葬一件戈。

然后，随葬品就逐渐多了起来，有些墓随葬有两三件戈或矛，且始终有一件戈在棺内主人右手边。

从比例看，大约七分之一的墓随葬有兵器，考虑到部分墓葬被盗，比例应该还会高一些。

四，发现四座车马坑，各有两座相距较近，每座坑中都葬有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驭手，马和车身有青铜和螺钿装饰。

五，发现一座未被盗的中型墓M303,属于殷墟晚期，大约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时期下葬的。

墓中有四只殉狗和四名殉人；有大量陶器、铜器及小件玉器，铜礼器上大多铸有“马危”的族徽铭文；有铜戈30件、铜矛38件和铜镰97枚。

看来，墓主至少能为70名下属提供武装，加上自备武装的部族成员，大约会有300人的规模，属于比较有实力的军事贵族。

推算一下，倘若大司空村有五个“马危”这种规模的族邑，就可以组成一支有1500人左右的军队，战车可能在10-50辆之间；

若殷墟遗址群范围内有十几个大司空村这样规模的聚落，将会有十余万人口，可以调集两万人左右的军队。

考虑王陵区商王墓中随葬的主战兵器规模一般在数百件，是大司空村M303这类墓葬的十倍，由此判断，商王自己的亲随武装规模可能达千余人，战车的比例也会比较高，到殷商晚期可能有百辆左右。

在整个商朝控制区内，殷都是最大的聚落群，各地分散的商人聚落-侯国的总人口及能提供的兵力可能在殷都的10-20倍之间。

但很多侯国分布在异族地区，需要镇抚当地土著，不可能为“勤王”派出 全部兵力。这样估算，在殷商晚期，商王能够在整个王朝范围内调集的兵力大约有十余万。

考古队还在大司空村棉纺厂范围内发现多个抛弃废骨料的坑穴，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座规模较大的骨器作坊：

有锯制骨料的小铜锯，只有十几厘米长；钻孔用的铜钻和石钻；打磨用的磨石；一个半地穴式的狭小工棚。

骨器原料来自牛、羊、猪、鹿等动物的骨头和角，没有发现使用人骨。从各种半成品骨料看，这里主要生产骨笄：

先打磨出圆润细长的骨杆，再把小块骨头加工成蘑菇头状的“帽”，有些会做成各种鸟等艺术造型，然后固定在笄杆顶端。

大司空村制骨作坊区大约有13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完全不能和数万平方米的刘家庄北制陶作坊区相比，毕竟骨器在生活中的需求量远不如陶器大，而且殷都范围内不止有这一座制骨作坊。

1958年，大司空村的考古还只是发掘了很有限的范围便匆匆让路给了棉纺厂的建设。

由于被厂区叠压，此后的发掘工作非常零碎。2004年，在此地发掘岀一片殷墟晚期的住宅遗址（C发掘区），面积2600平方米，有一组多院落的四合院，周边密集分布着成排的房屋，有些单排房屋长度超过40米，如F23。

显然，它们是高级贵族的家宅和祠堂。

为保存建筑基址，考古发掘并没有挖开全部夯土，仅是开挖了几条解剖沟，便发掘出多处儿童骨骼，说明这些房屋普遍使用幼儿奠基：

体型较小的装在陶罐里，稍大的直接放在坑中，身上覆盖陶片，然后在上面构筑夯土地基。

如F34地基，有八具童牲；F24,三具;F23,十具;F21,三具； F35,两具；F36,两具。目前考古队在C发掘区共发现14座建筑和 86具童牲，而这还仅仅是解剖沟的一小部分。

古代婴儿死亡率高，人们有时会把夭折的幼儿装在陶罐里，埋在房屋周边，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很多这种遗迹，这不足为奇；但大司空村的不同之处是，婴儿大都被埋在夯土地基下或者夯筑在地基中。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婴儿时被专门用来献祭的。

