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个子”是北京知青王有丁的外号,这个外号是在陕北插队落户时乡亲们给他起的。对于自己这个外号,王有丁一点也不抵触,他说名副其实嘛。
别看王有丁个头矮,在陕北插队落户时,他可是名人,参加过县里的劳模大会,夺了队长的权,还娶了队长家的漂亮女子。
说起自己的插队往事,王有丁老师一脸的自豪和骄傲,他说别看我个子矮,我的婆姨可是长得高挑又漂亮,当年在梁家沟大队周边的几个大队,她可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
八年知青生活充满了苦和乐,也经历了不少风雨波折,今天咱就请王有丁老师给读者朋友们讲述一下他的知青生活经历。
王有丁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一直在家待业等待着街道上为他安排工作。就在那年12月份,人民日报刊发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头版文章,王有丁不顾父母反对,当即就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1月中旬,在那个最寒冷的时节,还不满十八周岁的王有丁告别了父母和亲人,和一帮好同学一起坐上了北京开往陕西境内的知青专列,开始了他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艰苦历程。
时隔多年,王有丁还记得当年梁满仓队长和十几名乡亲们步行八里路到公社驻地为他们挑行李的情景。那年四十岁的梁队长挑着两只大木箱子走在最前面,还一个劲回头嘱咐大家小心一点,别磕碰着知青们的木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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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丁他们十一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梁家沟一队插队落户,临时住在了队部东边那两孔破旧的土窑里。走进低矮昏暗的土窑洞,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过了好几天知青们才听做饭的那位婆姨说,他们居住的这两孔土窑,原来是队里的羊圈。
陕北的腊月天气很冷,夜间气温要达到零下十几度,知青们来到陕北后,首先面临的就是烧柴难题,做饭取暖都离不开烧柴,烧柴几乎和口粮同等重要。知青们跟着梁队长接连打了几天烧柴,又跟着队长到牲口棚里起了两天牛圈和羊圈,年前基本上没干多少农活。
起牛圈和起羊圈也挺累人的,队里一般两三个月才起一次牛圈。饲养员天天都要挑土垫牛圈和羊圈,两三个月的时间,牛羊粪和垫圈的黄土混合在一起,被牛羊踩得很结实,要用老镢头或尖镐把牛羊粪刨一下,再用铁锨装到土筐里挑到场院晾晒,两筐湿牛粪,足有百斤重,新来插队的女知青根本挑不起这百斤重的担子。
春节过后,元宵节之前的那段时间,不光是知青们要去很远的地方打柴,社员们也都去打柴,看着沟坡上的草根都被婆姨们挖出来当了烧柴,知青们心里都说不出是啥滋味,当时陕北农村的贫穷与落后,现在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
元宵节过后,梁队长就带领社员们开始为春耕生产做准备了。晾晒在场院里的牛羊粪要运送到地里去,犁耙、耩耧等农具也要提前维修,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也就渐渐拉开了序幕。
知青们跟着社员们往山上挑了几天羊粪,队里才为知青们评定了工分标准:女知青劳动一天记五分工(女社员劳动一天队里给记七分工),男知青劳动一天,队里给记七分工(男社员劳动一天队里给记十分工)。
对于这样的工分标准,王有丁不服气,他就去找梁队长理论。梁队长给出的答案是你们北京知青刚参加生产劳动,还不会干农活,也没有力气,他说给你们这样的工分标准,有的社员还有意见哩。
二月初十那天往沟东的坡地挑羊粪,从场院到那片坡地足有二里半的路程,社员们一天只能挑五六趟羊粪。头一天傍晚,王有丁到队里借来了那杆大秤,他想为自己和知青们讨个公道。
那天吃过早饭,社员们开始往山上送粪,王有丁还是和往常一样,挑着两筐羊粪,紧跟在梁队长身后往山坡上走。社员们看王有丁手里拿着一杆大秤,都有些疑惑。
到了地头,王有丁叫住梁队长,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要把社员们和知青们挑来的羊粪称一下重量。
梁队长尊重了王有丁的要求,他和一名年轻后生帮着称重,王有丁把提前准备好的纸和笔交给记工员,让他帮着记重量。
傍晚收工后,梁队长让记工员把三次称的重量加在一起,算出了每个社员三次挑粪的重量,结果令梁队长和记工员都很惊讶,王有丁挑的重量和梁队长一样多,有几名男社员,还不如女知青挑的重量多。
看着个头矮小的王有丁,梁队长笑着:“你这么小的个头好大的力气嘛,真没想到,你小个子能和我挑一样的重量。”
从那以后,“小个子”成了王有丁的绰号。也是因为那次挑粪称重量,五名女知青每天的工分都变成了六分工,王有丁他们三名男知青每天的工分也和男社员们一样,都是十分工。另外三名男知青的工分还是七分工,因为那三名男知青年龄小身体弱,他们的劳动量确实小。
一晃就到了秋后决算的时候,知青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他们也和社员们一样,秋后也要分红利了。王有丁和梁队长的工分差不多,梁队长分到了十三块七毛八分钱的红利,王有丁分到了十二块零五分的红利。
