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小伙听讲座发现父亲不简单,求证国安才知:父亲隶属中央特科

“我们要请人来做一个讲座，大家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要去参加。”二〇〇一年，江苏的一个公司里，老板正在对员工宣布一个消息。“主讲人是非常有名的专家沈安娜，她的讲座大家听了一定会有所收获。”

这个专家的名字不少人应该会觉得熟悉，她就是我党曾经的王牌特工，潜伏在国军高层十数年，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沈安娜有一手极其精湛的速记本事，再加上周总理的特意安排，于一九三八年打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很快成为了国民党特别党员。

她出现在国民党的种种高层会议上，进行会议内容的速记，而后这些内容就会很快传回后方。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因为这个女子，我方才能够在下午就获得蒋介石上午做出的决定。

沈安娜在革命战争时期深入敌营，为党和军队立下了赫赫功勋；

曾先后得周总理和中共中央嘉奖，建国后进入国安部任职，直至退休后仍任国安部咨询委员。

毋庸置疑，沈安娜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而当传奇中的主角突然出现在眼前，公司职员姚一群心中颇为欣喜和激动，那场讲座自然听得十分认真。

听着听着，姚一群有些疑惑，怎么沈安娜说的不少代号，自己好像不止一次的听过。在哪儿呢？一直到讲座落下帷幕，他还在回想。

及至下班走到家门口，姚一群突然间想起来了，那些他觉得熟悉的代号，是父亲姚子健许多年前偶尔提起的。

姚一群顿时意识到，已经八十六岁的老父，年轻时应该是有一些精彩故事的，他绝不会只是如自己所了解的那般平凡。

姚一群立即去找到父亲，询问关于这些代号的事儿；

可父亲只是说自己当年确实是为党秘密做过一些事儿，具体隶属于哪个部门就不知道了，至于做过什么事也语焉不详。

姚一群希望能够将此事粗略了解下，这是他作为人子的责任和义务；

他便通过单位特意再联系上沈安娜，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希望沈安娜能抽空见父亲姚子建一面，将当年的事情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

沈安娜欣然同意。于是，一场特殊的会面，在不久后发生在了北京；

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起追溯过往，姚一群安安静静的听着，心中时有大波澜惊起。

谈毕，沈安娜竟还郑重表示：我会立刻将姚子健同志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国家安全部委！

这让姚一群特别惊讶，他带父亲前来，只是想找人大致了解一下父亲当年所做的事情，却没想到需要惊动中央。

几天后，中央部委正式发出公函，将姚子健的真实身份解密，将他那些年的革命功绩陈诸于世，给了这位曾经的地下功臣以应有的交代。

至此，姚一群才知道父亲姚子建不仅不平凡，还是与沈安娜一般的传奇人物。

本文，便带大家进入姚子健的生命中，去看看他到底有怎样的非凡经历，能值得沈安娜和中央国家安全部委如此重视？

年少有雄志

1915年，江苏小伙姚子健在父母的期待中降生了，他从小就在父母开的茶馆里长大，虽说比不上那些大富大贵的人家，可也比大多数贫苦阶层的家庭强多了。

姚子健顺利从小学毕业后，被父母送去的上海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16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

他痛恨政府的无能，为那些丧失的国土和尊严而深感痛心，为那些身处苦难的东北人民而同情怜悯，他想要为之做些什么。

上海是当时爱国进步思潮最盛的城市之一，有太多人如姚子健这般，以各种方式为之抗争；

而属于学子的就是游行请愿，他们以这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来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来呼吁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姚子健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而他所在的学校亦是搞得最红火的一所，不过学校后台并不多硬。

当局无法坐视学生们如此闹，就要各个学校严加约束，可基本上都约束不住，而他们学校后台不硬，直接被当局给关闭了；

算是一种杀鸡儆猴吧，尽管并没有多大效果。

学校都关门了，姚子健只好意兴阑珊的回到老家，靠着父母的帮助好歹还读了些书，在当地谋了个小学教员的差事。

那个年头，当老师是很体面的工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父母便屡屡劝说，要他不能再闹腾了，好好保住这个体面的饭碗，不然以后要像爹娘这样受苦受累还要受气。

