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过后，在处决众多美貌德国护士时，法官十分不忍心

二战中德国纳粹党人的残暴行径是有目共睹的，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的是，在当时的德国还有一批年轻貌美的女护士在助纣为虐。

战争过后，她们和纳粹军官们一起，也得到了应有的审判。

德国女护士的罪行

一切还要从T-4行动（Aktion T4）说起，即那场臭名昭著的纳粹“安乐死”行动。

当时，希特勒动员国内的美女护士们成为杀人的工具，悄悄处死那些不断消耗医疗资源的伤员、残疾人和弱者，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负伤，失去战斗力的军人们。

一张张天使面孔的女人们在纳粹的战斗号角声中群情激奋，纷纷穿上了魔鬼的外衣，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这场轰轰烈烈、惨无人道的杀人行动耗时长久，直到1941年在德国宗教势力甚至是纳粹党内部的极力抗议下才宣告终止。

当时，被动员的50万名女护士们组成了T-4护士组，会在给伤员包扎伤口的时候，在里面混进毒药，让本来不怎么严重的外伤突然之间就开始发炎、发烂。

伤员们不知道罪魁祸首就是这些照顾他的护士，还在一个劲儿地问自己什么时候会好，祈求她们让自己好过一点。

还有人被送进手术室后再也没有出来，在休息室里躺下休息一会儿却再也没有醒来。

这些女人们特别擅长洗脑，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人逼急，从窗口往下跳，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当然，也有很多人警惕心很强，不轻易理会这些德国女护士的心理暗示，但他们也难逃最后一死的厄运。

女人们会慢慢减少这些人的营养和药物补给，食物也不给够，让他们吃不饱肚子，纵容病痛慢慢拖垮他们本就已经伤痕累累的身体，这套杀人方法还被她们用到了老人、小孩子、孕妇和残疾人身上。

难以想象，当时一个年轻的纳粹女护士手上可能就沾着几百条的人命。

对于这些女护士们来说，杀人就像吸毒一样，一旦毒瘾发作，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她们并不害怕流血牺牲，热血冲上了她们的脑袋，为了执行纳粹党的意志，她们什么都肯做。

据她们自己讲述，当时差不多每10分钟就要给一个孩子打针。

玛丽安娜·裘尔克和安娜·卡岑卡曾经通过注射、灌注和服用的方式，杀死了700多个儿童。

玛格雷特·顿科夫斯基杀死过200多名儿童，使用的武器包括注射器、穿刺针和灌肠器。

在后来被抓获的时候，她如此狡辩：自己是在帮他们实现无痛死亡，这比在集中营里呆着要舒服多了。

保琳·克尼斯勒每天的任务是去精神病院巡查，然后带70个病人去赴死。

赫尔塔·奥伯霍伊泽还会在囚犯身上做活体实验，移除骨头和肌肉，观察身体的排异反应。在她看来，集中营里的囚犯，不过就是实验中的兔子或几内亚猪。

为了观察坏疽病的病程，她会故意把病毒注射到囚犯的伤口上，大大加重了犯人的死亡概率，如果他们能够侥幸存活，也会染上严重的后遗症。

伊尔斯·科赫则有一个变态的癖好，她被称为“布痕瓦尔德的野兽”。

毕业于会计学校的她对于犹太人有着深重的仇恨，喜欢把囚犯的皮肤剥下来做成人皮灯罩，1949年她受到了多名证人的指控，最后在牢房里用床单将自己勒死，她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刺花的灯罩》，是海林格夫人的原型。

一位在伊尔斯家工作的园丁说，伊尔斯长得很漂亮，有一头红发，但生性残暴，一旦发现哪个囚犯在偷看他，就会下令将其击毙。

她会注意挑选囚犯身上好看的纹身，然后把这些犯人杀死，把皮剥下来做成灯罩，她还曾经把风干的大拇指做成房间里的电灯开关。

她的处刑方式比其他纳粹看守要可怕一万倍。

薇拉的丈夫是一名犹太人，一开始她担任的是集中营囚徒中的卧底工作，后来因为表现良好被调到了卫生所，专门去清除掉集中营中那些身体不好的犯人。

从受害者转变为施虐者后，薇拉通过派药的方式害死了230多名犹太妇女，慢慢泯灭了人性。

曾经有一位犹太少女带着病重的母亲来找她看病，她看女孩还有劳动价值，就劝她丢下自己的母亲回去。

怎料女孩不肯就范，她就叫来了两名男看守把女孩毒打一顿，然后把她按在地上，往她嘴里灌毒药，女孩在她身上活生生地断了气。

随后，她又把那位病重的母亲推进了注射室，一边给她注射毒药，一边发出可怕的狞笑声，周围的人看了，肯定会觉得她真是疯了。

在T-4护士组中也有一些良心尚存的成员，但往往会受到纳粹的无情迫害，比如克拉拉·孔尼希。

她因为不愿意杀人，遭到了其他护士的排挤，最后被判处了叛国罪，丢了性命。

T-4行动的根源

T-4行动说到底还是根植于希特勒奇葩的种族观念，使其进入到医疗卫生领域，变得科学化、公开化、社会化和法律化。

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阐明自己要坚决捍卫“种族卫生”的伟大意志，要培养出一批适合参加生产、打战的德国人，所有不适合生存竞争的人种都要被淘汰掉。

在他看来，人就应该按照种族划分。他疯狂迷恋金发碧眼、身强体壮的体质特征，认为北欧高贵的日耳曼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

而像犹太人、吉普赛人这样的劣等种族，文明的破坏者、寄生虫就应该被毁灭掉。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1933年纳粹党刚一掌权，就实行了残疾人绝育的政策，强迫40万人绝育。

