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翁子光：拍《风再起时》是义无反顾的冒险

2016年，一部《踏血寻梅》几乎横扫第五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和最佳摄影从故事和技术上充分肯定了电影的表达，最佳男女主、最佳男女配、最佳新演员等表演奖项大满贯，更是金像奖史上罕见。这部当年被影评人誉为香港本土最佳犯罪题材的佳作，因为暴力的影像内容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很长一段时间港人热议的对象，导演翁子光也因此惊艳影坛。电影所呈现的那种令人后脊发凉的锐利，和准确命中演员最佳打开方式的才华，都令人过目难忘。
于是，曾经遍寻不得投资一度抑郁的年轻导演，再转下一部电影时，拥有了操盘和建立一个更宏大世界的机会。

翁子光《踏血寻梅》获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2023年2月5日，翁子光的新片《风再起时》上映。影片创作历时6年，促成了郭富城、梁朝伟两大影帝的首次合作，许冠文、谭耀文、金燕玲、谢君豪等老牌港星的加盟，也为影片的“港味”加足了料。
《风再起时》是翁子光写给香港的一封洋洋洒洒的情书。影片以英政府殖民下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上世纪40-70年代，磊乐（郭富城 饰）与南江（梁朝伟 饰）加入警队，联手打拼上位，叱咤香港黑白两道，最后在时代浪潮下，过往辉煌皆随风飘散的香港往事。

“四大探长”

曾被无数次讲述的枭雄故事裹上历史的尘埃，旧日时光残忍激荡的风雨云都终化作一场风流梦。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华人地位低下，备受欺辱。到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沦陷，这个城市又经过饱经摧残蹂躏的三年。日本投降后至1960年代，在华探长与黑道、洋警司的相互勾结下，香港警队贪腐风气肆虐横行。以吕乐为首的四位华人探长建立维系香港警界的贪污制度，权倾黑白两道，逐步攀至警察系统的最高职务，成就“四大探长”的枭雄传奇。直到1974年港督麦理浩设置廉政公署缉捕四大总华探长，那个黑白不分、腐败丛生的时代才彻底画上句号。
这是香港苦难的历史，而宏大的时代沉浮下，是一个个鲜活的血肉之躯，和由此组成的一段段传奇。
上世纪90年代起，香港诞生了一系列枭雄电影，包括《跛豪》《五亿探长雷洛传》《四大探长》以及近些年观众熟悉的《追龙》系列等。基于历史原型人物和民间的市井传闻，枭雄片中讲述的小人物在乱世中改变命运的发迹故事，再现了五六十年代独特的香港历史记忆。
儿时的翁子光常听奶奶和长辈们讲曾经探长们的传奇故事，被那个年代的老香港所深深吸引。他的迷影情怀发源于此，有朝一日能拍一个属于他的“四大探长”的故事，也成为了翁子光小时候的梦。

儿时的翁子光与奶奶

但当这个梦真的付诸实践，有太多难以割舍的情感和超过一部常规电影体量所能承载的野心，让这场“梦”有些“力不从心”。横跨30年的情节原本就将剧本撑得满满当当，加上好演员们融入戏中导演不自觉的“添砖加瓦”，不断丰富和饱满的细节，让这个80天拍完的电影初剪版本达到6个小时之久，从五个小时、三小时四十五分钟，再到最终上映的143分钟，《风再起时》在过去几年屡屡出现在许多媒体和影评人的年度期待片单上，又迟迟难见真容。
“千呼万唤始出来”，曾经承载多少期待，如今也就承受着重大的非议。豆瓣评分6.4（截至上映第五天），讨论区许多观众高呼“不建议观看”，社交网络上的负面评价甚至让导演感到“去到了‘侮辱’的阶段”。
2月6日，影片上映次日，翁子光在微博发布动态“我和我的《风再起时》”回应观众评价，对各方的包容、支持与付出表示感谢，并遗憾奶奶曾经与儿时的自己分享这些“美好与辛酸”的故事，但当他终于把这些梦还原在电影里，现在却来不及在她在世时，与她一同坐在影院里分享那段旧时光。

