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将建国家级绿色交易所 如何让绿色产品更便宜、更好用？

2月4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启动仪式”在北京市通州区举行。会上，央行行长易纲表示，绿色交易所的建立可以将排碳外部性内部化，也可以稳步降低绿色溢价。

由于绿色技术是“更先进的技术”，目前绿色能源的成本普遍比传统能源更高，而高出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业界已形成共识，高企的“绿色溢价”让消费者对于绿色能源和绿色产品望而却步，因此降低“绿色溢价”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指出，推动绿色能源成本低于化石等高排碳能源成本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其二是提升传统高排碳能源成本，通过碳交易、碳税等碳定价方式增加高排碳能源使用的成本，降低经济主体使用高排碳能源的动力。

“绿色交易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中财绿指首席顾问施懿宸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价格机制的建立本身较为复杂，首先需要让碳变成可交易、可测量、可估值、可确权的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这是北京建立绿色交易所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我国建立起绿色发展系统性体系的关键一步。

谁排碳谁承担成本倒逼企业低碳化转型

易纲指出，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为排出的碳付出应有成本，所以对社会有负的外部性，排碳多的单位是以自己的低成本实现盈利，但对整个社会和公众造成了负的外部性。

“未来绿交所就是要逐步把负外部性内部化，使碳定价逐步接近其社会成本，谁排碳谁承担成本。”易纲指出，同时通过强化信息披露要求，让社会知道是谁排的碳，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是绿色转型的重要方面之一。

施懿宸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透露，在没有碳定价、碳交易的情况下，高排碳的企业自身成本相对较低，这也意味着企业在排碳方面可以毫无节制，但最终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治理成本的上升，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但若将绿色减排纳入其生产成本当中，这可能倒逼企业在节能减排以及绿色工艺上精益求精。

“从金融的角度来说，要透过金融产品构建起市场的交易机制。这需要让碳成为具备金融的资产属性，价格机制才会建立起来。”施懿宸表示，绿色交易所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若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重启，也将会为那些减排企业带来一定的收益。

实际上， CCER在实现“双碳”转型目标中能起到推动作用，该市场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为社会和企业参与这项工作提供了新平台。如今，该市场重启的概率越来越高，北京的绿色交易所亦有望承担这部分功能。

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钱立华认为，碳定价机制是碳排放控制的市场化工具，一般通过隐性或显性两种方式为碳排放造成的外部性进行定价，从而激励控排主体将碳排放因素纳入到生产与消费决策中，以纠正生产与消费的负外部性。而在碳价的激励下，企业将碳排放配额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实现碳排放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同时促进企业低碳创新。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此前亦撰文指出，提升高排碳的化石能源成本，通过碳交易、碳税等碳定价方式增加化石能源使用的成本，降低经济主体使用化石能源的动力。同时，碳交易和碳税则是带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升，使得政府更有能力推动绿色转型，且通过碳定价实现碳减排成本将在不同企业之间更合理地分担。

此外，在信息披露方面，易纲指出，接受央行低成本资金的金融机构，要承诺对外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余额、利率及相应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接受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这对于引导绿色理念，转变经济主体行为，推动碳核算和环境信息披露具有积极意义。

稳步降低绿色溢价金融成为重要的推动力

在易纲看来，启动绿交所推动绿色转型，还有“稳步降低绿色溢价”的作用。他指出，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就要逐步把绿色溢价给降下来，使企业、家庭愿意选择用绿色能源，从成本方面让大家觉得物美价廉，愿意自觉地使用。

除了通过上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的方式提高企业排碳成本之外，钱立华认为，还需要通过财政、金融等各项政策激励以降低零碳技术的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

在她看来，金融可以降低融资成本，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行业的融资；可以增加融资的可获得性，比如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零碳技术解决方案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等。同时还可以创造新的交易市场增加绿色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比如绿色基金、碳基金、碳资产管理等创新绿色金融工具，服务零碳技术的开发与推广。

实际上，在金融政策方面央行已经推出了多种支持工具。2021年，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按照市场化原则，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领域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如人民银行按照1.75%的利率给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期限合理，利率也有优惠。今年，央行首批延续实施的三项结构性工具中，有两项与绿色有关，其中碳减排支持工具将延续实施至2024年末，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延续实施至2023年末。

钱立华建议，针对不同的行业采取合理的碳定价机制，确保碳价可以超过绿色溢价，提升零碳技术的市场竞争力，激励企业及相关市场主体开展零碳技术研发与推广。同时综合运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各类政策和工具，降低零碳技术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可获得性。

多方助推转型规模经济让绿色产品更便宜

让绿色能源、产品更便宜好用，仅有金融的支持仍然不够。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这还需要动员各方力量，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其中，消费端的认可是关键环节之一。

施懿宸认为，消费端有人购买是对企业加大生产绿色低碳产品的最好鼓励方式之一，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绿色溢价。而探索让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过程中在信贷等方面将获得更多的优惠，可以促进消费者绿色消费的意识。

“这需要更多的行业主管部门的参与，构建起一整套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与相关标准。”施懿宸表示，目前在消费端，什么样的产品是绿色产品、什么是绿色消费暂时未有相关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

实际上，当前已有成功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案例。如工信部对于节能家电进行分类，并按照相关标准对不同家电贴上耗电等级的标签，消费者购买时可一目了然分辨哪些产品更加绿色。

钱立华亦认为，对于个人，助力创造更好、更清洁的绿色替代品市场，例如购买电动汽车或植物蛋白食品，推动绿色替代品即零碳产品的研发投资以及其成本的下降，最终将会推动零碳产品更加实惠、适合所有的消费人群。

此外，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则认为，绿色低碳转型最终仍需要落点于企业和消费者身上。如何定义绿色消费、如何提供完整的绿色低碳的激励机制、如何完善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等都需要长期的过程。

“从长远看，我国还可以探索推出个人碳配额，为每个公民分配一定的碳排放权，储存在个人碳账户中。”董希淼认为，个人在购买汽油等能源时将扣除碳配额，未使用的碳配额可利用碳账户进行自由交易，从而实现强制性减排市场、自愿性减排市场和碳普惠交易市场的有机统一。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姜樊 编辑 陈莉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