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为华国锋扫清障碍，两年后他却退隐，知情者：可惜了“好人”

毛主席晚年随着身体健康状况日渐不佳，他已经开始着手安排身后百年大事了。其实，早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面对着曾经亲密战友以这种方式匆匆与自己诀别，主席的健康更是每况愈下。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和健康的不允许，已经促使他不得不再度重新审视“接棒人”的这个重要问题。

在主席看来，九一三之所以能突如其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队这个时候已经有些偏离当年的初心了。无论是当年的“三湾改编”，还是后来的“古田会议”，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上，毛主席穷极一生强调的都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然而，世易时移。建国后，伴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恶化，帝国主义亡我不死之心的疯狂围堵绞杀，东南沿海蒋匪的不断作乱，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各大军区长久以来不曾出现军事主官的人事调动。

这样一来，出现的局面就是：部队主官之间结成利益同盟；军事主官与战士形成明显的人身依附苗头；部队与地方产生利益交换。甚至有些个别部队居然擅自行使人事调度权，长此以往，危矣！

正是因为九一三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及时洞察到了这股苗头
，于是开始大刀阔斧对八大军区实施对调。对调的目的只有一个：彻底铲除各种不利因素，将部队拉到“党指挥枪”的层面上来。

因此，1973年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召开，毛主席在会上单刀直入地讲道：

“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调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动？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好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拍板就算......”

事实上，
八大军区对调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毛主席确实考虑良久。在这应该不久前的“十大”结束后，毛主席还专门就这个问题找过邓小平同志，并征询他的意见。邓小平同志是极其睿智之人，当主席讲完后，他瞬间就明白了毛主席的用意，于是，一番思索后，便将他与主席之间的茶杯互换了一下。毛主席顿时拊掌笑道：“英雄所见略同！”

会议宣读八大军区对调命令后，毛主席又提议让所有参会八大军区负责人共同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意在告诫各位在场军事主官：要时刻向党看齐，切莫走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道路。

开完这场会议后，八大军区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短短10天内全部完成对调任务，自此，党指挥枪
再一次得到充分的贯彻，同时也彻底肃清了九一三后留下的“余毒”。

除了忧虑部队的“纯度”问题，
主席最为迫切想解决的，自然是革命事业的“接棒人”问题。

九一三后，主席对“接棒”人选有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一是出身根正苗红；二是能在百年之后，坚决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避免重蹈类似苏联“修正主义”悲剧的重演。

在这两项原则之下，毛主席初步拟定了两个人选，一位是王洪文，一位是华国锋。

对于王洪文，主席曾对他工农兵的出身十分满意，因此特意把他从上海调来悉心培养。奈何最终通过考察发现，王不听规劝，与张、江、姚走得太近，犯了不该犯的大忌，自此便将其排除在外。

华国锋虽非工农出身，但经历却颇为令毛主席满意。他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带领部队与日寇、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建国后的和平时期，他主政湘阴、湘潭，并在当地把毛主席的路线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地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华国锋此人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唯一的依靠就是主席本人，他既与王张江姚集团没有任何瓜葛，也与叶、邓等老帅没什么交情，一直以来在两大力量之间，始终保持着中立地位。或许正是看中了他的丰富的经历、简单的背景以及中立的态度，毛主席便将“接棒”的重任定在了他的身上。

然而，毛主席也很清楚，论革命的资历、资格，华国锋与党内老同志有着不小的差距，如果由他来担此大任，届时处于中间的他，势必会同时面对王张江姚集团和
老帅两股不同的力量，其压力和不确定性可想而知。

我们先来说说这两种不同的力量。

王张江姚集团中，
四人均是政治局委员，王还是副主席身份，不仅在党内占据重要分量，经过十年经营，其部下遍布党政军文等诸多领域，力量不可谓不强大。

老帅们就更不用说，这些人是历经尸山血海，一步一个脚印从死人堆里爬出的老革命，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他们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敢的决心，高超的智慧，过人的胆识，并且，彼此之间十分熟稔，十多年的戎马征战，让他们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友情。而此时，邓小平同志已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样看来，居中的华国锋日后将会面临何种情况了。当然，这也是主席所担忧的。主席尚在华尚有依靠，百年之后他又该如何自处呢？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高瞻远瞩的毛主席开始决心行动了。

这个时候，“天安门事件”爆发，在毛主席的提议下，邓被罢免了一切职务，仅仅“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华被任命为总理，在下达这个指示的当天下午，主席当即决定再任命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并且将这些决议刊发至全党、全国。

这份任命出来令王张江姚大感意外，特别是王，本以为胜券在握，不曾想，到头来还是被排除在外，王张江姚集团由此备受打击，而老帅们没有邓的代表，也渐渐散了起来。至此，“党指挥枪”的问题得到校验，两大力量也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此时，毛主席为华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他善于团结两种不同力量，处于居中平衡的话，大概率不会有太大问题。

然而，仅仅两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至此逐渐退居二线，
内部重新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

其一，毛主席离世后，王张江姚集团步步紧逼，使得本就处于中间角色的华等人完全倒向老帅，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两种力量联合，王张江姚集团全军覆没。

这样一来，就使得两种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居中的华则不得不再次单独面对另外一股，
而此时，再也没法拿得出另外的力量去牵制了。

其二，华国锋提倡民主，敢于让内部同志讲话。“两个凡是”出台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但华却并没有阻拦，而是试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达到团结的目的。“一国两思想”到头来可想而知了。

最后，华的资历、资格相对于党内老帅还是稍稍有些差距，一定程度上成为日后这种局面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当然，酿成日后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但笔者认为党内老同志
谷牧的一番简短评价很中肯：

“华国锋是个好人。”

这句话看似是一番高度赞扬，实则其中饱含了多少无奈和惋惜，或许只有华自己才能体会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