翁子光与奶奶和弟弟

翁子光知道大家因为《踏血寻梅》而对《风再起时》充满期待。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观众对影片接受程度的分歧，他承认自己拍摄《风再起时》的“任性”，也在这个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生阶段充分共情了电影里人物的“无力感”；他在微博中回应并“背锅”观众的每一点质疑，也抱歉无法左右宣传对于“动作猛片”招揽顾客的无奈……但“电影里经营的愉悦和痛，对香港情怀的真诚致意，都是存在的”。翁子光称《风再起时》是“从拍摄到后期，都耗尽我身心之力”的电影，拍摄这部电影付出的心血，大概足以拍十部《踏血寻梅》。
截至记者发稿，《风再起时》的排片率已跌至3.4%，票房3800万元。这部港片中的大制作，市场表现尚不如人意。梁朝伟安慰翁子光“所有的电影都是一场实验”，翁子光也知道自己义无反顾的原因，“香港需要一部能温故知新的电影”。事实上，无论是今年代表香港地区“出征”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或是目前拿到亚洲电影大奖的多项提名，都多少说明这部电影在艺术上拥有属于自己的质感。
电影上映当天，翁子光接受了澎湃记者新闻专访，谈及他对香港的深情回望，埋藏在光影里的良苦用心，也回应了如今关于电影的争议。那些要冒的风险，他早有准备。而电影里呈现的种种，就是他的初心和选择。

《风再起时》拍摄现场

【对话】
传奇人物是代表香港精神的符号
澎湃新闻：“四大探长”的故事被多次拍成电影，为什么一代又一代香港电影人对他们的故事情有独钟？《风再起时》是怎么样去找新意的？
翁子光：我觉得那个贪腐泛滥，黑白两道互相打眼色的年代，的确是一种很有故事感的氛围，就像说上海电影总是会讲到杜月笙一样，这是城市里面的记号标签。这几个人是有代表性的，代表着香港那个年代的向上爬、利字当头这些精神面貌，故事里的价值观牵涉到香港的五六十年代迅速起飞的那种节奏。当然，这些人物和故事框架很容易在拍摄的时候融入动作场面、黑帮片元素，成为特定类型电影的舞台。对我来说，是在用它缅怀香港电影曾经带给我们的回忆。
但《风再起时》想拍的主题一直是香港，而不是四大探长。这个主题是比一些同类型的电影更大的。梁朝伟、郭富城、许冠文等人，每一个角色都是代表香港的某一种精神。拍电影的时候，我会希望自己有一种使命感，真诚实意地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对香港有一种精神上比较深入一点的了解，认识一下香港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

郭富城、梁朝伟

澎湃新闻：为什么是这些人物代表香港？他们承载了什么样的香港精神？
翁子光：这些探长的故事是我小时候的梦。以前的《雷洛传》《跛豪》等等，我对电影的感觉就来自童年的观影回忆，我的迷影情怀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想着长大之后我也要拍一部“雷洛传”，拍一部“蓝刚传”，都是我为儿时的自己圆梦的电影。
但到后来要做这部电影，实现我的梦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会意识到“四大探长”是一个比较符号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实际具体的历史上对他们的记载。这些符号是让观众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时代的一个标识。
这里是一种借代关系，包括人物命运和情感流动，包括他们对自己的往事和罪恶，曾经模糊的记忆，怎样变成了现在的自己这些命题，来表达这个城市的一种精神属性。比方说，六七十年代的很多人会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目不识丁的，他们会觉得自己创造了很多东西，把自己从一个小人物最后打造成了一个大英雄、大人物。
郭富城饰演的磊乐，身上有很多那种上辈人的影子，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么一路过来的。他们有香港往上爬的精神、非常强的适应力、当机立断、有手腕的，他们很有魅力、领袖风采，有他们的那股气。我小时候一直在香港，看到很多这种人，特别是我进入到电影圈，很多大老板，或者各种商业名人，我觉得他们都有这口气，也是某一种江湖气。

