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回归前，港英当局要花千亿建机场，银行问中方：你们知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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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9日，“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意味着香港的回归已经基本确定。

可是对于处理香港事务的相关部门来说，天真的以为只需要等到1997年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收回香港，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自己耕耘了多年的香港，英国人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虽然协约已经签订，香港的主权问题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对于香港内部的政治，经济，百姓观念等方面，英国的影响力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点从英语在香港人日常沟通中的重要占比，和香港人的生活习惯中可见一斑。

而且为了给我国收回香港制造障碍，暗中使用一点小手段也是英国人喜好的做法。在香港回归之前，他们就曾以修建机场为理由，准备在经济上算计未来的香港。

英国人是怎样妄想掏空香港的？我国政府的反制手段又是什么呢？

“人权问题”

随着时间渐渐逼近1997年，英国政府对于交还香港这件事也愈发心里不舒服。虽然协约已经签订，但这仍然不影响他们在体制问题上做文章。

1989年夏天，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暂停“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日程，所谓的理由是怀疑中方对于香港人权问题保护不力。

并且在香港岛内大肆宣扬港人的信心受到影响，应该就中国在香港驻军，以及研究草案中关于紧急状态下进出特别行政区的条款重新磋商。

究其根本，他们想要的无非是推迟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拖延中方用法律制定规则，并依法治理香港的期限罢了。

英方的这一举措，把矛头指向了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其中“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是指在联合声明鉴定后，中方提议建立的一个联络组织。

它本身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而是成为了两国处理香港回归过程中，处理譬如香港公民身份改变、海事管理、中文法律地位等各方面问题的协商机构。

中止这个组织的工作，英方表现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暂时切断和中国政府的正当交流，转而采取暗地里的博弈手段。而这一次的博弈对象，正是特区基本法。

一方面他们使用种种理由要求暂缓颁布法案，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却在香港开始推行“人权法案”。

表面上看起来“人权法案”似乎同“基本法”是不对等的，可是在英美手中，这其实是一张所谓的“万能牌”。

无论我国政府出台任何法案，只要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都可以用“人权”问题来树立一个本不存在的靶子，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体制问题”以及“基本法”上面。

英国政府的盘算早已被我国看透。在英国的“人权法案”出现之初，我国就旗帜鲜明的予以反对，并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他们的法案，再次重申不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推行。

虽然我国的态度并没能在香港彻底废除它的影响，但好在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这条法案的泛滥和对“基本法”的影响。

英方见一计不成，于是迫不及待的又开始推行“居英权”的实施。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历史上，很多香港人是可以取得英国国籍的。身为英国人但是生活在香港，这也给一些人提供了不少便利。

但从前申请英国身份是有很高的门槛的，这回为了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英国政府一股脑给予绝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国籍认证。

这个做法相当于英国可以随时撤走政府大部分人员，短时间内特区政府将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

而且即使这些人不离开香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英国人的身份，也不利于新政府的管理。

为了反击英国的这一手，我国政府对于在这个计划中获得国籍的香港人的身份，作出了拒绝认可的决定。

这一系列的见招拆招，既表现出我国政府的高瞻远瞩，随机应变，同时也意味着香港回归之前，一切准备工作尚未完善。即便解决了旧的问题，在英国的干涉下，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

双方的交锋或许直到最后一刻为止，都将一直持续下去。而大陆方面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机场建设

英国政府在香港推行了几次“法案”效果都不好，他们没有觉得是自己的想法从根源上错了，反而觉得因为当时的香港港督有问题。

此时的港督名叫卫奕信，是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为人开明的英国人。但为了更好地为英国攫取利益，英国政府免了他的职，换成了彭定康。

作为香港的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千古罪人”。

这个形容来自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彭定康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新的宪制法案，企图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

这样的做法加大了现有制度，向“基本法”方面平稳过渡的难度。同时也违反了中英双方达成的共识，同样不符合“联合声明”的基本准则。

不出所料，这份改革法案刚一出台，就受到了各方面的反对。尤其是受到前后两任国务院总理的点名批评，也算是彻底激怒了我国政府。

我方的强硬态度，让彭定康一时间进退两难。但我国政府的工作进程却没有止步不前，香港在各界的关注下一直走在平稳回归的道路上。

彭定康

眼看在政治方面走不通，英国人又开始寻求经济方面的手段了。

1989年10月，港督突然抛出了一个政府工作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提出了在大屿山及附近岛屿兴建新机场的设想，如此大的工程决定了这是一个横跨1997年的工程。

也就是说这个机场需要在回归以后才能完工。

从字面上看，修建新机场是一个为香港市民谋福利的好事，不过香港回归以后这个机场是否能完美投入使用？

英国人给香港和中国政府留下的，究竟是一个国际化的机场，还是一个食之无味的烂摊子呢？

启德机场

香港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本来是有自己的机场的。旧的机场名为启德机场，在香港回归前夕已经存在了超过半个世纪了。