和刘家庄北聚落类似，大司空村也有人畜混合祭祀坑与马祭坑， 但数量少得多。大司空村单独的人祭坑较多，而且殷商各时期的都有。

较早的，如祭祀坑H407,属于殷墟一期，时间上限是盘庚王在沮河北岸建都，最晚可能到武丁王在疽河南岸营建新王宫。

同属殷墟一期的，还有尸骨灰坑H431,坑底有一具八岁左右儿童的尸骨，两条大腿被砍去。

此外，坑内还埋有成年人的零碎肋骨以及各种生活垃圾残留。这些迹象表明，该坑并非严肃的祭祀坑，只是抛尸被虐杀者的垃圾坑。

零碎的肋骨显示，附近居民可能有食人的习惯。

不知为什么，大司空村被献祭的人牲和被虐杀者大多都被砍掉了腿，而且这种行为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很可能，这是大司空部族杀祭的一个特征。

祭祀坑H310 （殷墟三期）则保留着更恐怖的一幕。这座坑的坑壁陡直规整，里面埋有一具被砍掉两条小腿的尸骨，趴在坑壁上——很可能他被扔到坑内的时候还没有死，甚至试图爬出去，直到以这种姿势被活埋。

H278 （殷墟四期）是一座规范的祭祀坑，也保留着虐杀的现场。

三、大司空聚落与殷商“卯祭”

殷商有一种斩杀人牲或牛羊的献祭方式，名“卯”，最早见于甲骨文。有文字学者认为,这是指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

甲骨卜辞中,　商王“卯”羌和牛羊的记载很多，但王宫区和王陵区的祭祀坑遗址较少发现这种迹象。

不过，大司空村可能存在 “卯”祭的遗存。殷墟四期的 H250,是一座非常规范的直筒型祭祀坑，坑底有一具人骨，剁去了小臂和小腿，背部被剁开，砍下了脊椎和腰椎，只埋入剩余的躯干和头部。

由于没有脊柱连接，两扇肋骨呈自由张开状。残骨只能保留很有限的信息，但可以合理推测，这个人的胸腔和腹腔中的内脏肯定也经过了专门的摘除和处理。

此外，祭祀坑H305中有两具人骨的肋排也被从脊柱处切开：1号只有头骨、部分脊骨和上臂骨，两扇肋骨被卸走，不见下半身；2号则被剁成头部、上身和下身三段，髓骨和脊椎骨被砍掉。这可能也是“卯”祭的一种方式。

在甲骨卜辞中，“卯”祭出现很多，但考古迹象少。

这有其自身原因，因为商王执行“卯”祭多在殷墟王陵区，那里有众多祭祀坑，部分坑中有大量被肢解过的人体部位，尸骨过多且凌乱。

发掘报告不可能提供详细的文字描写和绘图，自然很难从发掘报告中找出“卯”祭迹象。相对而言，大司空村祭祀坑的尸骨较少，故而比较容易辨别砍杀的过程。

看起来，大司空村的人祭现象似乎格外触目惊心。其实，与其他商人聚落相比，这里的人祭和杀戮数量并不算出众。

这主要还是发掘报告提供的信息量不同而造成的：大司空村的考古发掘较（2004 年发掘，2014年出版报告），之前的各种殷商遗址则发掘较早，报告的篇幅，尤其对人祭坑和尸骨的描写相对比较简略，读者自然难以复原献祭时的场景。

其实，在大司空村更早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曾发现过更为惨烈的祭祀现场，但因为发掘报告提供的信息量较少，所以人们对它们的印象并不太深。

比如，1971年发掘的一座祭祀坑，里面埋着身首分离、层层叠叠的尸骨：头骨31颗，躯体26具（有些不完整）；

经过对5 颗较完整的头骨进行鉴定，有3颗是3名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年男性的， 另外2颗则分别是1名四五岁和1名六七岁的儿童的。

这座坑呈近圆形（直径在2.8-3.4米之间，深0.6米），应是特意为祭祀挖的。坑内没有随葬品。

从埋葬形式看，这些人是三五个一组被拉到坑的西南边缘砍头，每组的人头都相对集中在一起。尸体在被剁截或剔剥之后扔进坑内，相对集中在西南侧。

其中有一人的头颅和身躯相连，发掘者推测，应该是砍头时没能完全砍断的结果。还有一些零碎的儿童肢骨堆在一起，显然经历过肢解，但因为原报告过于简略，无法获知详情。

但以上内容，足以使人一窥殷商时代残酷的人祭现象。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 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 报》，《考古》2009年第7期。
4.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考古》1978年第1期。
5. 杨谦《仪式与晚商社会》，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