一位狂热的纳粹支持者理查德·克雷奇马尔曾写信给希特勒，表示希望获得授权，对他不久前刚刚出生，有身体残疾的儿子格哈德进行安乐死。

据克雷奇马尔描述，格哈德失明、四肢残缺，会不自觉的抽搐，实在不适合作为德国人活下去。

希特勒知道后，很快派自己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过去检查，批准了格哈德的这一死亡申请，最终在1939年7月25日用药物注射杀死了这个先天不足的孩子。

此后，希特勒就开始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对象就是像格哈德的孩子一样先天不足，身体残疾或是智力发育不正常的人。

希特勒之前授权成立的“帝国遗传和先天性疾病科学登记委员会”在行动前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机构纪录下了国内每位出生婴儿的健康信息，包括是否存在明显的身体缺陷。

三位医生会轮番查看这些表格，在不亲自检查孩子身体的情况下，就直接判断这些孩子是否应该继续活着。

对于那些要被处死的孩子，他们会在表格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叉。

到了1939年，刚出生的“不合格”婴儿们还会被送到遍布于德国的几个专门机构里，被注射致命剂量的鲁米诺或吗啡。

一名叫普凡穆勒的医生则主张直接饿死这些孩子，他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加温和、自然，不像化学注射那么剧烈。

T-4行动后来将要接受治疗的儿童年龄从3岁扩大到了17岁，以及其他残疾人和老年人身上，而更多残忍的杀人方法也随之被发明了出来。

当时，很多受害者会被以“特殊治疗”的名义送进一氧化碳室，在沐浴中安静地死去。

格拉芬奈克、佐恩施泰因、勃兰登堡和哈尔特海姆是当时纳粹实施安乐死计划的4个重点医院，它们都由精神病院和疗养院改建，被称为处决中心。

当时，纳粹党人声称要对全国的重残病人进行集中治疗，亲人们看着住院条件非常优渥，就满心欢喜地把病人送了进去，但在这之后，却再也没有看见他们活着出来。

甚至最后，亲友们领到的骨灰也不是死者本人的，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让人感叹。

战后的审判

因为罪不可恕，德国战败后，参与过T-4行动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护士组的那群女人也统统走上了军事法庭，站上了审判席。

很多人都无法想象这些漂亮的脸蛋背后，竟然藏着如此深重的罪恶。

尽管这些女人的美貌让人同情，但她们的所作所为不会，她们最终将要面的的是无期徒刑，或是死刑，结局十分悲惨。

女人们也曾为自己的罪行辩驳过，但在成千上万条无辜的生命面前，无论是什么借口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比如上面提到的薇拉，她声称是犹太人的妻子，又怎么会对同胞手足动手，自己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要站上审判席，但所有人都站出来指控她的罪行，最后她在35岁那一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伊尔玛·格蕾泽是T-4护士组的头目，1923年出生在德国南部的一个矿工家庭，很早就开着帮着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因为目睹了底层的苦难，所以励志一定要出人头地，不管用什么方法。

1936年，这位13岁少女开始在柏林军事卫生学校学习护理专业，很快成为了纳粹运动的学生领袖，公开发表演讲，高呼希特勒万岁，18岁时她靠着傲人的战绩获得了纳粹党的铁十字勋章。

就抓捕时，格雷泽年仅22岁，但双手已经沾满了献血，据旁人说她特别善妒和残暴，可以说是没有丝毫人性可言，是一位真正的女魔头。

格雷泽以虐杀为乐，享受着居高临下的快感，会因为女囚犯长得太过漂亮就下令将其处死。

她的丈夫，德国的门格尔医生曾经对一名来自荷兰的犹太女人动心，答应要放了她，帮她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

格雷泽发现后，当即把鞭子甩在了这个身材高挑、浓眉大眼的女人脸上，打得她血肉模糊，然后她又让身边人剥开这个女人的衣服，像疯狗一样继续狠狠鞭打她的胸部。

怀孕的女囚也会遭到格雷泽的虐待，因为格雷泽害怕她们生出比她漂亮的孩子。

据说，她会毫不留情地踢打这些孕妇的腹部，直到孩子流产，或是孕妇被折磨致死。

因为不满丈夫的不忠，格雷泽还表现得特别放荡，经常在集中营中挑逗别的男人，和德国军医、上层军官暧昧不清，虽然已经结婚了，依旧光明正大地做着别人的情妇。

在审判的时候，格雷泽却很快认了怂，她怕得要死，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恬不知耻地告诉一位英国的老法官自己还很年轻，只不过是一个听命行事的弱女子，上级的命令让她无法违背，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的。

格雷泽泪眼婆娑，看起来楚楚动人，她甚至抓住了这位法官的袖子，祈求到：“我愿意给你做一辈子的女仆，给你当牛做马。”

法官尽管同情她的遭遇，但还是给她判处了绞刑，让她死在了木桩上。

因为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之前，执行者也有自己的判断，她们的脑袋一旦被恶念占据，就不能说她们是无辜的，全世界都在看着这场审判，任何一丝的罪恶都不容许姑息。

据说，格雷泽在听到判决后，一下子瘫倒在地，泣不成声，实在叫人于心不忍，但这一些都已经太迟了，正如那位老法官说的：“姑娘你的罪孽太过深重，谁也帮不了你了。”

中国记者萧乾在《南德的暮秋》一书中也曾写过对德国女护士的审判，揭露了这些战犯命运的另一方面。

当时，他旁听了在德国威斯特法沦威市政厅的一场审判，被告是海德马精神病院的三名大夫和三名护士，他们被控毒杀了4400名波兰人。

但最后却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证明这些人是否是在治疗期间自然死亡的，只有两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其余四人都被无罪释放，包括三名女护士。

他感慨于这些女护士的罪恶，却终究无法再为那些受害者做什么，于是只能不断地去书写和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