姚子健口头上答应好好好的，可心中却还在想着往昔上海的种种，他发现自己的心依旧还在上海，还在那一场场爱国运动里。

于是，他每天工作之余，都想尽办法去打探外国的消息，希望能够再次走出去。

找到机会为国效力

1933年初，姚子健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

他得到一个消息，那就是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宣布对外招生，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姚子健劝得父母同意后，再次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姚子健顺利通过了该校的入学考试，选择了印刷测绘专业。

之所以选这个，是他以前干学生运动时搞过印刷，革命事业需要这个，他就要学这个，而且一定要学精；

测绘方面虽没有涉猎过，可是却觉得很有意思，且一定是有大用的。

姚子健本来的打算是，在学校刻苦学习，尽可能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便学成后能够为这个国家做更多的事。

如此想他便如此做，直到一个“贵人”的出现，让他踏上了以前从未想过的报国之旅。

这个贵人名叫舒曰信，两人早年有过一段交集，此时乃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对姚子健近年来的种种了解后，舒曰信对其爱国信念以及所付出的实际行动颇为认可，便向他道明了自己的身份。

姚子健听说后颇为激动，对中国共产党他可是神往以久，如今一个活生生的中共党员就在自己面前，他连忙向舒曰信请求：

“我什么都可以做，能不能加入你们！”

舒曰信只是中共党员不假，可他却是属于秘密战线上的，而且还是刚刚入党不久，无法直接作为介绍人，只能先答应姚子健会去向组织反映。

舒曰信将姚子健的详细信息汇报给了他的上线鲁自诚，鲁自诚是我党隐秘战线的骨干成员，有着长期的斗争经验，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了；

对于舒曰信汇报的情况颇为重视，让他先安排自己与姚子健见一面。

在舒曰信的安排下，姚子健颇为忐忑的来到了双方见面的所在地。

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进步青年，而鲁自诚却是久经革命的老前辈，心中很是紧张与激动，还有一丝担忧，是害怕自己不被认可。

事实却是，鲁自诚很快就认定这个小伙子将来大有用处：其一，他是技术性的高级人才，是国民党当下迫切需要的；

其二，他脑子灵活，行事极其注意细节；其三，他对国家和人民有很深的情感，与我党的宗旨相契合；

其四，他受父母的影响，在为人处事方面颇为老道。

如此的人才，正是党的秘密战线所迫切需要的。

及至两人初步谈定，鲁自诚便答应做姚子健的入党介绍人，并亲自为他将来的去处做了粗略计划：

毕业后，去国民党的有关机构工作，为我党秘密查探情报。

19岁成为我党隐蔽战线战士

1934年春，姚子健以优异的成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被分配至专业对口的南京国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第四股，成了一名很普通的测绘员。

这算是如愿以偿了，姚子健那段时间颇为兴奋，每天都想着赶快要为组织捞点有用的情报。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他所在的那个部门只是负责一些普通的测绘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情报价值。

而到了当年秋天后，我党和红军却在遭受着重大灾难，每天都有无数同志牺牲，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身处敌营腹心的姚子健，心里焦虑异常，觉得自己再不做点什么就要疯掉了，不过他却并没有丧失理智。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姚子健有了这样一个决定，向上级申请调去有可能接触到重要情报的部门，且要不着痕迹；

那么制图科第五股就是最好的所在，这个部门负责收发、保管军用地图，是他们这儿最为“清水”的部门，往往就是一些混日子的人才去。

经过一番上下打点后，姚子健以自己身患眼疾为由，成功从第四股调去了第五股。

或许，大家还不大清楚，地图在那个年代的珍贵，尤其是有军用价值的地图。

那时候，整个国家测绘人才与设备都极其有限，国民党方面还好一些，毕竟掌控着国家机器；

而我们那时与之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大多数都靠战场缴获，可这却极其有限，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哪怕是在国军方面，军用地图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源。

