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疫病与日本兰学的兴起

下文为《江户时代的疫病与日本兰学的兴起》，何鹏举著。摘自《日本文论（2022年第1辑/总第7辑）》，由杨伯江主编。

江户时代的疫病与日本兰学的兴起

何鹏举

日本天明八年（1788），兰学家、西洋画家司马江汉（1747～1818年）从江户出发前往长崎游学。当他来到一个名叫“大村”（现长崎县大村市）的小藩时，记录了如下情形：

入大村，见城下每家皆张挂注绳，入口处焚香，甚怪，问之驿站，言此地嫌疱疮，长崎正流行，故如此。

这表明，面对传染病，18世纪后期的日本民众主要依靠上述神道甚至可以称为迷信活动的行为来应对疫情。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1771年春，杉田玄白（1733～1817年）与前野良泽（1723～1803年）、中川淳庵（1739～1786年）等人在江户的小冢原刑场观看了一次人体解剖。事后，他们即相约翻译手里持有的荷兰文版解剖学著作Anatomische Tabellen。这就是《解体新书》（1774年）的诞生契机。此书在日本的翻译问世被称为“日本学术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金字塔”，成为日本科学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开启了兰学与儒学、国学并驾齐驱的近世日本学问体系。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解体新书》并非日本接触近代西方医学的源头，在此之前已有从事西方医学研究的群体。而且，一般谈到日本兰学的社会基础，学界都会从江户时代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于1720年缓禁西学汉籍与担任书物奉行的青木昆阳对兰书的译读谈起，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延续了16世纪中期后兴起的“南蛮文化”。同时，以长崎的荷兰商馆每年为幕府提供的《荷兰风说书》为代表，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并促进了其经验科学的发展及自然观的变迁。但是，这些都比不上《解体新书》给当时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近代西方医学对兰学全面兴起发挥的推动作用，而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更是被后辈兰学家视为兰学祖师。但是，至今还有一个朴素的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兰学的兴起会以近代西方医学为突破口。

《解体新书》书影 杉田玄白 译

日本安永三年版（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对此，杉田玄白曾经以略带戏谑的口吻评论说：“或许医家所言皆以就实为先，反倒领会得快，抑或因世人觉事情新奇有异方妙术，奸猾之徒为钓名射利将之流布。”这只能说是兰学开创者在晚年对自己事业的过谦评价，并非一种合理的历史解释。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解体新书》的翻译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这种偶然性的背后是否存在历史必然性？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如何解释近代西方医学与兰学兴起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近代西方医学到底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此，本文将从兰学家记录的江户时代的疫病入手，勾勒出他们的思想轨迹，进而关联疫病、生命、人心与社会，最终为前述问题提供一个思想史的解答。

一 兰学家笔下的疫病

居住于江户的杉田玄白曾记录过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发生的多次重大疫情，在此可以列举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

（1）明和四年（1767）发生了严重的流感，路上行人绝迹，江户城内各大名家中都煎起了汤药，疫情一直传到佐度、越后（现新潟县）地区，以高龄者为主，许多人因此丧命。

（2）安永元年（1772）冬至翌年春发生严重疫情，与明和四年流感不同，毒性甚强，染之即死。幕府甚至发放人参进行救济，奉行通过对棺材铺的调查，得知至少19万人因此丧命，其中以身份低微者居多，有地位的人较少染病。

（3）安永五年（1776）春暴发天花，几乎没有30岁以下的染病者，相比25年前暴发的天花疫情，这次尤为严重。

（4）大灾之后有大疫，天明四年（1784）由于大饥荒，幕府不得不下令，号召制作蒿饼作为储备。即便如此，灾情加上疫情导致陆奥地区（现日本东北地区）人迹灭绝，白骨遍野。

从这些同时代的记录可以看到，当发生重大疫情时，江户时代的普通人几乎完全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德川政权即便有心救灾，也回天乏术，而且当时日本的医疗水平在疫情面前同样难有作为，因此才出现了本文开篇司马江汉所记录的情形。实际上，这种状况到德籍医学家、博物学家西博尔德（1796～1866年）于1826年随长崎荷兰商馆馆长赴江户参访时，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西博尔德也路过了司马江汉记录的大村藩，同样遇到了天花疫情，也注意到村口前张挂了注绳，据说这是山中修验者为了预防传染病而让村民们挂起的。有所不同的是，西博尔德注意到这个地方对传染病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只要哪个村落发生疫情，病人及家属全部会被送到偏远山地隔离直至治愈，当然，能否回来就要凭运气了。特别是在高岛这个地方，除了少数老人以外，居民全部因疫情死亡，可谓惨不忍睹。