郭富城 饰 磊乐

梁朝伟 饰 南江

许冠文 饰 李子超

澎湃新闻：你之前的电影都是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题材，这次回过头去拍一段历史的时候，如何发掘其中的当代性？
翁子光：我希望电影是有一种“当代性”的，可以通过电影温故知新，重新认识香港这个地方。我觉得《风再起时》是让所有人看清楚香港这些地方的来由，它的精神面到底是有哪些？是比较具体的，会引发你去想的，哪怕我讲得不完全，不那么准确，因为香港数个时代的跨度太庞大了，但我会让大家从我提出的几个角度去看香港这座城市。
拍的时候很任性，剪的时候保演员
澎湃新闻：《风再起时》从体量上来说是部“史诗”了，横跨三四十年的长度，听说第一版剪辑出来有6个小时，到最终的140多分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翁子光：剧本刚开始拍时已经是8万字了，当时即便是按照本来的剧本来拍的话，也会是三个小时。演员来了之后，他们的表演状态比我想象中有意思很多，所以我们的确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去调整剧本，给演员更多想象和表演空间让他们发挥。很多戏都是在这个过程里加出来的，甚至是与演员共同创作的。
说实话，我们在剪辑的过程里面是很痛苦的，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面都是来源于时长的，我们当时想能不能做成上下两部上映。最近，我跟剪辑师说，如果是三个小时的话，哪怕我们都是同样的场景，最终效果都会更舒展，有一个更稳定的表现。
澎湃新闻：你觉得现在的叙事是过于仓促的吗？
翁子光：现在整个节奏非常紧，甚至是挤的效果，但我觉得，也算一种没有出现过的带有实验性的样貌，也未尝不可，因为我想让观众感觉到，这就像是两位探长的一场梦。也有观众和我讲，经过前面的混乱和拥挤，但到后面静下来时会回味前面的东西。我觉得人生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滋味，很多错综复杂的东西让你应接不暇，让你觉得突然发生了无数人来人往的场景，但到你老了，安静下来的时候再回看，就会有那种很奇怪的滋味，会有点怀念当时那种喧闹。

《风再起时》剧照

澎湃新闻：这个故事脉络天然带着警匪、犯罪、黑帮的背景，观众自然会抱着对类型的期待进入影院，从现在的结果来看，确实有一部分观众感受到了被“冒犯”，你觉得这是一部有欣赏“门槛”的影片吗？
翁子光：其实是存在一个观影习惯上的挑战。因为还是有一些框架性的感情表达，有时我们故意不走向一个细节，或者是我们偶然给出一两个细节，它已经很有代表性，我们就不会更多去讲。电影在讲人情世故，甚至是婚姻观、爱情观、亲情、友情等，都会在里面有触碰到。两个角色的决定与选择，如何去表现自我的过程。我采用一种像寓言故事的方式，观众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滋味和感受。
这与一般的戏剧会有不同，它虽然快，但反而更需要用心看。很多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会脱线，因为没有向观众明确要从哪个方向进入这部电影，从什么轨道走完这部电影，这对观众的观影习惯来说是一项挑战。我也用了很多好的音乐和光影，以一种“纯电影”的方式吸引包围观众，“哄”着他们把电影看完。我也希望它能留给后人一些回忆，是带回家可以收藏的。节奏也好，技巧也罢，实际上都包含了一些实验特质，是我真心实意地在过程里不断尝试和体验中呈现出来的。但这还是一个实验，有得就有失，有些观众可能在观影时难以投入。但一旦投入，便会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观影体验。
澎湃新闻：拍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冒险”的吧？
翁子光：大家知道我做这个电影做了几年，花了很多的精力，真的是全力一搏，也知道《踏血寻梅》之后，大家对我有很大的期望。如果我再拍一个犯罪片，或者拍一个比较简单的家长里短的当代故事，可能会轻松很多，但是我还是愿意走出这么一步，因为我觉得，香港电影需要这么一部温故知新的电影。香港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讲述自己城市历史的电影了。从整个拍摄到后期的压力，对我来说像拍了十部《踏血寻梅》，尽管很有挑战性、争议性，但我还是把它做出来了。
澎湃新闻：因为电影里都是非常好的演员，所以也好奇那些在拍摄过程中中途不断加出来的部分，具体是一些怎样的火花？
翁子光：比如南江的往事，讲南江和父亲跟日本人的特殊关系，以及后来他在回忆片段里面讲了很多他的感受。这个部分是梁朝伟有一天跟我讲他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他自己对人生的一些感觉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后来他形容我写出了一种创伤后遗症的感觉，南江和磊乐都有，他是这么总结我的创作脉络。我觉得情感的东西或许不只是在电影中，也有可能是梁朝伟本人他对家里人的那种比较复杂的羁绊。我最近也帮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有讲到这些故事。
另一个是许冠文，在跟外国人在开会的戏里讲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香港。剧本本来是很完整很长的对白，但是当我们换成英语之后，他改了对白，用他认为更顺畅的口语的表达和讲话习惯去说。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讲这些话不是这个角色要讲，而是他本人要讲，变得好像这并不是一个表演，而是他的演讲。到底什么人关心这座城市？很多香港本土的人都是一种很漂泊的感觉，大家要怎么去面对这座城市的命运？很多东西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还有一个是杜鹃的上海话。在剧本创作时并没有想到这个角色的身份，而见到杜鹃之后，我们就决定这个角色要是上海人。其中有一段关于高跟鞋的对白，也是在跟她聊天的时候产生的灵感，她那么高的一个人都还要穿高跟鞋的情感，也是她给了我很多的灵感用这个方法来展现这个人物的背景和情绪。

