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季月 李霄翔 外语课程思政的创新: 一个自我与认知情绪的视角

摘要

正确的自我认识是品德发展的前提。外语课程思政是一种“内导”过程，即学生在掌握外语知识和技能的同时，通过自我选择和内化，有计划、成体系地产生一系列自觉自律活动，促进良好品德和行为的养成。文章从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结合目前外语课程思政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自我和认知-情绪在道德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便能更好地推动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与研究，提高品德教育的实效性。

1 引言

正确的自我认识是品德发展的前提，而获得这样的认识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实际上，任何教育都需要通过自我教育才能够起作用。这是因为，人具有能动性和发展性，只有通过合理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调控，才能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自律与他律的矛盾互动中把握人的发展，提高自身的思想品德素养。外语课程思政是将外语课程的关键能力（文秋芳，2018）与立德树人的原则和内容相融合，使学生在提高外语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同时，更好地关注自身的内心体验及实际道德水平，通过自我选择和内化，有计划、成体系地产生一系列自觉自律活动，以寻求思想政治层面的自我超越，促进良好品德和行为的养成。本文从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结合外语课程需要完成的立德树人使命和当下课程思政中尚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发挥自我和认知一情绪在个体的道德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相关路径，为提高外语课程思政中品德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参考和借鉴。

2 自我

人们始终着迷于对自身的探讨。早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就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哲学家首次将人自身的问题提到了哲学高度，也是哲学史上探索人自身的开端。后来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理性动物，自我是带有自我觉知的主动性实体，也是认识一切的基础（唯之，2009）。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心理学家们脱离了以往的哲学探讨，并将自我纳入了系统研究的轨道。现代自我理论认为，自我就是自己，也叫自我意识，指个人对自己的身心状况、他人与自身关系的认识、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向。自我包含三个部分，即自我认知（自己的身心状况和他人-自我关系）、自我情感（伴随自我认知的情感体验）和自我意向（伴随自我认知和情感而产生的各种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汪凤炎、郑红，2015）。这是个复杂的多层次动态结构，是人格和社会行为的基础，具有自我调节、信息加工、理解他人和社会认同的强大功能，有助于在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繁衍生存。自我教育是自我的发展和提升，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不仅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对象。任何教育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自我教育，也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起作用（郑和钧，2004）。外语课程思政中的自我教育是根据学科的需求，在外语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合理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调控的过程。离开了这个现实基础，品德教育便是“空中楼阁”。

自我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客体合一性，二是自我和“镜像我”的二重性。首先，自我不仅是教育主体，而且还是教育的客体。这就意味着受教育者自己也是教育者，将自身作为教育对象，因而在教育过程中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根据客观的要求对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进行设定或重新设定。一个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达到什么样的人生境界，这些都可以自己进行选择，并以此进行自我调控、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其次，在自我教育中，自我和“镜像我”形成对照。在实践中，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的：一是将自身客体化，在实践中复现和反观自己；二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借助这个外来的“镜像”，人可以看到“个体我”和“社会我”、“现实我”和“理想我”等不同状态下的自我，并关注他人的期待，在矛盾和冲突中检查反省自己，找出“此在”与“彼此”的差距，从而规范和完善自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十分重视自我的重要作用。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几乎没有独立自我的观念，这与西方文化中宣扬的个性凸显自我有着很大的差异（汪凤炎、郑红，2015）。几千年来，保持独立自我的思想一再处于压制中，致使大多数人的自我牺牲了个体自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依附性，不善于独立思考，更谈不上寻求“超越”。另外，中国古代的“善恶之辩”旨在推演出道德善恶的终极标准，并没有深入探讨人性的实际内容。其实，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才是思想品德教育最现实的起点。这种本真状态首先表现为生物性的存在，人既是生物的人，也是精神的人和社会的人。忽略了这一本真状态，道德教育就会架构在逻辑推理上，推演出“抽象的人性”或“理想人格”。这样的“人”就变得“超凡脱俗”，成为“圣人”和“神人”。道德教育也就成为某种思想上的“行动”，脱离实际的经验事实：受这些传统理念的影响，学习者往往缺乏足够的独立自主能力，失去了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同时也使灌输式的品德教育大行其道，从而导致“知”与“行”不合一，削弱了思政教育的整体效果。