提到江户时代的疫病，就不得不提及3次霍乱的暴发，先后发生于文政五年（1822）、安政五年（1858）与文久二年（1862），文久二年还同时暴发了麻疹疫情。在文政五年的疫情中，仅萩（现山口县北部）一个地方在八月中旬的12天内就有近600人死亡；而在安政五年的疫情中，七月至九月江户的病死者数量更多达286964人。不过，在安政时代的疫情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大阪兰医绪方洪庵（1810～1863年）大显身手，开始尝试使用荷兰商馆推荐的药物奎宁治疗病人，还根据实际经验总结出版了《虎狼痢治准》以普及防疫知识。绪方不仅医术好，而且门徒众多，就是在他开办的“适塾”里走出了此后引领日本一个时代的人物福泽谕吉（1834～1901年）。

《虎狼痢治准》书影 绪方洪庵 著

日本安政四年刊本（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由于日本社会的性观念在传统上就相对开放，江户时代又形成了以吉原和浮世绘为象征的町人文化，加之自1767年起掌握实权的田沼意次采取的放任政策进一步加速了町人文化的成熟与社会风气的颓废，导致“花柳病”成了那个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受此困扰的就有杉田玄白，因为他一生都在为医治梅毒进行坚韧的斗争。

……既已辑录数百方，每逢患者，择其方从症试施，却无百发百中神妙之方。后涉阿兰之诸书，从其诸方中选取，同样试施，也无甚变化。就这样，逐年渐得虚名，病人越来越多，每年治疗千余人中，七八百为梅毒患者。如此过了四五十年，治疗此病也数以万计，现年逾七十却未见有痊愈者。此患者之不慎乎，抑或治疗之拙乎，愈知此病难治，与年若时毫无变化。

由此可知，杉田玄白勇于开拓兰学、钻研近代西方医学是出于现实的强烈需求。这也是出身医官世家的杉田的责任感使然，是他的医者仁心。遗憾的是，当时的西方医学也未发展到足以让杉田如愿的程度，而日本民众的生活却时刻都面临着疾病与死亡的恐惧。正因如此，江户时代的奇才、博物学家平贺源内（1728～1779年）借虚构的文笔对当时的医疗给予了极大的讽刺。

又有极恐之国，名为愚医国，又名薮医国。其人皆秃头，有留总发者，以治病为业，近年水平甚为低下，一看书眼就发昏，如坐针毡，半时也不能做得学问……值得显摆的唯有药箱，上面银环倒是闪烁，可对其中之药却毫无考究，言牛膝就是牛的膝盖，言鹤虱就要去找鹤身上的虱子，还说什么古人之言无误，简直是贻笑大方之国。

我们现在读平贺的文字也许会禁不住大笑，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立志治病救人的兰医们却完全笑不出来，他们在苦苦地上下求索。通过前述内容，我们可以体会到江户时代中后期疫情频发、医疗水平有限、百姓求医无门的社会现实。另外，江户中后期日本的社会内部发生了一些重要变革，这种变革又为兰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兰学从来都不是对近代西方学术著作的单纯译介，也并非在一张白纸上勾勒出的西洋画。

二 兰学兴起的思想基础

传教士沙勿略（1506～1552年）于1549年到达日本后，通过天主教的传播，在日本掀起了一场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变革，被称作“南蛮文化”。虽然天主教的传播因丰臣秀吉与德川政权先后禁止而中断，但在“南蛮文化”时期，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药物学、农学、数学、测量学、兵学、航海造船技术等已在日本有所传播。不过，因为受制于传教士传教的需要，这种传播尚处于零散而不系统的阶段，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医学方面，伴随“南蛮文化”的兴起，西方的医学知识特别是外科相关知识得以流传，出现了以简单外科为主的“南蛮流”等医学流派。确实可以说，“南蛮文化”培养了日本一部分知识精英的实证精神，为此后兰学的兴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进入江户时代，日本统治阶层通过荷兰商馆一直保持着对海外信息的关注。而自1708年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1668～1714年）因偷渡被捕，儒官新井白石（1657～1725年）通过对其进行讯问而著就《采览异言》（1713年）与《西洋纪闻》（1715年）后，西方文明再次进入日本知识精英的视野。此后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对兰学的推崇与对青木昆阳的重用更成了兰学勃兴的催化剂。但正如前文所述，社会大环境并不能直接解明西方医学为什么成为兰学全面兴起契机的内在思想理路，我们仍然需要进入日本医学思想演变的内部轨迹寻找答案。杉田玄白曾经给出了线索，他说：“当初从未想到兰学会变得如此兴盛，汉学是修饰文章之学问，因而发展迟缓，兰学则是将事实原原本本记录，所以才更易被接受吧。实则，因在汉学开人智见之后，才如此迅速，也未可知。”虽然杉田玄白并不十分肯定，但他还是从自身的经历中体会到汉学对兰学兴起的基础性作用，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医在日本的一脉——汉方医。

