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的惠通桥之战, “歪打正着”的怒江大捷!

历史总是巧妙得令人惊奇，一系列事件的错进错出，使结局看起来是如此必然。当人们望着滇缅公路中途横跨怒江两岸的惠通桥时，总是在感到惊险后，才长舒一口气。

为了保卫滇缅路，中国远征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出征时的10万抗日健儿，回国时仅剩下4万人左右。仅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4.2万人，牺牲官兵就多达2.1万人。中国军人的鲜血染红了滇缅公路。

1942年，10万远征军在缅甸被打败后，各部队按着自己的想法寻找着归路。日军则一刻也不想让中国人喘息，大和民族历来讲究的就是高效。日军第56师团打上了瘾，他们死死咬住了远征军，想看看中国军人能逃到哪去。

滇缅公路上的腊戍火车站中囤积的各类物资，堆积如山。眼看着这一堆堆国内战场急需的物资落入日军的手中，远征军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一块巨大的馅饼从天而降，砸到了日军手里，最重要的是军需物资一应俱全。日军将腊戍火车站中遗留下来的崭新美式军用卡车加满了油，运载着一车车步兵，带着刚缴获的战备物资，意得志满地沿着中国抗战时的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高歌猛进。

56师团指挥官坂口少将确信，中国军队已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他看着自己一车车满载着士兵的卡车和轰鸣中一辆辆威武的坦克，幻想着日军一路攻城拔寨时的情形。

坂口语气坚定对身边的参谋说：“下达命令！我们将进军到任何我们可能到达的地区，不要停止前进的步伐！”

日军沿着滇缅公路迅速逼近滇西重镇畹町。畹町漫山遍野都是仓库货棚。这里既无国防工事，又没有重兵布防。当听说日军到来的消息后，中方管理物资的人员大多丢下物资逃命去了。有部分人不忍心把物资留给日本人，一把火把仓库烧掉了。日军还没到来，畹町就已成为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当日军占领畹町时，看到化为灰烬的物资，除了捶胸顿足地感到惋惜以外没有任何办法。

从畹町到怒江的路上，数千辆汽车、战车和几万名难民、溃军在滇缅公路上夺路而逃，路上堵成一团。汽车一昼夜最多只能缓缓地向前驶上二三十公里。

眼前就是怒江。坂口心里十分清楚，在滇西只要能跨过惠通桥越过怒江和澜沧江，那取下昆明、攻陷贵阳，甚至兵临重庆便是指日可待的事。

1942年5月4日，滇缅公路上连接怒江两岸的惠通桥，比以往显得更加拥堵不堪，汽车的喇叭声、难民的咒骂声、孩子的哭喊声夹杂在一起，时空都仿佛被胶水粘住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在艰难地向怒江东岸挪动。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过桥就意味着生存，留下来就会被日本人杀掉。

当年的惠通桥

日军早料想到这种情形，他们使出屡试不爽的阴招——化装成难民，混在逃亡队伍中，企图通过惠通桥后控制怒江两岸。

此时负责守桥的中国军队中，除了宪兵队有一点作战能力外，其他的工兵团、化学兵团和小部分滇军基本没有与日军相抗衡的能力。

见惯了各种撤退状况的中国军队，对眼前的这种混乱状况早已麻木，他们哪里知道死神离他们正越来越近。

眼见着悲剧将要上演。这时一辆从保山方向开来的卡车来到桥边，他们想要在难民流中逆向过桥。走到桥中时，由于难民人数实在太多，而桥实在过窄，车子卡在人流中无法前进，悬索桥开始剧烈地摆动，载重明显已超出了负荷，眼看情形马上就要失去控制。

宪兵队的人立即拿着枪，挤到卡车旁，命令车主立即掉头返回。车主自恃有靠山，不听指挥。谁知宪兵本也是霸道惯了的人。挥起手来就是两个响亮的耳光，逼着卡车掉头回来。带着羞辱的卡车车主在调头时与另一辆车撞在了一起。这下大桥上基本上完全被堵死了。而混在人群里的日军士兵也无法过桥。

少校宪兵队长张祖武急了，说道：“妈的，快把卡车推进江里，要不谁也走不了！”

卡车主本就有气，坚决不同意。眼看形势要陷入僵局，谁也不肯让步。张祖武一不做二不休，下令手下把这个车主拖下去，乱枪打死。

恰在此时，伪装成难民的日军士兵，一听到枪声，以为被中国守桥士兵发现了。他们也立即从衣服抽出枪来进行还击。怒江峡谷枪声四起。惠通桥上中弹的无辜难民，不停地跌入江中。

张祖武立即意识到，日本人就在人群中。他知道，日军的大部队也马上会要到了，以宪兵队的力量与日军交战，那根本就是以卵击石。张祖武急中生智，眼见日本人就要冲过大桥。他立即下令，引爆埋在桥上的炸药，坚决阻止日军过江。日军眼看宪兵在引爆炸药，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桥边冲来。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守桥工兵立即炸毁惠通桥，“轰！——轰！”伴随着几声巨响，怒江东岸桥塔及主索被炸毁，日本兵也随着桥体的残骸坠入汹涌的江中，被湍急的江水冲走。