3 认知-情绪

自我不仅是一种心理存在，还涉及道德层面，即“道德自我”（李建华，2020）。道德源于自我，道德生活就是自觉地自我支配和调节。当个体的道德通过交往而达成某种道德共识时，就会形成区域性的习俗和规定，最后成为群体性道德或社会道德。自古以来，人们在对待道德问题时，都非常关注理性的作用，而情绪的作用则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人们就认为人有天赋的理性思维能力，能认识到人自身的本性，进而懂得“知天命”。古希腊学者认为理性可以让人辨明是非，提升教育就是培养理智德性。因此，品德教育一直有着明显的理性倾向，正确的道德知识的积累成为提高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认知神经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发现“道德脑”是由“认知脑”和“情绪脑”整合而成的。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生理基础，是代表理性的认知因素和代表感性的情绪因素的组合（李林、黄希庭，2013）。道德判断离不开认知推理和情绪直觉，单纯的道德积累是不够的，辩证理性思维的培养不足以养成真正的德性。

有研究者通过脑成像技术发现，道德判断主要涉及两大功能系统，即情绪功能系统和认知功能系统。腹内侧前额叶、腹侧纹状体、脑干、下丘脑和杏仁核都参与了情绪系统的加工，而背外侧前额叶是认知系统加工的主要脑区（Moll et al，2002，2007；Berthoz et al.，2006；Kliemann et al，2008；罗跃嘉等，2013）。儿童从三岁开始就表现出对不公平分配方式的不满，早于对公平概念的理解（江琦等，2012）。这说明儿童是通过情绪直觉过程，而不是通过审慎学习的方式进行道德判断的。诸如信仰和愿望等概念则需要儿童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很缓慢地去获得。因此，良好充裕的道德情感有助于儿童做出积极稳定且能适应社会的道德行为。另外，情绪与镜像神经元系统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镜像神经元系统是人产生“共情”（empathy）的重要区域，是促进人际理解和情感联系的重要枢纽。它能够使人在观察到他人的某种情绪时，自己也产生相似的情绪体验，进而在意图理解、模仿、语言和情绪体验等社会认知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能力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体验和反思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我们也需要了解他人的意图和感受。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我们可以把自己和他人的直觉和行为直接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在自己身上“分享”他人的情绪感受和意识体验。在品德教育中，抽象单调的灌输和说教的确能使学习者增加道德知识，但道德认知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道德水平的提高，不能促进学生产生相应的道德情绪和道德行为。只有通过情景交融的教育内容和实践，使学生浸入到一定的情境中，通过共享的神经激活，产生“共情”的心理反应，才能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动。

目前，在道德判断研究方面主要有三种理论：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和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社会直觉模型强调与情绪的联系，认为道德判断由两部分组成，即直觉判断和事后推理，道德判断是直觉-判断-推理三种心理过程的组合（Haidt，2001）。情绪在道德判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导致个体对道德事件产生直觉反应，做出快速的情绪性评价。而推理过程紧随其后，其作用在于事后解释，本身并不参与判断过程。双加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情绪和认知相互竞争的过程（Paxton & Greene，2010）。当情绪占主导时，人会做出道义性的道德评价；当认知占主导时，人会将利益最大化，通过推理的方式做出功利性的道德评价。这两种模型都关注情绪的作用，但分歧在于认知过程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人能够根据解释水平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Eyal et al，2008）。在一般的道德判断中，高解释水平的表征往往忽略背景信息，按照道德准则进行评判，容易做出极端判断。低解释水平则考虑背景信息，不容易做出极端判断。目前，这三种理论的影响都很大，各自都有实验支持，但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道德判断的认知一情绪关系还有望未来研究的深入考察，其研究结果将会对道德的具体实践带来实质性的效应。