（一）汉方医的思维转向

中医据说最早于6世纪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吴人知聪于562年携医书来到日本是中医直接传入的较早记载。此后，中医与日本本土医学不断融合，形成了所谓的汉方医学。由于日本的汉方医学经典多为汉籍，所以在江户时代，医生多为儒者兼任，行医也成了儒者谋生的一种手段。因此，日本儒学的发展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汉方医学的学术风格。从17世纪中期起，日本儒学发生了重大转向，那就是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兴起。他们反对陷入朱子学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主张实学，着力将自然认识从封建伦理中解脱出来。这种灵活、宽容的儒学环境对兰学的兴起确实至关重要。就连杉田玄白本人在行医过程中也曾受到荻生徂徕的启发。

未曾想读徂徕先生的《钤录外书》，其中讲真正的战争非军学者之流所教，地有险易，兵有强弱，绝无何时何地同样准备而皆能预定胜败之论……书中记“平常学得军理，再依大将之量，而胜败乃临场方定”，读此才明，所言实然。乃悟我医如不更改面目，则不得立大业。此后方知，真正医理乃在远西阿兰之处。

一方面，“古学派”的学术风格不仅仅影响了杉田的人生选择，更直接改变了汉方医学的发展方向。受到明清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江户时代前期主要流行的是所谓“后世派”，这一流派的汉方医主要尊崇“金元四大家”，特别是李东垣与朱丹溪的学说，强调“辩证论治”。而随着儒学内“古学派”的兴起，汉方医学内部也兴起了“古方派”，他们将《伤寒论》作为经典，强调病症与经方相配的“方证对应”的实证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有主张“万病一毒”的吉益东洞（1702～1773年）和强调“亲验实试”的山胁东洋（1705～1762年）。

山胁东洋像（图源网络）

日本历史上首次经官方许可的人体解剖就是由山胁东洋于1754年实施的。山胁本人从40岁时起热衷于徂徕学，终于在50岁时实践了他遵循的实证理念。需要指出的是，杉田玄白等兰学家并未亲自参与解剖，在这点上汉方医学可以说比兰学先行一步。根据解剖的结果，山胁于1759年刊行了《藏志》一书，这本书也直接影响了杉田玄白，而杉田的同僚小杉玄适甚至还直接参与了那次解剖活动。最为关键的是，山胁对解剖结果的分析还不能让杉田满意，因为当山胁发现人体内部结构与当时汉方医学所遵循的经典不一致时，他未能对汉方医做出彻底的反思，只是评价说“上古称九脏，今分五脏六腑，乃后人之杜撰”。杉田正是读了山胁的著作后下决心亲自观察人体内部构造以辨真伪。