坂口的56师团听到枪声和爆炸声，知道前面已经交火，但不清楚部队是否过了怒江。日军急驶至江边，见桥已被炸毁。气急败坏的坂口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怒吼着命令：“炮兵立即进入桥西松山公路处设立阵地，另派一个大队乘橡皮筏渡江！”

5月5日上午8时，56师团后续部队1300余人，以装甲车为先导，汽车载运步兵到桥西，见桥被炸断，不能前进，只能用橡皮艇强渡怒江。日军架桥部队在后面跟进，准备在江面铺设临时浮桥。怒江西岸的日军辎重部队随时准备跟进过桥。形势危急。

或许是中国命不该亡。这时，一支全员装备德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此时出现，同过江的日军展开激战。

蒋介石知道远征军在缅甸的溃败后，料想日军定会沿着滇缅公路追击，企图沿着滇西深入中国的抗战大后方。

5月4日深夜，蒋介石迟迟无法入睡，不祥的预感阵阵袭来，让他在“西安事变”时受伤的腰更加的疼痛。蒋介石拿起电话接通第11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中将。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曾在黄埔军校时秘密加入共产党，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退出共产党。由于他一心认为蒋介石是革命领袖并代表真正的革命路线，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有鉴如此，蒋介石才放心地将自己的嫡系部队——第11集团军交给宋希濂来带领。

其实蒋介石嫡系部队，当时只占全中国军队的1 /10左右，但他能作为公认的抗战领袖，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嫡系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比其他各派系的武装力量要强，而且他们的忠诚度高、抗日决心强烈。

危机时刻蒋介石想到宋希濂，他将腊戍、畹町失守的消息通告宋希濂，此外林蔚的参谋团也有一天多没有任何消息，不知情况怎样。蒋介石要求宋希濂立即设法联系上林蔚，并急调滇西的第71军第36师沿滇缅公路西进迎击日军。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日军渡过怒江天险，一旦西南门户被打开，则重庆岌岌可危，抗战前途将会一片黯淡。

宋希濂听出了蒋介石的忧虑。在电话前毕恭毕敬地听完蒋介石的指示后，他回复道：“请委员长放心。我立即下令离怒江最近的第36师火速西进，另派出驻昆明附近的军队跟进支援，坚决守住西南门户。”放下电话后，宋希濂立刻从驻昆明城翠湖的司令部赶往郊外黑林铺的滇缅公路运输总局，要求停止一切运输，调集一切可使用的车辆，将官兵运往滇西前线。

宋希濂返回城内后，立即与第36师师长李志鹏通电话，命令其部速速赶往怒江惠通桥处，狙击即将到来的日军。

其实蒋介石和宋希濂并不知道惠通桥当时的紧急状况，凭着军人的直觉，使他们在危急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从而挽救了中国抗战。

第36师师长随先头部队第106团的两个连最先到达老农田附近。李志鹏眼见在日军猖獗的炮火掩护下渡过江的日军士兵和后续部队正在修桥时，立即和副师长各指挥一个连，进入怒江东岸的公路高地向日军射击。

本以为过江后将顺利配合辎重过江的日军先头大队，受到攻击后，就像受伤后的野兽一样，立即组织疯狂反击，他们仰攻着向李志鹏所率部队的山头阵地冲来。

第36师本非等闲之辈，是中央军的7个精锐“德式师”之一。他们清一色的德式装备，并经德国军事顾问的系统培训，又经历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的残酷考验。

何况，第36师现在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再加上师长亲自在一线参战杀敌，士兵们比平时更加士气高涨。经过近一下午的激战，日军始终无法攻克怒江东岸滇缅公路两侧的山峰。

日军渡江士兵经过几番攻坚战后，兵力锐减近1/2。至5月5日黄昏时，兵力不到600余人，已无法展开进攻，只有招架之力。而怒江西岸的坂口56师团只能在对岸看着自己的士兵处于被动局面，无法渡江支援。

相反，至5月6日，国军第36师增援部队第107、第108两团陆续到达阵地，迅速投入战斗。又经过四个小时的鏖战，歼灭盘踞在东岸的日军200人，但仍有少量日军负隅顽抗。

宋希濂作为第36师的老师长，对他的老部队赋予厚望，当他接到惠通桥战斗情况汇报时，连夜驱车赶赴前线，并于7日一早来到怒江岸边的第36师指挥所。此时第36师已全部到达预备阵地。而对岸的日军仍没有放弃渡江的计划，在火炮掩护下，企图过江支援先头部队。

宋希濂坚定召开作战部署会议，与到会师长和各团团长决定5月8日发起反攻，彻底歼灭东岸残敌。

8日的清晨，怒江水面波澜格外起伏，仿佛在为日军士兵奏响一曲挽歌。随着第36师冲锋号的吹响，抗日健儿纷纷从阵地跃出向日军冲杀而来。面对面的肉搏，刺刀对刺刀的拼杀，杀红眼的第36师官兵，恨不得将日本兵撕成碎片。

眼见已无法再坚持下去的日军渡江大队，在西岸火力掩护下，除勉强乘橡皮筏或泅水逃跑的几十人外，其余悉数被歼。宋希濂来到阵地前看着地面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日军尸体，心想终于可以向老蒋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了。

这时身边的参谋将伤亡统计送来请宋希濂过目，宋挥了挥手说：“报来听听！”

“是！歼灭日军1270人，缴获轻重机枪24挺、步枪39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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