正常情况下，某作战单位需要用到某些地图时，才拿着有关文件来参谋本部领取，而这领取记录是“绝密”，不允许泄露出去。

这很好理解，一旦这领取记录泄露出去了，就等于把某部队的作战目的地给泄露出去了，还不给了敌人提前准备的机会，到时候主动权尽在敌手，这仗还怎么打？

姚子建调入第五股后，正好就是经手这事的，军用地图的领取记录在他这儿唾手可得。

每当他负责的那一部分地图，有国军某部来领取时，他就会暗暗记下该部的番号，以及取用了哪些地图，过后他会找机会再将这些地图复制一份带走。

等到周六休息时，趁晚上乘坐火车从南京出发，及至第二天早上赶至上海，将消息还有地图一并交给上线。

考虑到被查的可能，他每次都身穿国军军服，这样列车上的乘警便不会来查了，每次都能顺利将东西送去。

从1934年到1938年，姚子健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将自己负责那部分地图的调取记录，源源不断的送出去；

及至最终送样高层，让我党和军队多次掌握了先机，从而避免了许多危险，也趁机歼灭了不少敌人。

频繁更换上线

这四年间，姚子健的上线并不固定：

第一个是舒曰信，两人知根知底，但是每次就是情报交接，再互相关怀问候一下；

舒曰信不会再说更多的，诸如自己的上线是谁，他们又隶属于哪一条线。

对此，姚子健自然知晓轻重，谨守着他们的工作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也不听。

第二个是舒曰信的妻子，是一位姓沈的女情报员，舒曰信有事不能来时，就由沈氏来取情报；

而文初所述的沈安娜，其实正是这位沈氏的妹妹，而沈安娜正是因为姐姐才确定了姚子健的身份归属。

第三个是“熊先生”，对方只给了这样一个称呼，至于其他的从来没有说过，而姚子健也不会多问他什么，双方都谨慎着组织纪律。

“熊先生”是在舒曰信夫妇离开后，才代替来与姚子健接头的，至于对方是否真的姓熊，在组织内还负责什么，他是一概不清楚的。

舒曰信夫妇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姚子健不知道，只是“熊先生”出现在了接头的地方，以特定的方式与他对了暗号，然后就成了他的上线。

自始至终，姚子健都不清楚自己属于哪条线，自己探来的情报最终去到何处，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的斗争形式有了极大的改变，开始一致对外，建立起了统一战线，姚子健的存在就变得有些鸡肋了；

而八路军方面又急需他这种技术性人才，如果去到后方应该会有更大的作用。

1938年秋，某次接头时“熊先生”传达了组织的最新指示，姚子健的任务发生改变：“前往我军驻香港办事处！”

姚子健很激动，终于可以结束这种黑暗中的使命了，给工作了数年的测绘总局打报告请了假，就火急火燎出发去了香港；

至于局里到时发现他失踪了会如何，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姚子健领了两张内容一致的便条，内容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小开”

姚子健知道，这“小开”应该也是代号，具体是谁他则不清楚，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小开”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代表性人物潘汉年，而且还是他的宜兴老乡。

至于为何是两张，是要送去不同的地方，准备来说是去到延安后，分别交给陈云和林彪这两位军政领导。

当时，这两位身份都很高，一个是组织部领导，一个是军政大学校长，前者是确认姚子健的组织关系，后者是接纳姚子健在抗大继续深造。

一切都很顺利，姚子健辗转来到了延安，交出了两张便条后，便顺利进入了抗大；

毕业后又在中组部学习了一段时间，便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以自己所学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

建国后，姚子健进入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工作，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前升为了纪委书记。