另一方面，汉方医学通过“古方派”的努力，逐渐抛弃了“阴阳”“五行”等形而上的哲学理念，确立了“经方”在汉方医内的主流地位。他们也不再强调“辩证论治”，而是侧重“症治”的统一性，改变了汉方过度依赖医师个人能力而导致治疗效果参差不齐的弊端，为此后开发研制具有普遍医疗效果的现代汉方制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儒学与汉方医学内部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东亚地区学风转变的结果，因为清代学人所倡导的疑古与实证之风在17～19世纪流行于整个东亚地区，只不过清学的变革多发生在儒学系统之内，而其在日本却促发了儒学之外学术的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时代潮流，即便在固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与“逝者为大”的中国，清代医家王清任仍然坚持开展解剖观察活动，并刊行了《医林改错》（1830年），该书从实证角度纠正了中医长期以来在解剖与生理认识上的错误。此外，明清时期中国的学术成果在无意间还直接影响了兰学的学术构建。比如，19世纪初德川幕府组织编译西方家庭日用百科全书《厚生新编》，在这一过程中兰学家使用的重要参考资料就是《本草纲目》；明末清初方以智的科学巨著《物理小识》东传日本后也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后来更成为平贺源内通过举办展示奇珍异宝的东都药品会而总结编纂《物类品骘》（1763年）与大槻玄泽（1757～1827年）补译恩师作品而刊行《重订解体新书》（1826年）时的重要依据。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在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的儒学及汉方医学的学术方法所发生的转向是兰学兴起的重要思想条件。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本身大多是学医出身，而且具有较为深厚的汉方医的学术修养，一方面能够感受到日本儒学及汉方医学内部的变化，受到重视实证经验的学术风气熏陶，另一方面也深切体会到汉方医学所具有的局限与问题，因此他们寻求从以实证为根本的荷兰医学中释疑解惑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日本儒学及汉方医学的发展可以说从“内部”或者说“正面”为兰学的兴起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而江户时代中后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则可以说从“外部”或者说“反面”为兰学的兴起提供了巨大刺激，这突出表现在兰学家对江户时代的社会批判上。

（二）兰学家的社会批判

江户时代中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是促使兰学兴起的重要外部原因，这种外部矛盾的刺激作用突出表现在早期兰学家的精神世界中。首先，表现在兰学家对以儒学和汉方医学为代表的江户时代学问的不满上。司马江汉断言：“吾国人，不好穷理万物之事，不好天文地理之事，浅虑短智。”这是他对当时仍然存在的空谈性理学风的强烈批判。而且司马江汉并不孤单，因为持同样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他在前往长崎的途中到一个名叫金刚坂的地方给一位名叫森岛平四郎的人带信，结果到森岛家门口却发现门上挂了块牌子，写着“儒者、学者、虚名者并乞者不可入”，儒者在那个时代的名声居然已经沦落到与乞丐相同的地步。

当然，兰学家最为不满的还是汉方医学，杉田玄白曾经评论称“唐流”的外科没有可看之书，虽然关于内科他也承认没有比“唐”更精细的，但他仍无法理解中医学说因人而异的状况。例如，汉方医学对人体结构没有明确认知，甚至出现了自我怀疑的现象。吉益东洞便认为脉诊不可靠而主张腹诊，杉田则认为吉益有此怀疑是因为他不了解皮下血管的构造，如果明白脉搏的起伏变化与血液循环相关，自然可知脉诊是一种可行的诊断方法。总而言之，杉田认为汉方医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

汉人之说，人人各有其思，如滑伯仁、张景岳之脊骨说，各不相同。无论哪国，人身并无智、愚、贤、不肖之差别，必定相同。各自逞见，争先倡奇，何是何非哉。形体不定之事，必当疑之。以此相考，可知汉人乃从肉上寻摸而定其见。经脉骨度相异之唐医书，其说其论不可信也。

人体构造都是相同的，为何关于人体的医家之说却各不相同？就是这个十分朴素的疑问一直驱动着杉田去寻求答案，激励杉田学习西方医学，并在日本建立起有别于汉方的一门新医学。

其次，在这种对汉方医学不满的背后，存在兰学家对华夷观念以及盲目崇拜中国而不顾日本实际情况的不满。平贺源内曾批评说：“唐是唐，日本是日本，昔是昔，今是今，即便三代礼乐也不相同，曾经立而拱手为礼，现今在贵人面前却不能立。即便是圣人之政，如欲行井田之法，百姓也会斥为愚蠢之极。”平贺讲的就是要尊重各国国情特殊性的道理，不能盲目地以中国的标准为标准。杉田玄田则提出：“如夫以周之衣冠为是，行之赤道下渤泥、苏门答剌等国，则民不耐其热，恐生疾病焉，圣人生其国，则必新衣冠，当使其民不苦也，以是观之，则衣冠文物，明尊卑之分，不必以支那为是，以从风土之宜为是也，道者，非支那之圣人所立，天地之道也。”杉田在这里提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衣冠文物”须从“风土之宜”。杉田还指出，“天地之道”并非“天理”，而是以西方医学、天文学、地理学为代表的客观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杉田对日本特殊性的维护，以及对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的全新的普遍性的追求，这要比将“道”看作圣人之“作为”的荻生徂徕的主张更具现代性。

