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革命浅谈：伊朗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其之间的内在联系

编辑|米勒尔的猫

学者们通常把暴力革命归咎于各种经济问题。大量文章认为，

社会安宁取决于财富的分配方式。

亚里斯多德就曾经指出，

革命的根源是追求财富的平均分配，

一些学者更把社会经济进步看作是引起革命的重要因素。

通过研究伊朗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与伊朗伊斯兰革命有重要的联系，但没有根本的联系，

导致革命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发展、分配不公和伊斯兰革命

1970～1978年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1%，

而伊朗的年平均增长率却达到了11.4%。

这一时期，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70亿美元增加到了546亿美元。石油当然是带来这种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1973年，伊朗的石油收入为

50.67亿

美元，1974年为

186.71亿

美元，

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99%和268%，

形成了超高速增长。石油收入的猛增使伊朗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一个债务国变成了一个债权国。可是，伊朗国民生产总值的这种高增长率却为伊朗人民带来了更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

伊朗的收入分配不公系数的确高于许多发达国家，但是低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

巴西、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1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分配不公系数平均为

，高于伊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都严重存在，

那些从战后经济增长中获利最多的人成了社会上的最富有者。在哥伦比亚、利比亚、秘鲁和坦桑尼亚等国，只占人口5%的富裕阶层却占有了总收入的

40%

以上，而占人口60%的穷人却只占有总收入的

26%

这种情况在利比亚尤为突出，其穷人只占有总收入的2%。因此，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

战后的工业化使得收入集中到了社会经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手中，而处于塔底的广大穷人却变得更加贫困。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伊朗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并没有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严重。

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表现是城乡差距。从1963～1972年间，

伊朗城市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6.1%

，而农村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却为

-0.03%

雇农和失去土地的小农占了农村人口的40%，其消费从1963年占乡村总消费的19.5%下降到1973年的16%。乡村部分农户赤贫化，甚至失去购买力。

尽管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比率失调，但伊朗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革命兴趣，

伊朗伊斯兰革命主要是发生在城市。伊朗各村落的地理位置很分散，不适宜发动革命。

到1977年为止，伊朗1750万的农业人口依然居住在大约6万个村庄里，这种分散性使得各村落之间的通讯和联合行动很难开展。

可是，村民们对发生在伊朗的这一重大事件还是有着间接的影响，

许多因土地改革计划失败而迁移到城里的农民参加了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运动。

尽管土地改革的确使很多农民受益，但是，

60%以上的农民所分配到的土地，根本不足以使他们摆脱由来已久的贫困，

大多数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结果，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寻找别的工作谋生。

从1956-1966年，伊朗大约有168万农民从乡村迁移到了城市。

由于1973年的石油繁荣使伊朗的建筑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因而为农民们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移民普遍就职于城里的建筑行业

，建筑行业的就业人数从1956年的33.6万上升到了1977年的90万，吸纳了伊朗大约10%的劳动力。1975—1976年的世界经济萧条降低了对石油的需求量，伊朗的外汇收入也因此而大大减少。

结果，

伊朗政府因为缺少资金，不得不削减了许多经济项目，

尤其是与建筑业有关的一些项目，伊朗建筑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大量移居城市的劳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引起他们对国王和政府的不满，

对国王的统治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反抗力量。

在1978年爆发的伊斯兰革命中，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后阶段，

一部分农民劳工积极地参加了推翻国王统治的斗争，

使得这次革命成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联合，革命的领导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经济发展、政治停滞和伊斯兰革命

社会经济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工业领域。

伊朗人口的识字率从1956年的5%上升到了1975年的43%。工业企业中的工人人数从1956年的80万增加到了1976年的250万。与此同时，伊朗其它领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建设也在迅速推进。伊

朗电视观众的数量从1962～1963年的0.52%增加到了1976、1977年的5%，收听广播的人数同一时期也从7%上升到了11.2%。

经济增长和其它的社会变革，

必然会促进城市中等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其总人数已占了伊朗人口的25%以上

。这个阶层极度渴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因而，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向伊朗传统的政治秩序发起挑战。

政治发展

指的是，

建立可行的政治制度来解决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现代化必定会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产生出新的社会团体，形成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联盟参政的要求。