看着梁队长一脸高兴的样子,王有丁问梁队长:“队长,咱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就分十来块钱的红利?这也太少了啊。”“哈呀!这还是多的嘛,年是(去年)哦(我)才分了三块八毛钱的红利,咱队一个工分值八九分钱哩,五队还比不上咱一队哩。”梁队长很自豪地说道。
听了梁队长的话,王有有丁苦笑着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让我当队长,我保证明年的粮食收成增长两成,红利也比这多。”
几名社员听到了王有丁的话,大家就开始起哄,问王有丁敢不敢写字画押立下字据。王有丁信誓旦旦地说:“这有啥不敢,让我当队长我保证说到做到,要是不能实现粮食增长两成,这个队长不用你们赶我就自动下台,一年的工分和红利我一分都不要。”
看王有丁如此有自信,梁队长很不服气,他说王有丁吹牛皮说大话,说他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因为那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也是多年来收成最好的一年,要想在此基础上实现粮食增长两成,谈何容易。
社员们也都七嘴八舌,有人质疑有人相信,一位老社员问梁队长敢不敢和王有丁打赌。梁队长被社员逼到了墙角,他气呼呼地说:“有甚不敢,打赌就打赌。”
又有社员问他俩拿什么做赌注,王有丁说拿他明年的工分和红利做赌注,把当年的红利也算上。看梁队长没有啥赌注,一位社员说道:“队长,要是王有丁能让粮食收成增长两成,你就让他做你家的女婿嘛。”社员们又都跟着起哄,梁队长没再说啥,也就等于默认了。
梁队长家的大女子叫梁荞花,比王有丁小一岁,个头高挑,长得就像一朵花一样漂亮,在梁家沟十里八村的,她可是出了名的漂亮女子,就连大队书记都盘算着让梁荞花给他家二小子做婆姨呢。
当不当梁队长家的女婿王有丁还真没想过这个事情,怎样才能让粮食收成增加两成,王有丁可早就想好了,他心里也有了他的小九九。
在社员们的力挺下,王有丁成了梁家沟一队的队长,梁队长成了副队长,一名叫张秀丽的女知青担任记工员(以前的记工员原则性不强),小队会计还是刘玉成。
王有丁当上队长的第二天,他先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一再强调,发现谁偷懒耍滑,就扣他的工分,谁劳动积极,就给谁多记工分。上工时间也比以前早了半个时辰,谁出工迟到,也是扣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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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冬季农闲,社员们都没闲着,王有丁首先带领社员们填平了那块川地中间被山洪冲刷的沟沟壑壑,用石块垒砌了地堰。然后又带领社员们改造土壤肥沃的坡地,修建梯田。社员们都起早贪晚出山劳动,大家都想多打粮食多分红利。
队里有一个叫梁兆瑞的年轻社员,他是个懒蛋二流子,出山劳动一点都不积极,还净说一些风凉话。看梁兆瑞自己不好好劳动,还扯大家的后腿,王有丁就对他说:“梁兆瑞,我尊称你一声哥,你以后再不好好劳动,我就扣你的工分。”“你没哦(我)大,哦(我)凭啥听你的话呢。要不这样,咱俩摔跤,你要是能把我摔倒,我就听你的。”梁兆瑞凭借自己身高马大的优势,跟王有丁耍起了无赖。
王有丁啥也没想,欣然答应,并同意了三局两胜的提议。王有丁读初中时就是摔跤能手,翻单杠也最灵活,所以他才敢答应和梁兆瑞比摔跤。
队长和社员比摔跤,大家都围过来看热闹,会计刘玉成自告奋勇当裁判,梁队长说不论谁赢了,都要手下留情。
第一局王有丁输了,他被梁兆瑞拦腰抱起,甩出去了老远,王有丁没站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第二局开始后,王有丁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他再也不让梁兆瑞靠近他,和他玩起了耗子戏猫的游戏。几圈下来,梁兆瑞有点眼晕了,王有丁趁梁兆瑞不备,一个黑狗钻裆,把梁兆瑞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下梁兆瑞慌了,他爬起来猛然撞向了王有丁,王有丁侧身一闪,伸出右腿一绊,梁兆瑞一个狗吃屎趴在了地上。三局两胜,梁兆瑞明明输了,他却不认账,说最后这回不算。紧接着又开始了第四局摔跤比赛。
两个人你来我往转了好几圈,王有丁瞅准机会,又是一个黑狗钻裆,一下子就把梁兆瑞扛在肩上,原地转了一圈,重重地把梁兆瑞摔在了地上。梁兆瑞在地上躺了老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拉着他的老镢头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他认怂了,他说回家歇一天,明天正常出山劳动。
为了提高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后来修建梯田的过程中,王有丁让会计和他一起为社员分片包干,谁先干完谁先收工回家。这个办法还真好,社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干,谁也不想最后一个回家。
那一个冬季和春季农闲,村南那片十几亩的坡地变成了梯田,被山洪冲刷的一道道沟沟坎坎也都被填平了,在合适的位置留下了两条泄洪沟。