自1938年后，姚子健便由暗转明，对于过往的那段特工经历，出于保密纪律从未向人说过。

许多年后，新中国成立，可关于他的那段历史并未真正解密，许多人并不知晓他曾经为组织隐藏在敌营，并且作出了难以想象的贡献。

退休后，加之事情也已经过去了太多年，姚子健心中的弦稍微松了点，时不时想起那段特殊经历，就会念叨“熊先生”“小开”等让儿子姚一群莫名其妙的词汇；

待儿子询问时却仍保密，直到沈安娜开了那个讲座，姚一群隐约觉得沈安娜道出的那些光荣代号似曾相识，这才有了后来的种种。

与沈安娜在北京见面后，得知那时候的事情已然不用忌讳什么；

姚子健便道出了舒曰信夫妇、鲁自诚、“熊先生”、“小开”等名字或代号，以及与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儿。

舒曰信的夫人沈伊娜乃是沈安娜的姐姐，对姐姐和姐夫的种种她是知晓内幕的，鲁自诚同志与“小开”潘汉年同志此前的过往都已经解秘。

据此，沈安娜亲切而又郑重的道出了她的第一个推测：“你当初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这四个震得姚家父子两个有点晕，那可是由周总理一手创建的、我党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在革命战争年代出了太多惊才绝艳的人物；

他们共同为党和军队在暗中保驾护航，这才能让革命事业得以更快更好的走向胜利。

周总理主持成立起的中央特科，在很短时间内就深入到了国民党的各个方面，而姚子健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子，他所在的那条线也是极重要的一条线。

如此，倒可以说姚子健是周总理麾下的一员无名战士，且是幸运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种。

随后，经过有关方面详细确认，姚子健确实属于中央特科，是由鲁自诚领上路的，且在那十年鲁自诚还曾亲自保护过姚子健。

对他那段时间的工作，组织上曾多次给予肯定，他对党和军队是有大功的。

同时，姚子健与姚一群也从沈安娜这儿，知道了沈家姐妹是怎样的奇女子。

沈家姐妹出生于江苏泰安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中曾要给沈伊娜包办婚姻；

这让接受过新式教育崇尚自由恋爱的沈伊娜十分反感，便决心离家出走到上海继续求学。

沈安娜也是新式女性，担心姐姐走后自己也会遭受这样的对待，便跟着姐姐一起去了上海；

两人都在不久后加入了党组织，且都在隐秘战线工作；

尤其是妹妹沈安娜，竟一度混到了国民党中枢所在，成为了我方的一把直插蒋介石的利器。

至于姐姐沈伊娜，嫁给战友舒曰信后，一起负责着多条情报线，其中便包括姚子健那条；

比较遗憾的是，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妇在后来都暴露了只得选择离开，联络姚子健的人被换成了“熊先生”。

至此，所有问题基本都清晰了，唯独“熊先生”的事情不清楚。

姚子健离开南京后，“熊先生”会何去何从，有没有活到革命胜利的时候，关于这些始终没有答案；

这成为了姚子健晚年的一大遗憾，直到他18年去世，也还是没得到解答。

其实，像“熊先生”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

在而今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花岗岩筑成的碑上铭刻有846位红色特工的名字；

却仍留下了很多的空余，似乎本该还有200多人的名字。

事实确实如此，这个广场铭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为解放中国台湾而牺牲的1100多位光荣牺牲的潜伏人员；

我方想尽办法也只弄清了其中846人的名字，其他的实在没有办法。

每当有游客询问那五分之一的空白时，工作人员的回答总是这样回答：不知他们的姓名，无法刻字。

留白是方便随时增补，所有工作人员一直在为此努力。

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原因：

当时的环境又十分恶劣，为了安全往往都是单线联系，情报人员出问题的概率极大；

上级突然联系不上下级，下级突然联系不上上级，断了线的情况到处都有，往往许多代号背后的东西就被掩埋掉了。

工作纪律的要求。为了把“安全”这两个字做到极致，特工们往往只以代号和暗号联系，从不过多探听其他，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线和隶属；

一日没被组织允许，红色特工们是不会向人透露自己过往的，哪怕是家人亦如此。

2018年，时年103岁的姚子健病逝，曾经的中央特科失去了最后一位战士，有文字工作者如此评价：

“他留下的精神，将永远被人们记住。”

这大抵就是对所有有名和无名的隐蔽战士最好的铭念。

-完-

编辑 | 阿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