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那次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但在1964年1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
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
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
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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