春耕生产开始以后,往山上送粪,谁挑的粪多,挣得工分就多,这样又大大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那年的春耕春播时间,比往年缩短了好几天,土地也比往年耕耙得精细,出苗率明显高于往年。
看一个年轻后生这么有本事,社员们对王有丁都刮目相看,都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个三寸丁,还真能办大事情哩。
因为雨量少,那年的粮食收成虽然没能实现增收两成的承兑,可那年的红利比往年增加了三成。王有丁说没能兑现承诺,他自愿下台,可乡亲们都说已经很不错了,都不让他下台撂挑子,王有丁只好拿出自己的红利,又让知青们凑了一点钱,为队里置办了一辆架子车。
到了1972年的秋收,粮食收成比往年增加了三成,社员们分到的红利增加了一倍还多。最关键的是梁家沟一队修建的梯田已达到了六十多亩,川地东头那片被冲刷的沟沟坎坎也被筑坝淤平了,队里又多了两亩好川地。
其他生产队看一队修建梯田多打了粮食,他们也都向一队学习,都积极修建梯田,垒砌地堰,改良耕地。很快,梁家沟一队就成了全公社参观学习的榜样,好多地方的大队干部都来取经,王有丁也成了明星人物。
1973年,王有丁被评为知青劳动模范,他还代表贫下中农到县里参加了贫代会,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虽然有人质疑王有丁私下搞承包,但县委书记却说:“只要不违反上级政策,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了,就不是毛病。”无形中,县委书记和王有丁站在了一起。
那次到县里开会回来,梁队长让他婆姨做了荞面饸饹,煮了鸡蛋,炖了羊肉,把王有丁请到他家热情招待了一顿。那天梁队长也把刘会计请到了他家,让他陪着王有丁一起吃的饭。
吃饭期间,刘玉成会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梁队长:“队长,你和有丁打赌的事情还算不算数,当时说的是粮食产量增长两成,这都增长四成了,你还让不让他做你家女婿呀?”
虽然是在开玩笑,却弄得王有丁满脸通红,梁队长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愣怔了一下,笑着说:“我说话啥时不算数了?这个事情还要看有丁的意见嘛。”
看梁荞花红着脸跑到外面去了,王有丁张了张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还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梁队长。
其实,王有丁早就感受到梁荞花对他有好感了,他也发自内心地喜爱梁荞花,只是两个人还都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那年秋后,王有丁给他父母写信,说了他和梁荞花的事情,他父亲的意见是只要儿子愿意,他就没意见。他妈说只要人家女子愿意就行,你也不看看你的个头,能娶上媳妇就不错了。
得到了父母的允准,王有丁大胆地向梁荞花发起了爱情攻势,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1975年秋后,王有丁和梁荞花领取了结婚证,淳朴善良又漂亮的梁荞花成了“小个子”王有丁的婆姨,王有丁也成了第一个在陕北农村结婚的男知青(当时有一位女知青嫁给了大队书记的儿子)。
王有丁结婚后,有人跟他开玩笑:“有丁,你夺了梁队长的权,还娶了他家的女子做婆姨,你也太不厚道了,赶紧把队长的职务还给你老丈人嘛。”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王有丁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他成了第一个通过高考离开梁家沟大队的北京知青。王有丁离开了梁家沟,一队的队长自然还是梁队长。
王有丁去北京上大学后,村里很快就有了闲话,乡亲们都说王有丁考上了大学,他就不会再回来了,这下可苦了荞花娘俩(当时荞花生的女娃才三个月)。
大学毕业后,王有丁被分配在北京重工业局工作,等工作稳定后,他就把婆姨和娃娃接到了北京。等梁荞花母女俩进京后,村里的风言风语才戛然而止,乡亲们回过头来都夸王有丁有情有义,说他真是个不忘本的好后生。
等王有丁的女儿上了高中,梁荞花才在北京落上了户口,十多年来,她一直吃高价粮,她也为此愧疚不安了十几年。好在王有丁的父母都对她很好,丈夫更是疼爱她,她心里才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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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王有丁和梁荞花生活得很幸福,邻居们和亲友都夸王有丁有福气,娶了这么漂亮的妻子。每当说起自己的插队往事和婚姻生活经历,王有丁很自豪也很满足,他说自己在陕北插队落户八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娶了荞花做婆姨,这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作者: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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