杜鹃 饰 蔡真

澎湃新闻：上一次《踏血寻梅》拿了好几个表演奖，这次包括郭富城在内的二次合作的演员，带来哪些特别的感受？
翁子光：我合作过的演员，他们会让我很放松。比方说郭富城、金燕玲、太保、白只等，我们合作过都很熟悉，他们来了就好像是家里人来了，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有一个默契在，对我都非常的信任。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很小的点或者感觉，哪怕是有点功能性的，但他们一出来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些角色性格是怎么样的，是什么类型的人，又有怎样的角色魅力？他都是自带的。因为我对他们很熟，他们怎么去把握镜头，表现他们的特质，我是手到擒来的。
也有一些不熟的演员，我们是第一次合作，我也很感谢他们的信任，我跟演员的沟通还是比较舒服，比较有把握的，我觉得这算是我的强项。比如谢君豪、张继聪、周文健、张可颐等等。这些新合作的演员来了，对我还是很信任的，说实话他们戏份也不是特别多，但他们会很放心地交给我。我把他们的某种特质放进电影里面，就好像用电影介绍了这些演员。虽然电影里是介绍在那个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但在银幕之外，我在向大家介绍我们香港有这么一位演员。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鲜活的。大家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很多人再看到哪一个配角会让大家想起来，一方面是想起了香港电影有这些美好的回忆，另外一方面就会觉得这些人，这些面相还是挺带感的，是有他们的味道在的，将来有可能在其他的电影里他们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挥。
澎湃新闻：当不断加入新的东西进来，原来的体量又已经“超纲”，取舍的时候怎么衡量？
翁子光：很多人对《风再起时》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对演员还是非常肯定的，是因为他们发现我一直都是给演员的空间，无论我怎么拍怎么剪，怎么呈现一个世界观，一个故事走向，我都是“保演员”的。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得出来，我始终坚持，演员才是在我们这部电影里站在最前方，让观众第一个看到的，因为他们是观众情感流动的代言。
把“导演”的位置放得很低，拍电影共情人物的“无力感”
澎湃新闻：电影里的大事件都被剪得很碎或隐晦，但感情线却保留得很完整，甚至直白，于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个三角恋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取舍？
翁子光：我是个很想去做些不一样的东西的人，但是同时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我放镜头的机位，很多都是很典型很经典的方法。我有迷影情怀，一些对老电影的记忆，我真的会“毫无节操”地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三角恋就是一个典型的经典人物关系的模型，我也需要有这种情感关系支撑起电影。
杜可风拍《踏血寻梅》时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地球上所有电影都是爱情电影。我觉得这话很扯，但后来我又发现他说得非常对。其实不是爱情电影，是用爱情的思维，用一些包含的荷尔蒙、有生命力的东西，吸引观众理解和感受。这就是他所谓的“爱情电影”，你看王家卫所有电影都是爱情电影，包括《一代宗师》最后也变成爱情。