如后文将要论述的，正是兰学家的一些不满孕育了日本走向现代的第一步。当然，杉田的主张也遭到“道学先生”的反对。对此，大槻玄泽说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择善而从，何错之有。守株不改，可笑之至。”但改变普遍存在的定式思维绝非易事。一次，司马江汉到某武家做客，席间一位姓织田的公家朝廷官员说：“江汉熟知西洋之事。可是荷兰人并非人类，乃是禽兽。只不过善于工技。”司马江汉只能气愤地回答说：“看来人不如兽。”

《兰学阶梯》书影 大槻玄泽 著

再次，兰学的创始者们不仅批判旧思维、旧观念，他们的批判还直接指向了德川封建世袭体制。因为在这个体制之下，所有人都按照武士、百姓、町人等等级被严格划分，没有人不被身份制度牢牢地禁锢。所以，司马江汉才感叹道：“天下有才者，生于农夫工商之家，因卑贱而不得用。生于诸侯贵家者，虽无才而用之。有才不得用者如愚人一般，无才得时受用者却宛如才子。”而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武士集团则因为长期养尊处优出现了风俗败坏的现象。据杉田玄白记载，天明七年（1787）正月十七，在御番头水上美浓守的府内，七名武家官员举行宴会，还请了六七名歌伎，席间两名武士因敬酒的小事吵了起来，最后演变成一场“混战”。这些官员大打出手，损坏了将军下赐的家具，更有甚者居然在席上大小便，还有人用筷子夹起大便乱扔。杉田斥之“旁若无人，不知羞耻”，还不如“鄙夫下人，堪称人妖”。

当然，兰学家批判的矛头也并未完全指向统治阶级。正所谓“怒其不争”，如前面提到的，汉方医学鱼龙混杂、缺乏普遍适用的医疗手段等弊病，导致江户时代的普通民众只能依靠迷信活动等“自救”行为抵御疫病。对此，平贺源内讽刺说：“医者分什么‘古法家’‘后世家’，只知背地逞强，却治不好病，一旦流感暴发便统统杀光。”至于百姓的迷信活动，除了前述挂注绳防灾外，在安永元年至次年的那次大疫情中同样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杉田发现家家户户门上都挂着写有据说能祛除病疫的男巫名字的牌子，而那个巫师实际上只是深川蛤町一个名叫水屋半助的普通人。结果，男巫与他的家人最终也因为感染疫病死亡。对此，杉田无奈地说：“世间一般都在干着如此愚昧的迷信事，实在是可笑之至。”

民众的愚昧还并不完全体现在疫情这种特殊时刻。司马江汉作为“地动说”的普及者，在去往长崎的途中曾经拿出地球的图示给民众讲解最新的天文、地理知识，结果一位三十六七岁的妇人过来，说她听懂了天竺释迦所在之处，现在想问问极乐所在何处，自己想趁活着的时候去看看。司马江汉解释道：“我们这个世界是圆的，周围都是天，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在天当中还有许多，所谓极乐世界就在天之中，可人是无法活着在天中行走的。”结果妇人回答：“那我更得求阿弥陀佛了。”像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恐怕是无法尽述的，而兰学家所面对的、所要改变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现实。安政五年发生疫情时，骏河地区（现静冈县）的民众为了祛除疫情还大规模前往京都吉田神社接神。

当然，在江户时代也并非只存在愚昧，当西博尔德来到江户后，就发现将军及大名这些处于统治阶级的人享受着“完善”的医疗保障。根据他的记录，为统治者服务的医师被分为三个等级，即法印（仅由一名内科医师出任）、法眼、法桥，这些医师分别属于十一科，包括内科、外科、本草家、妇人科、小儿科、口中科、眼科、整骨科、针医、灸师、按摩。不知目睹过大村藩百姓张挂注绳的西博尔德在与这些医师交流时是何心情。虽然“人皆同为人”，但阶级间医疗水平的悬殊造成了杉田玄白在安永年间观察到的与上层统治阶级大为不同的民众应对疫情景象。我们当然不能按照现代的标准去要求德川幕府为人民提供普惠的医疗保障，那本来也不是武士政权的本职工作，但这种巨大落差恐怕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绝非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更何况那些已经开眼看世界、接触到异域信息且坚持认为“人皆同为人”的兰学家。这些兰学家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并不会只停留在情绪层面，这种情绪最终将促使他们去构思一个别样的日本。