4 外语课程思政

外语课程思政是“内导”过程，唯理轻情”的教学不利于品德的培养，也无法适应新的教学形势。外语课程思政是外语课程与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机结合，是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新型教育理念和模式。其核心在于外语教师通过教学内容、自身言行以及课堂管理和评价等方式，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到外语教学中，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学生必须在教师的引领下，在掌握外语知识和技能的同时，通过自我选择和内化，有计划、成体系地产生一系列自觉自律活动，促进良好品德和行为的养成。这一过程具有“内导”性，是建立在学生的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内导”过程。学生将外语课程内容和要求转化为一种自我取向，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状态。在这样的“内导”过程中，认知和情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道德脑”有一定的生理基础，涉及认知和情绪两大功能系统，而与情绪有关联的镜像神经元系统能够跨越与他人沟通的鸿沟，为人类理解他人意图和体验他人情感提供物质基础。这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人的生理系统可以与高级认知过程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大脑在教学过程中同样可以映射他人的意图和情感，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联系，从而形成内化的思想品德意识。这无疑可以避免外语课程思政中容易出现的一种尴尬状态，即外语思政课程变成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说教灌输，最后沦为高投入低效率且不受欢迎的“标签式”教育活动。目前，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仍未建立起来，广大教师和研究者正处于摸索过程中。而且，当前外语课程思政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外语思政教学和研究的实施和发展。

（1）原有理念无法适应新的教学形势。首先，一些外语教师对课程思政缺乏明确的认识，认为外语教师就是教外语，没必要涉及政治，考虑培养什么人这样的方向性问题，不需要在学生确立理想信念和塑造价值观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文秋芳，2021a）。学生只需要掌握外语知识技能，会听说读写译，了解世界不同文化并进行交流。其次，外语课程思政是新的教学理念和实践，目前在理论方面处于初始阶段，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这导致外语思政教学缺乏系统性，教学和测评中的诸多环节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加上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容易避重就轻，在课堂上采用“唯理轻情”的方式，简单地利用教学材料进行口头灌输，而不是考虑学生的“内导”过程和认知-情绪特征，达不到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学科鸿沟过大，在外语思政科研的具体实施上有难度。语言是人类的高级心理现象，有着语言系统固有的结构和规律，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脑科学等多学科内容。语言教学，包括外语教学，也因此成为一个教与学的复杂动态系统（Larsen-Freeman，2008）。思政教学的融入拓宽了外语教学的范围，使外语教学增添了更多的跨学科色彩。如果将自我和认知-情绪研究引入到外语教学领域，就意味着道德将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知神经研究技术也会成为必要的研究手段。这无疑会让很多外语教师感到学科鸿沟过大，较难处理好外语知识和技能的显性特征与道德发展的隐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而且研究上的资金和时间投入也会大大增加。

（3）缺少具有跨学科知识素养的外语教师团队。以往从事思政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基本上来自思政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与外语并没有很大的交集。但从事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就意味着必须掌握部分思政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这显然是目前很多外语教师的“短板”。而且，虽然语言研究已经涉及脑科学领域，但很多教师并不从事认知神经方面的语言研究，因而也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从目前来看，有关思政方面的论文基本上属于“经验总结类”和“思辨性论文”（王宏维，2015）。很多高校的外语教师往往把着重点放在外语思政的理论探讨和课程设置方面，而不是从教与学的内部因素出发，探讨外语课程的思政效应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该效应相关的影响因素。

总的来说，目前的外语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棘手的，涉及理念、学科和教与学的方方面面。作为外语课程思政的执行者，外语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还必须在学生确立理想信念和塑造价值观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是当今广大外语教师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外语教师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如何结合学生的自身特点和需求，关注学生的认知过程和情绪体验，帮助学生完成自我调控和改造，并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已成为外语教师和相关研究人员需要突破和创新的紧要问题。

5 突破与创新

文秋芳教授（202lb）在《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一文中指出，外语课程思政应“致力于为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这里的积极作用不仅要体现在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中，还必须体现在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中。因此，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是并行的，并能相互补充、促进和发展。