我受这些电影影响挺深的。但我比较笨，并不如很多导演有才华，我还是回到最为原始的爱情，甚至它和香港的关系是一种寓言性的——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同的爱情姿态，或是暧昧或是直接，各种微妙的态度，也是一个寓意，香港人是怎样看香港的，怎样去看自己喜爱的东西。包括磊乐和小愉、蔡真和小燕的感情里，有爱与恨的纠葛，是在爱里包含着愧疚、或是责任感，也可能包含了一个谎言。它不只是在讲爱情，更深层次上也是跟城市跟时代里面人的处境的关系，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会有不同态度，希望有人阅读出不同的味道。
澎湃新闻：前面也讲到你的迷影情怀，很多影迷也能在《风再起时》里面看到很多致敬经典的戏仿段落，在创作这样一部“香港往事”时，受到哪些经典的影响？
翁子光：《美国往事》是绝对有的。比如片中抽大烟形象的那种感觉，还有磊乐在雨中跳舞时，他把伞给了一位小孩，小男孩的服装和罗伯特·德尼罗在《美国往事》里童年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一些镜头的处理和细节的设计，包括枪战的音乐，我都在向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喜欢的电影致敬。很多人都觉得导演这真的是太放肆了，任性地放了很多这类东西进去。但也有一些很影迷的朋友，他们的兴奋点正在于此，会觉得我给他们分享我喜欢的电影，可能看到会很有共鸣，这是一种情怀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放任我是义无反顾且没有罪恶感的，因为我投入了很大的心力。
澎湃新闻：之前你做过和电影相关的各种工作，在做《风再起时》的导演时会有一些特别的工作习惯和方式吗？
翁子光：会有，对我来说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我之前是以编剧为主的导演，但拍《风再起时》的时候，重心还是放在导演的工作上。我还是注意协调好每个部门，将每一个部门的能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点，比如美术、服装、摄影、音乐等。我把能表现我电影能量的部门都提升到一个最大、最高亢的表达空间，他们也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还是对这些部门有很大的一个敬意的。特别是丁可的音乐，我相信这应该是过去两三年最好的音乐原声。他的音乐本来是比较慢的，但是他去法国找了一个团队研究歌舞片的音乐风格。另外在一些美术方面也有突破。
我一贯把导演的位置放得很低，虽然这次我做了很多导演的工作，但是我依旧是一样的态度。就好像《踏血寻梅》，大家会加很多标签给它，比方说是表演的胜利、剧本的胜利，但说实话，它不是一个导演的胜利，到现在我没有赢过任何一些较大的导演奖项。我自己也会扛机器去拍一些镜头，因为我怕摄影有时候会没有办法抓得住演员的表演，我就立刻去追。有时候我也会去看这些美术的东西，有些细节的东西说了半天，我还不如自己就把它给管了。这可能是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从副导演开始过来的，所以在工作上比较有亲力亲为的习惯。
澎湃新闻：电影里很多人物在时代的浪潮里面浮沉，在现实中你对“不可抗力”和“无力感”的体会是怎样的？
翁子光：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在拍摄过程中，我就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这种无力感，因为我之前拍的比如《踏血寻梅》，或者是我前年监制的《正义回廊》，包括我自己更早的两部电影，都是在讲人在小场景中，小命运的波澜下是如何去闯过去的。但《风再起时》这个感觉就更大了，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的时候，如何去摆自己的位置，到最后还是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是非常文学的。
但也可能我是一个刚刚成熟的人，对这些东西的感触会特别深，也许比我年长的人会觉得这没什么，比我年轻的人也不会懂。原来很多人告诉我，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很多东西都在随浪潮变化，但是我觉得我到了感受最深的人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