三 早期兰学家的思想特征

在1939年靠一部《洋学论》成名的高桥磌一曾经评价说，以兰学为先声的日本洋学的勃兴是“人民大众对正义与真理的欲求和为了获得作为人的生活的斗争”。如果联想到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等主张，高桥的评价是否有些过头了？兰学在兴起之时是否仅专注于医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而缺乏人文关怀与社会意识？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如此，恰恰是对近代西方医学的钻研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最新天文、地理知识，使得早期兰学家的思想已经迈出了走向现代的步伐。

（一）追求“普遍人性”

首先，早期兰学家思维中的现代性萌芽表现在他们已经发出了对“普遍人性”的呼唤。如果可以将“普遍人性”定义为“一切社会、一切人类个体所具有的属性，是全人类之共性”，并将其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大类，或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大类”的话，兰学家们对普遍人性的追求恰恰就是从对其自然属性的肯定再发展到对其社会属性的探寻。通过对人体解剖的观察，杉田玄白坚信所有人类在人体结构上都是相同的，因而“古今无论哪国，所谓人，上至天子下到万民，男女之外并无他种。虽分上下，立位阶，命名其人，定四民之名目，但人皆同为人，只不过分贵贱尊卑之名耳”。虽然这段话里存在肯定“贵贱尊卑”的历史局限，但是杉田能够在牢固的等级制社会中直白地讲出“上至天子下到万民”“人皆同为人”的道理也值得关注，福泽谕吉的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在思想理路上可谓与其一脉相承。

杉田玄白行医救人的理念也能够体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确立了对“普遍人性”追求的人文关怀，所以才能明确告诫后生“欲立医业者，第一不得失廉耻之心”，对待病人要像“对待妻儿一般不厌其烦”，“无论贫贱还是高官富豪，须同样疗治不得有二志”。由于医学是以“人”为对象的科学，所以以医为业的兰学家才能对“普遍人性”有如此恳切的向往，这也是近代西方医学在思想史意义上对兰学兴起与发展的最大贡献。同样，对天文、地理更有所长的司马江汉通过对欧洲国家的“想象式理解”也发出了“贵人”之声，他说西方国家的学问“以天文为本，专以孝贞、忠信、人伦为道，虽贵有天子、诸侯，卑有农夫、商工者，然由天而定皆为人也”，还说之所以西方国家只有牛马车而无靠人力驾驭之车，乃因他们“不以人为牛马，作为人而贵人”。此外，兰学家森岛中良（本名桂川甫粲，1754～1810年）在与其兄——参与翻译《解体新书》的兰学家桂川甫周（1751～1809年）——关于西洋风情的对话录《红毛杂话》（1787年）中，同样着重介绍了荷兰的“贫院、幼院、病院”，并称“其国风以专施慈悲善根为第一”，“国中绝无弃婴”，“外来使客及国中病者，无论贵贱均可居入病院”。兰学家如此关注欧洲的公共设施是其追求“普遍人性”的人文关怀使然。而把所有人都当作人来同等对待，这看似理所当然的道理在把人严格地分为三六九等的等级社会中，则可以说是对体制的颠覆性言论，兰学家实现理想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二）探索普遍真理

早期兰学家还开启了对（超越圣人之言的）普遍真理的探索。当然，这里面首先有“西学东渐”的刺激，前野良泽介绍说：“和兰都有学校。其中别有名穷理学校者。其立教也，即三才万物而穷其本原固有之理。名曰本然学也。是以敬天尊神、秉政修行、明事理精术艺、正物品利器用。而帝王布德教、公侯保社稷、四民安业、百工尽巧。盖其教化所至，实为远大也。”在前野看来，正是由于西洋诸国注重穷理，所以才能够富强兴盛。而在兰学家的眼中，当时的日本则是一个上上下下既不知地球围着太阳转，也不晓日本在世界的何方，更不明人体内部构造的“不知穷理”之国。因而司马江汉才认为日本人“浅虑短智”，在开化程度上也不及欧洲，在工艺上更技不如人。

长崎出岛示意图 葛饰应为 绘

长崎的出岛是日本江户时代对外的窗口

正是由于兰学家能够认识到日本的不足，所以才没有日本国学家那种“夜郎自大”的“日本中心主义”。同样，正是因为兰学家认识到“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居焉，所居皆中也”，所以才能成功冲破华夷秩序的束缚。1804年俄国使节雷扎诺夫来到长崎要求与日本通商，幕府却将其扣留在长崎的出岛达半年之久。听闻此消息后，司马江汉不禁气愤地说：“雷扎诺夫乃俄国使节，俄国国王也是国王，与我国之王无异。礼节是人道之第一步，这次的措施，就像我们裸体站在一位衣冠整洁之人面前。他们一定会将我们日本人看作禽兽。实在可叹。”既然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么国也应该都是平等的国。有研究积极评价杉田玄白在打破华夷秩序观念后能够树立一种“国家平等观”而没有滑向“日本中心主义”。而从司马江汉的感叹中我们可以确信，杉田玄白并不孤单，在有着清晰世界认识的早期兰学家的思维中确实有一种“国家平等观”，即便还不成熟，也难能可贵。

