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影响了民营的信心？专家总是在回避最简单的事实

　　达沃斯国际论坛上，中国向全世界做了一个表态：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我们在世界论坛上要做出不搞计划经济的表达呢？

　　因为计划经济意味着一种自循环的封闭模式，对世界贸易的需求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交换关系，你可以靠举国经济打开别人的市场，而别人未必能进入你的市场，市场的竞争机制就彻底扭曲了，这当然是任何一个贸易组织所不能接受的。

　　实际上，计划经济在国内也是难以接受的。

　　中国的民营为什么会失去信心？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在国内体现为国营扩张与垄断，从而收窄了民营市场竞争的空间，在市场地位上出现巨大的差异，赚钱效应已经走到了边际。

　　当然，专家不这么看，他们从来是为政策做注脚，关于民营失去信心的原因，清华的魏杰教授提出了两个”理解偏差“。

　　他认为民营失去信心，是因为民营的小老板们对政策的理解有偏差，而且有两个基本的偏差。第一个偏差是对”共同富裕“的理解；第二个偏差是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理解。而这两个政策在中国都是深入人心的，政策一出台，舆论的浪潮一下子就把当年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横扫得无声无息了。最近有人提出停止对民营的“喊打喊杀”，于是，人们又反过来质问：谁打压民营了？请拿出证据。这还真拿不出证据，因为舆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法律上也没有“喊打喊杀”罪，但是，要谈感受，相信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清楚自己是谁。

　　至于民营失去信心，是因为对政策的理解不深刻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也许是看透了。

　　第一个偏差：共同富裕。

　　达沃斯论坛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解释说共同富裕只是一个长期目标，前提是要先富裕，这个解释只能说明，现在不急着“共同”，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还是要共同的。

　　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追求，一定是共享未来，问题是怎么个“共同”？让冒着破产风险的投资人与懒汉共同吗？那肯定不公平，那谁还会投资，谁还会有信心？所以，不是民营的小老板智商不在线，理解不了政策，而是政策的表述缺少量化的标准。严格地说，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它本来就是一个口号，让老百姓多点幸福感，实际操作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条文，谁也没共同出一分钱。那民营为什么会出现理解偏差呢？这是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代表了一种政治理想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代表了一种长期性的方向，民营的信心当然会受到影响。

　　富人不应该出血吗？太应该了。

　　富人的富离不开政策，也离不开劳苦大众，为什么不可以多尽一些社会责任？但是，世界的本质是平衡，穷与富的平衡也要有尺度，这个尺度不是武大郎开店，大家一般高，平衡的本质恰好是差异，是差异中的公平，没有差异的平衡是伪命题，也根本做不到。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没有资本的流入，就富不了；而要资本流入，就要让资本有赚钱效应，你共同的越多，资本的赚钱效应越低，资本就会逃跑，也富裕不了，更不要说共同富裕了。所以，共同只能是体现于制度层面，是国家的责任，不是企业主的责任，企业主正常纳税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至于上缴的巨额税收怎么用，是不是用之于民，那是国家的事，比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把共同的责任都加在企业主的头上，那不是民营的理解有什么偏差，而是政策的解释与执行有了偏差。

　　第二个偏差，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就是反私人垄断，这本身没问题，任何国家，不管你姓资还是姓公，都要反垄断，因为，如果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垄断必将弱化市场竞争，失去创新能力，且会造成对行政的逆向干预，这当然要反。

　　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存在私人资本的垄断或资本的恶性扩张？比如教培，没见谁能垄断这个市场，是不是一种恶性扩张，这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教培是合法经营，执照是工商局批的，没有不纳税，现在统统转入地下，反而不纳税了。合法的经营，一纸行政命令就取消了，它的影响会出现伸延，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只要政策认为你是多余的，是恶性扩张，是资本垄断，不用通过任何法治化的形式，也不用考虑合法经营者私人财产的损失，都有可能被取缔，这真的是理解偏差吗？还是在执行过程中少了一些法治经济的理念？是执行偏差？

　　老胡的观点是认为出现了执行偏差。

　　所以，我们提出“防止私人资本无序扩张”，民营是很难理解的，又比如平台经济，如果有问题，也应该从法治经济入手，而不是民营做起来了，就说它是垄断，让国家资本混改，书记入驻。在民营的感受中，做大了就是垄断，那又如何对未来建立起信心？

　　民间资本之所以失去了信心，不是因为理解偏差，而是政策在执行时，行政权高于市场规则，缺少法治化的程序，民营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财富遭受到了损失，这就动摇了市场经济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