在教学方面，外语教师首先必须从多学科的角度深化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外语思政教学是复杂而又特殊的教学活动，教师在关注语言知识传授和应用技能训练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情绪因素在认知拓展和道德形成过程中的功能。教师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言谈举止及其背后隐含的价值取向将会为学生树立一个可供潜移默化的“镜像我”，为学生们从原生态的自我向“社会我’‘现实我”和“理想我”过渡提供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示范，起到思政引领作用。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外语教师需要把握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必须建立和维系和谐的师生关系，彼此间情感的认同是同理的必要条件。从教与学的层面来看，教师对待学生必须充满爱心和善意，不仅从知识和技能层面，更重要地要从伦理道德和价值层面，关爱学生的全面成长，践行“传道、授业、解惑”职责，这样才能赢得学生的认同和信任，因为“信则灵”，才能发挥“镜像我”的功效。二是要充分了解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客观需求，把握好学生求知成才的“脉搏”，采用身体力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提供专业化实践技能和道德层面的精神食粮。这样既能帮助学生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产生强烈的获得感，又能激发学生求知向善的内心诉求。教师用专业化的人格力量和职业技能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多学科的视角审视外语课程思政过程，从情感和认知层面为“立德树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创设良好的思政教学情境，关注学生的认知和情绪过程。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采用探究式教学理念和方法，根据学生的自身特点，结合外语教学素材，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将教学活动和技能训练（关键能力等）融入到真实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这有助于发挥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的共同作用，促进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产生正向的道德行为。另外，外语思政教学的形式应多样化，避免教师“一言堂”式的教学范式。外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兴趣特点和实际条件，采用项目式学习法（Project-Based Learning），让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具体的社会活动，探讨和解决社会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也可以采用海报和演讲等方式，增加学生的情感投入，可以事先设定具体问题或任务，让学生进行浸入式探讨。这些方法既有实际的情境，又有情感和体验的收获，便于发展良好的团队意识和人际关系，也能激发学生的获得感，维系外语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研究方面，目前亟需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跨学科研究队伍。外语课程思政研究已经不仅限于单纯的语言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层面，而是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转变目前局面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综合性研究队伍。实际上，教师素质的提升同样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他律和“自下而上”的自律，这样才能促进课程思政机制性的创新，以实现外语课程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在具体操作上，一是诚邀多领域专家加入外语教学研究队伍，提高研究团队的综合实力，二是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借助外部协作和技术引进来拓宽研究视野。这样的新型研究团队的建立能够改变目前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宏大叙事”套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包括质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能够极大地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严谨的研究设计、精确的测量计算和合理的分析推理都能推动思政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增强实效性和针对性。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强自我研究和认知-情绪研究。近些年来，随着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研究者深入到自我产生的源头，从人类物质和生理层面探讨自我问题，揭示自我的生理活动是如何与心理活动相互交织的。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独立自我的观念，这与西方的独立自我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当今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扩大，各种文化理念的冲突也变得频繁，自我问题会因文化差异和交互频繁而变得日益复杂·因此，外语课程思政研究者可以从语言出发，通过合理的研究设计，探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自我波动状态，并结合学生特点开发新型的外语课程思政元素，既要体现中外文明互鉴的包容性，又要坚守优秀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培养中国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另外，由于传统上的道德研究只涉及理性而不涉及情感，有关道德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仍存在着不少“空窗”和误区。加上目前研究的生态效度还不够完善，研究手段也有待提高，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因此，对道德判断中认知一情绪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化，尤其在情绪的调节与控制方面。外语教学中的认知-情绪效应研究也是道德判断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合理利用外语课程促进学生道德的正向发展是目前值得关注的议题。

6 总结

著名教育家苏霍林姆斯基（2002）曾说“人对自己实质上一无所知，这一事实常常是造成巨大不幸的根源，为此社会往往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起作用，而认识自我是自我教育的起始点和关键所在。从事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必须探讨学习者的自身特点，通过外语教学，促进他们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水平方面的自我认识和发展。同时，跨学科的合作以及研究技术的发展也使外语课堂思政的微观研究成为可能，研究者可以从心理和认知神经层面探测到思政元素在自我和认知-情绪方面的神经表征。这无疑为高校的外语教师和研究者带来了难度和压力，同时也使外语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有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被动僵化且低效的局面。未来的外语课程思政将注重受教育者自己的内心体验及实际思想和知识水平，在外语学习中主动吸收中外文化的优秀元素，并与自身职业和社会文化诉求相融合，有计划、成体系地产生一系列自觉自律活动，以寻求道德层面的自我超越，促进良好观念和行为的养成，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免责声明：原文载于《外语电化教学》2022，（4），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章。

转自： 外语教师研究与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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