（三）构思“理想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当早期兰学家认识到存在与日本及中国都不相同且更为“开化”的他者时，他们的思想活动没有停留在对他者的介绍层面，而是开始从介绍转向构思日本的社会制度变革。例如，前野良泽就在介绍欧洲诸国时着重描绘了罗马教廷的制度：

意大利亚在欧洲专教化之主。欧洲及非洲的四方学士，皆聚会于此，不劳耕织，于此处衣食者凡七十万人。国王不娶，专行教法。其国政悉委有司。教官之臣，有七十二员。王死时，国中之民，各以密封，记其官员中有德当嗣者一名荐之，以其荐多者嗣位。选教官时，亦如此授之。凡欧洲之诸国，王无子时，或诸官缺时，皆以此法选其人。无一人以私嗣位与官者。

我们无须在此纠缠前野良泽的记述是否准确，这段引文的意义在于前野良泽通过介绍的形式向当时的日本人展现了一种超出他们生活体验的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里面没有依据身份的等级制度，也不存在建立于“私”之上的世袭安排，仅此两点就足以构成巨大的冲击。而已感受到这种冲击的兰学家在面对江户时代中后期的种种社会矛盾时，必然会忍不住提出他们的改革方案，比如关于如何选人用人，杉田玄白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承认卑贱之人因为“小量而无深谋远虑”的基础上，大胆提议在各大名中选人：

恐上面也无法一一考量，不如命众人调查有口碑的人才。还有些人需要重新认识，可令众人写出被举荐者名字，密封呈交。如此有智慧的人物便能自然涌出，再选人望多者即可。改变迄今之办法，选人应不限于御谱代之中，即便外样大名，有用者亦可选任。总之，革除旧弊乃是国家长久之计。

《管蠡秘言》成书于1777年前后，而《野叟独语》则于1807年完成。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杉田玄白的改革方案直接受到前野良泽的影响，因为杉田玄白还有其他机会接触到欧洲国家的国情知识，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在上述引文中看到兰学家从介绍异域国情到提出本国改革方案的思想变迁轨迹。杉田玄白的方案绝非现代民主制度构想，仅是一种选贤任能方法的改良，不过，即便这一小步如果被采纳，对于等级森严的德川体制而言也可以说是动摇其国本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一直到幕末的动荡时期才以所谓“列藩会议”方案的形式出现，只不过那时历史的天秤已经不在德川政权一边了。

从前述兰学家追求“普遍人性”、探寻普遍真理、主张国家平等、构思社会改革的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肯定，正如日本学者芳贺彻所评价的，兰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非“外发的”，而是一种“内发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是一种文化的变革行为。虽然兰学是因日本人学习西方学术而兴起的学问，但正如日本儒学并非对中国儒学的单纯复制一样，兰学的兴起也是日本思想内部变迁的结果，而兰学的发展更推动了日本人精神状态的变革。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日本的思想史并不会仅仅因兰学而彻底改写，兰学毕竟还需要与日本儒学、水户学、国学等思想潮流相互竞争、相互融合，而日本的思想史也是在多种思想潮流“竞合”的状态中演进的。第二，早期的兰学家虽然发出了走向现代的启蒙之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本人都已经具有成熟的现代思维。反倒因为他们迸发出现代思维火花的一些观点与当时的日本社会格格不入，早期兰学家的人生道路往往以悲剧形式告终。例如，一生玩世不恭的平贺源内最终因发狂杀人入狱而亡，连杉田玄白都感叹他是“嗟非常人。好非常事。行是非常。何非常死”。而司马江汉因为理解了人死精神即灭的道理，到头来陷入了老庄的虚无主义。杉田玄白得以安享天年，晚年自号“九幸”，并撰写了《兰学事始》的回忆录，后人也才有机会从中体会早期兰学家的艰辛。