对于一种政治制度来说，要适应现代化所提出的政治需求，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途径，

要么为新的社会阶层提供协调的政治参与机会，

使得这种社会制度得以继续存在，

要么使新的社会阶层疏远这种社会制度，

产生出公开的或隐蔽的国内冲突和分裂。

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社会学家们没有完全一致的观点。但是一些专家们还是至少就此达成了以下共识:(1)

通过选举和政党制度，达到广泛的政治参与;

(2)

高水平的政府管理能力;

(3)

灵活、多样、自治、连贯的政治制度。

基于这三个标准，

伊朗的政治结构相对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是不发达的

。政权高度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整个上层政治人物大约只有300多人，人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十分有限。尽管新的中等阶级期待着一个更理想的政府和政治参与，但是，伊朗的民主形式，比如选举投票和参与政治活动等，都日趋恶化。

在伊朗67年的立宪政体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自由选举。

有政治意识的人遭到镇压，上层统治阶级收买或强迫那些没有政治意识的人参与投票，赋予政府合法性。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的镇压，还表现在统治阶级上层对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态度方面。

在1957年和1960年，国王实行了两党制，

即著名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

艾格博尔

阿拉穆

所领导下的米里亚党和马德姆党，

只有这两个党才被允许在1960年的大选中竞争。这种新的两党制没有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此外，

在1953年政变以后，所有自由的劳工联盟和职业协会都遭到了破坏。

在1959年的劳动法中，禁止劳工联盟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不仅如此，国王还在1975年颁布法令，把50年代末期曾实行过的两党制抛进了垃圾堆，

组建了由国王操纵的复兴党，

确立了伊朗的一党政体。他剥夺了民众一切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公开宣称，

为了进入“伟大的文明时期”，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必须“统一意志”，“集中力量”。

为了扩大复兴党的队伍，他竟使用强迫入党的方法，提出所谓“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他宣布，

没有进入新政党的人，要么是参与了非法组织，要么就是与违法的党派有关。

换句话说，即是一个叛徒，这样的人应该被关进伊朗监狱或者是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巴列维就将自己完全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表面看来王权的威力似乎很大，但实际上在人民的心中已经积蓄着强烈的不满。

在巴列维时期，尽管伊朗文职人员和军事官僚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但是，其政治参与的结构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巴列维王朝极力阻止人们广泛参与政治事务，国家的最高权力完全掌握在国王及其亲信手中。

国王依靠下属团体间势均力敌的竞争来维持他的政权，依靠扩大他所领导的官僚体系来加强他的王权。

国王对官僚进行集中管理，并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不许形成任何自治官僚，以确保巴列维王朝的安全。

国王的安全保障取决于，他是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分支机构之间的桥梁。

他进行的所有合理化机构改革大多只是表面的，没有改变传统的官僚模式。

对于大量新的中等阶层和知识分子来说，

在经济地位提高的同时，他们迫切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对他们这种日益高涨的政治期望，国王进行了无情的压制，这实际上就使得新的中等阶级成了一种不满国王的、潜在的革命力量。

事实上，在1978～1979年的革命中，这个新的中等阶层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棚户区里最穷的居民，但是，

他们却成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心和领导者。

他们反对王权的原因主要是伊朗政治发展的不充分，而不是经济上所遭受到的剥削。

上述事实表明，在伊朗，

要寻找不稳定和革命的根源，

似乎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巨大差异，

显得比经济增长率或收入分配不均更为重要。

社会经济的迅速增长没有得到政治改革的响应，促进了伊朗的政治分离。

如果伊朗的政治制度能随着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而发展的话，那么最终发生大革命的可能性会小得多。在面临不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时候，

政治改革是增加一种政治制度生存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巴列维却无视这一切，他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同时，

讳言政治改革，极力强化王权，加强专制，

一切都由他个人决定，只许他孤家寡人自上而下地颁发诏令，不许群众自下而上地参与和创议。巴列维以这种态度去进行改革当然注定要失败，

因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整个社会改革中是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和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改革的轮子要前进，须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两个车轮同时驱动。

经济发展的轮子向前转，而政治发展的轮子不向前转，甚至向后转，这辆车是无法前进的，而且有可能失去平衡，发生倾覆。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产生和巴列维王朝的覆灭，究其根本原因，殆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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