机场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块土地原来属于一家名为“启德”的公司，后来地皮被卖给政府建成了机场。原来是军用机场，二战结束后才改为民用。

这座机场本来建在九龙地区。但随着香港的繁荣发展，本来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渐渐涌现出许多高楼大厦。这也为飞机的起降带来了很大不便。

很多香港的电影中站在九龙楼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飞机掠过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因为周围建筑和人群众多，为了躲避也曾经发生过飞机迫降的危险。

本来建设新机场的事情就应当在香港城市规划中，但此刻这个时间，建一个新工程并不合适。

这份计划相当于英国人造前半程，收尾工作交给中国政府，这不由得让我方提高了警惕。

果不其然，很快英国人的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他们寻找的开发商为新机场的建设开出了天价。

参与大屿山机场报价的开发商，大多是英国企业，而且报价一个比一个高。这笔钱最终是港督以香港政府的名义，去向银行借款。

如果机场的建设拖到回归以后，到时候不但新政府刚刚组成就欠下了银行一大笔债不说，还需要收拾一个修建了一半的烂尾机场。

如果说机场兴建计划刚刚推出时带有一定的迷惑性，那么当港督打着政府名义开始四处借款的时候，我国政府就已经看出了端倪。

既然对方不怀好意，那么我们就将计就计。这个涉及到两国政府的兴建计划，任何一个银行在借钱之前，都势必会询问我国政府的意见。因为借款人再重要，也没有还款人重要。

当时港英当局定下的贷款金额超过1200亿港币，并且跳过我国政府直接找到银行。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只是冷眼旁观，因为很快他们将明白，我们不点头他们一分钱也借不到。

在银行找到我国政府询问相关情况时，只得到了我方“对这件事情不大清楚，我方拒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负责还款”的回复。

简单的一句话，就让各大银行放弃了借款计划。

港督先后联系了多家国内外银行，都受到了对方的婉拒。此时的港督和英国政府才知道，如果想借钱建机场，跳过中国政府是不可能的。

尽管不情不愿，可是最终港督的代表还是来和我国政府磋商了。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随着谈判的深入，我方把他们的意图和打算一条条的揭露出来，没有留一丝情面。

首先自然是经济上的一箭双雕。此举不但让承包商们和相关人员赚的盆满钵满，而且还给新政府留下债务；
其次可以把机场看成是英国在香港的一座“纪念碑”，提高英国政府在香港人民心中的形象；
最后港英政府很可能留下一个建了一半的机场，这样在香港回归以后，英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由头，继续插手香港地区的事务。

留给我国的选择余地同样不多，即使看透了对方的意图，但“否决”两个字却很难说出口。我方心里很清楚，香港地区确实需要一个新机场，这是事关民生的问题，不能拖延。

既然如此，那么新机场自然要建，但必须要谈好条件再说。

1990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见英国外交人员时，对英方提出商讨机场兴建问题的提议，欣然表示赞同。

对方的每一个条款中，几乎都暗藏陷阱，且使用的是明显的“阳谋”。那我们就见招拆招，把计划中的陷阱一个个拆掉，给未来的香港政府谋取最大的权益。

双方就机场建设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整个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我方细节抠得死，好几次让对方代表单方面中止谈判。

项目谈判断断续续的进行了9个月的时间。最终英国人先提出让步，这才在1991年6月签署了初步意向。

在这份协议中，我国要求英方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机场的建设必须在1997年前完成，这也避免了我们收拾残局的窘境；整个工程留下的借款不得超过50亿港币；留给香港新政府的可用金额不得少于250亿港币。

看得出来，我国政府在其中也作了大量的让步和妥协。尽管如此，这也是两国政府沟通这么久以来，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了。

然而在1995年英方又提出了增加投资，建立机场服务区的提案。这一次我国政府本着增加费用，由中英双方政府承担的准则，尽量保证了为香港新政府留下250亿金额不变。

协议正式签署以后，英方的机场建设加快了速度，在香港回归前夕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不过由于英国人还是留下了一些工作，导致这个命运多舛的机场直到1998年才正式投入使用。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8年6月，大屿山机场开始启用，原来的启德机场在起飞了最后一架飞机以后成功转型，从此成为一个新的海运码头。

启德机场结束运营的那天，香港居民围绕在这个1925年由英国建起的机场周边，见证着这一时刻。

这个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旧地，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香港回归的历史，是我国走向富强的一个缩影。它同时也证明了我国“一国两制”政策获得了广泛认可，并且是切实可行的创造性举措。

而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交锋，恰恰代表了我国人民为捍卫国家和领土完整，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都敢于抗争的精神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