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蜀汉基业的开拓者,刘备在过去给人的形象就是忠厚仁义,这首先要归功于小说《三国演义》的广为流传,然而随着各种文化讲座、影视作品、网络媒体的传播、各种信息的轰炸,各种对于刘备形象质疑颠覆之声开始甚嚣尘上,阴险虚伪开始形成一种风评之声。
历史上的刘备
仗义豪爽,侠义精神
刘备喜怒不形于色,少年丧父,以跟母亲贩卖草鞋编织芦席为生,喜欢结交豪侠之士,许多年轻人都争相归附,征讨黄巾军后被授以安喜县尉,求见督邮受阻,于是怒鞭督邮弃官而去。
任平原相时,不论对百姓还是士人都坦诚相待,当时郡里有个叫刘平的人看不上他,派刺客行刺刘备,刘备不知情对其礼遇有加,刺客不忍下手,并告知缘由离去。
刘备投靠刘表之时,与之共论天下人,刘表手下名士许汜说:“陈登豪横,我路过下邳去见陈登。他没有招待,我也没有跟我说话,自己上大床睡卧,让我睡下床”,刘备却说:“您有国士之名,现在天下大乱,不思救世却整天求田问舍,如果是我会自己睡在百尺楼上,让您睡地板。”
由此可见,刘备不但能够礼贤下士、一视同仁、深得人心,有侠义之风。
胸怀大志,不屈不挠
刘备依附刘表在荆州驻居时,有一天发现自己大腿长出赘肉,由此感慨落泪。刘表问及原因,刘备回答:“我以前常骑马,大腿没有赘肉。现在不再骑马了,大腿的肉又长起来了。时光飞逝,垂垂老矣,却没能建功立业,因此感到悲伤。
刘备虽然资本薄弱,一直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却未曾言弃,与寄希望于皇帝和招安的宋江不同,刘备以兴汉为己任,却也不屑于委曲求全与权臣奸臣为伍,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欲信大义于天下”,牢牢把控命运主导权。
刘备起于微末,虽辗转流离、几经波折,却不忘初心,即便历经生死存亡,也从未想过放弃投降,终成大业,正所谓“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宽厚爱民,察己知人
刘备所到之州县,百姓安居乐业,多交口称赞,刘备宽厚少杀戮,更没有曹操屠城之好,兵败当阳之时,十多万百姓主动相随,日行十余里,有人劝告抛弃百姓、轻装速进,刘备却说天下人心为本,不忍抛弃。
刘备对待属下弘毅宽厚,几乎很少诛杀朝臣,荆襄之战时麋竺之弟麋芳背叛,开城降吴,致使关羽兵败被杀,麋竺把自己绑起来向刘备请罪,刘备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劝慰麋竺,对待他和当初一样关切,麋竺后来却自感羞愧病死。
刘备伐吴时黄权被阻隔只能投降曹魏,有人对黄权说刘备诛杀了他的家人,黄权却说与刘备推心置腹坚决不信,后来果然无恙。刘备还说过:“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之子黄崇也依然在蜀汉受用,后于邓艾伐蜀中战死。
原益州牧刘璋投降后没被杀害,厌恶轻视刘备的刘巴依然被启用,让刘备难堪的庞统没有受责备,与因一声叹息而杀蔡邕的王允相比,高下立判。
刘备同样有识人之明,结关张于集县,拔赵云于行伍,麋竺本是商贾,法正私德不佳,请诸葛于危难,用魏延镇汉中,观马谡之才干,擢马忠为贤才以为蜀汉后期栋梁。
苏轼在《留侯论》中谈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此言甚佳,《三国志先主传》对刘备也有恢宏果毅、性情宽厚、知人善任、礼贤下士,有高祖刘邦风度、英雄豪杰器量的评价。
(以上内容源自《三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九州春秋》)
虚伪OR仁义
仁义非愚蠢
仁义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即仁爱与正义,然而仁义并无绝对的标准,尤其处于三国乱世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谓仁义道德也是相对的,绝非“宋襄之仁”,更不是待宰羔羊式的愚蠢,伴随政治、战争肯定会有政治手段的运用、计策谋略的实施、以及兵戈伤亡的产生,这是无可避免也不可能实现的。
诛行不诛心
其实对于刘备的抨击甚至颠覆多以揣测为主,是以个人的阴谋化的猜测加之于人物本身,譬如用永安托孤来揣测刘备对诸葛亮心存猜忌并以此试探,为之戴上道德枷锁,甚至有人揣测暗伏兵甲以测其心。然而《三国志》中只有“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寥寥几笔,且陈寿对托孤之举评价为“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不存半点疑心,君臣都是正直无私至极之人,可谓古往今来最佳楷模)”。笔者以为评价人物,可以观其行、闻其言,但是猜测内心的想法却是不客观的,所谓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主观的想法难以作为论证,妄自忖度也只是想当然耳,刘备行事少有奸伪之相,反而有快意恩仇的侠士之义及弘毅宽厚的豪杰之风。
帝王非圣人
刘备是一代枭雄,在三国乱世倚靠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共同缔造了三分基业,但他也非完人圣人,在刘备的政治生涯中,大臣彭羕因有谋反之意被杀、张裕因讥笑诅咒战败被杀,雍茂因反对称帝被杀,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全盘否定,也要看事因及影响,同时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人物处境,综合、客观的判断,而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独特和不同。
总体来说,刘备的核心气质绝不是阴暗虚伪的,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纵观刘备一生,在所有古之帝王中对自我德行的要求也是不凡的,很少因一时之怒或者无端猜忌而杀戮,对臣子和属下也能信任和善待,即便是临终劝告其子的遗诏也是强调良善与贤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在那个局势动乱、欲望横流的黑暗乱世更显得难能可贵,正因如此才有诸多忠义贤德之士一生追随、才让蜀汉的历史如此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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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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