《兰学事始》书影 杉田玄白著

明治二年刊本（图源网络）

四 结语：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邻

“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邻。”这是杉田玄白为大槻玄泽在芝兰堂举办新元会（荷兰新年）所赋的诗句。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应运而生的兰学一兴起就“宛如一滴油入池水之中”传播开来。兰学的兴起对近世日本思想史的演变产生了本质性影响，此后我们在日本思想史中会看到积极主张“海外交易，开发属岛”的重商主义者本多利明（1744～1821年），宣传无神论且对儒学、佛教和神道教都给予批判的山片蟠桃（1748～1821年），因谋划“幕政改革”而陷入“蛮社之狱”的渡边华山（1793～1841年）和他的盟友、西博尔德的高徒高野长英（1804～1850年），以及前面提到的深耕医学的绪方洪庵及其弟子福泽谕吉，还有写下《邻草》、最早在日本提倡立宪政治的加藤弘之（1836～1916年），等等。当然，此时兰学的内容也逐渐扩展，“兰”已经不能再涵盖其义，幕末“洋学”应运而生。即便通过前文对兰学主要人物的简述，我们也能够认同詹森所言，兰学的兴起既是“日本世界观在转变的过程中已经崩溃的象征，又是促使其崩溃的因素”。我们还可以说，兰学的兴起既是德川体制开始动摇的表现，也是造成德川体制逐渐崩溃的原因。兰学家的确迈出了日本走向近代的第一步。

最后回到本文的开篇之问，近代西方医学之所以成为兰学兴起的突破口，首先在于江户时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主要依靠年贡的幕藩财政体制的不协调导致武家政权面临财政紧张的困境，有识之士纷纷思考如何改革。而频频暴发的疫病与天灾更是雪上加霜，在疫病与灾害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面前，人们对医学的渴望与对生命的关注便尤为恳切。早期兰学家对近代西方医学的钻研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时代使然。其次，如前所述，日本儒学与汉方医学的学术风气的转变也培养了早期兰学家的实证精神与穷理的欲望。特别是汉方医学内的“古方派”直接刺激了兰学家对人体解剖的观察，这一偶然事件成为重要转折，使得兰学的全面兴起由学风转变的时代趋势变为俨然的历史现实。而兰学以医学为突破口全面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就隐藏在江户中后期人们对生命与社会二者相互关系的不懈探究中。再次，由于医学乃以“人”为对象的科学，早期兰学家从肯定“普遍人性”的自然属性逐步转向追求“普遍人性”的社会属性，这一转变也不断地促使兰学家关注异域国情，并大胆地构思如何改变日本的现状。虽然西方天文学、地理学的传入也对兰学家建构新的世界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医学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是兰学及洋学没有完全陷入“器”而逐步转向“道”的根本动力。如今，我们回顾江户时代的疫病与兰学兴起的关系，最大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思想史的追溯，发现可能有助于思考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关于人类社会中疾病、生命、人性与社会关系的启示。

书籍简介

日本文论

（2022年第1辑/总第7辑）

杨伯江 主编

2022年12月出版/68.00元

978-7-5228-0929-8

内容简介

《日本文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学刊杂志社协办，为学术期刊《日本学刊》的姊妹刊，一年两辑。本辑设立专题栏目“《日本书纪》研究”，其中导读介绍了《日本书纪》的编纂意义，三篇论文则具体论及《日本书纪》的双重性格、“本文”与“一书曰”间关系的结构特点、断句导致的文本异读等。社会史栏目从祭神、山形、风物等方面探讨了江户时期日本不同思想流派的文人、画家、俳句诗人对富士山形象、意义、生活化的建构，并从江户时期民众应对疫病的迷信行为和社会状况入手讨论了其时医学界对日本“兰学”兴起的影响。经济史栏目关注了日本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建设，梳理并总结了日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自然资源类法律体系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内容和特点。

书籍目录

专题研究：《日本书纪》研究

导读：《日本书纪》与东亚古典学　刘晓峰
《日本书纪》的双重性格与后世解读：以林罗山为中心　刘晨
《日本书纪》“神代”卷的世界结构刍议　龚卉
《日本书纪·神代上》第五段“一书曰”第七的断句与神谱　李健

社会史
富士山的民族化与江户日本人的身份建构　向卿
江户时代的疫病与日本兰学的兴起　何鹏举

经济史
日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概论　叶浩
日本大数据产业政策与产业链发展研究　张文闻　瞿雪峰
日本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的经验与启示　张弼格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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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丁曼泽

审校：柳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