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如何用“虚拟货币”赚钱的？

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汉武帝决心毕其功于一役，倾举国之力发动漠北大战，命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跨过戈壁大漠，找匈奴决战。结果，两支汉军都取得大捷，分别重创了单于庭和左贤王部。

然而，汉朝方面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不仅军队伤亡数万，随军出征的十多万匹马也所剩无几。另一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从战前动员、后勤筹备，到战后抚恤伤亡、奖励有功将士，几乎掏空了大汉的中央财政。为此，汉武帝发起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汉武帝一生中进行过6次币制改革，其中5次的目的，都是将汉初下放民间的铸币权收归政府。而元狩四年的货币改革，则实属充实中央财政的权宜之计。这一年发行的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另类。

王侯宗室的充值币

一般来讲，国家充实财政最常规的办法，是加征赋税。而西汉财政的最主要来源是农业税。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幅加重农业税已不可行。

在经历了漠北大战的折腾之后，民生凋敝、人民疲惫，加重农业税很可能激起民变。而西汉的税制，无论是田租还是人头税，都是一年交一次，加征来年的税不足以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

既然不能进一步剥削农民，汉武帝就只能拿社会上的有钱人开刀。而西汉的有钱人主要有两批，一批拥有封地采邑的贵族，像藩王、宗室及功臣后代；另一批是以大地主、大商人、大游侠为代表的豪强阶层。

为了让这两批人出血，汉武帝一方面下令征收商业税，并鼓励百姓告发商人偷税漏税；另一方面则利用虚值货币收割社会财富。所谓的虚值货币，就是面额大于实际价值的货币。

其中，白鹿皮币就是一种专供王侯宗室的虚值货币。由于鹿皮不易保存，所以没有实物传世。史书中记载，取一张白鹿皮，裁成一平方尺大小，四周绣上纹饰，就做成了白鹿皮币。而就是这样一张皮垫子，朝廷却赋予它四十万钱的面值。某种意义上，白鹿皮币可以看作是纸币的前身。

由于西汉采取的是郡县和分封双轨制，除了中央直辖郡县外，还存在大量的王国与侯国。对于这些王侯，汉武帝一直十分忌惮。为此，他通过加强礼制建设，用礼仪制度来强调君臣尊卑，以此整肃诸侯。而白鹿皮币，又是礼制建设的一部分。

根据文献记载，“皮币”是先秦时期诸侯向天子进献的贡品，或是上层贵族之间互相交换的礼品。于是，汉武帝以恢复古礼的名义，要求王侯宗室觐见天子时，用玉璧作为礼品，玉璧又必须用皮币作衬垫，而皮币又必须用白鹿的皮来做。所谓的白鹿，实际上是具有白化基因突变的梅花鹿。由于突变几率小，所以古人视之为祥瑞，必须进献给皇帝。因此，天下只有皇家禁苑中饲养了白鹿。

由于白鹿皮的稀缺性，王侯宗室朝觐皇帝时，必须携带40万枚铜钱来“充值”。而在进献给汉武帝后，这些白鹿皮币又可以卖给下一批贵族。于是，贵族手中的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国库。对于这种公开掠夺，贵族们敢怒不敢言。

白鹿皮币，实际上既是弥补中央财政亏空的应急手段，也是一种向诸侯宣示皇帝权威的政治工具。当两种目的都达到之后，也就没有长期发行的必要了。

元狩四年时，由于西汉国库中的黄金和铜十分短缺，所以朝廷急需将其他金属开发为一般等价物，而密度间于金和铜之间的贵金属白银，无疑是作为新货币的首选材料。

当时，负责经营皇室财产的宫廷机构少府，拥有大量银锡合金。这类合金大概是为皇室制造器皿的材料，由于其数量超过了皇室所需，又没有其他用途，所以朝廷就用来铸造货币，这就是白金三品的由来。

然而，白金三品中银的含量很低，所以本身的价值并不高，但面值却十分惊人。朝廷规定，龙币价值三千枚铜钱，马币值五百钱，而龟币可折换三百钱。所以，白金三品同样是一种虚值货币。

当大量虚值货币进入市场流通，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而这正是朝廷发行白金三品的目的，即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收割社会财富，填补中央财政亏空。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紊乱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这是因为，现代国家拥有大量非农业人口，他们都要通过货币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并通过储存货币来积累财富。一旦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但积蓄的财富蒸发，连生活必需品也难以获取。

但西汉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自耕农自给自足，只需少量货币来购买农具、上缴人头税。像白金三品这样的虚值大钱，农民是用不到的。而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地主，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收取实物田租来积累的，通货膨胀对他们的打击也并不大。而真正损失惨重的是商人，他们的财富被稀释，并大量流入国库。

白金三品的发行也只是汉武帝充实国库的权宜之计，并不符合长期的货币政策。就在白金三品发行的第二年，汉武帝发行了著名的“五铢钱”。

元鼎四年（前113年）将铸币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三个在上林苑办公的官员统一铸造发行，最终实现了货币改革的目标，五铢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发行时间最长、铸造最多的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