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中，为何有位僧人与开国元勋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49开国大典上，有一位僧人与660位开国元勋共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一众中山装的簇拥下，他的僧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被周恩来盛赞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巨赞法师。

这位高僧为什么能成为参加开国大典的唯一僧人呢？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百姓生灵涂炭，锦绣河山沦为焦土，

中华文明惨遭蹂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激起中国有识之士满腔爱国热情，投身抗敌守土之中。以戒杀忍辱、追求出世为追求的佛教徒，也纷纷挺身而出，以"菩萨大悲大无畏"的精神，融入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护国救民是佛教应有之义，应行之举。恶贼不除，佛门安有立足之地?清静无为的佛门，此时又岂能超然物外？

巨赞法师便是一位发出“

抗日救国狮子吼”的

著名爱国高僧。

巨赞法师俗姓潘，江苏江阴县要塞镇贯庄村人。在就读上海大夏大学期间，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秘密参加共产党。次年因领导罢课游行，遭到国民党通缉逃亡杭州，隐居在西湖的灵隐寺。

在灵隐寺隐居期间，巨赞法师阅读了不少佛家经典，遂萌生出家之念。1931年，他在杭州剃度出家，法名传戒，后改为巨赞，研究禅学、三论等大乘经典佛法，奠定了深厚的佛学修为。

“七七事变”后，中华

佛教会发表了《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呼吁日本佛教界“唤醒贵国民众，制止在华之暴行。”

此时的

巨赞法师，正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在南岳讲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巨赞法师以“佛本慈悲，妖孽横行，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为主题，巨赞法师在对湖南僧人的演讲中，告诫僧侣：“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饮的是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若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门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他向佛教界发出呼吁，呼吁佛教徒在此亡国灭种之际，奋起除魔。

1938年的中国，形势非常严峻。就在这一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成为抵御日军的重要前沿，是阻止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要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广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于是，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转移至南岳衡山，并在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了“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略，决定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移驻南岳，让整个南岳弥漫着的浓郁的抗日氛围。驻锡南岳的广大僧侣中，弥漫着浓浓的抗日救国热情。

面对国家危难，僧侣们已无心念佛。正在严华研究社讲经的巨赞，组织了佛门中的第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给予的大力支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得知南岳佛教界准备组织佛教徒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事后，十分钦佩，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题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并亲自出面找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帮助。周恩来对蒋说：“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佛门弟子投身到抗日救国烽火中去，是一件大好事。再说搞民族救亡，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嘛！”

"南岳佛教救国协会"的初衷，是成立一支僧军上阵杀敌。但是巨赞僧人报国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要亲自上阵，手染鲜血。周恩来也同意巨赞的观点。他对佛教救国协会的僧人们说：“僧众用教义去感化一些信佛的日本侵略军，使他们懂得侵略、杀人、放火就是犯罪，促使他们厌战、反战，动摇日军的军心。这并不亚于冲锋陷阵。”

受中央委派，叶剑英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的那句“"国家民族危难之时，爱国僧侣要行动起来，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感染了在场的数千名僧人。

巨赞法师当场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身在佛门，愿不惹人间是非；国有大难，今显出炎黄本色。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成立后，对青壮年僧人

进行了相应的战时知识培训。培训的内容有政治常识、救护常识、军事常识等科目，以便他们更好地开展抗日宣传和战地救护等工作。

"战时知识训练班"结业后，巨赞法师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学员组成了"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赴长沙、江西、重庆、湘潭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一路广发传单标语，传单的内容便是巨赞法师手书的《告全国同胞书》：

“无论那一个国家，无论那一个民族，他自由幸福的前程，都是从内忧外患蹂躏中锻炼出来的......人生和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肉体的保养，而是要藉肉体以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洪炉，牺牲小我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乃是最上等的事业。”

佛教青年服务团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巨赞法师及南岳僧侣们的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巨赞法师接到第九战区政治部的邀请，请他去长沙参加"七·七"两周年纪念活动。巨赞法师率领"佛青团"赶到长沙，进行街头抗日宣传、推销募款戏票、出席各种集会，还散发了三千份《为七·七两周年纪念告同胞书》。僧人们的抗日热情感染了无数市民，大家纷纷慷慨解囊，为抗战捐款捐物。

在结束了长沙之行后，巨赞法师又率领"佛青团"前往衡阳、湘潭，宣传抗日。他们抵达衡阳的次日，恰逢日军飞机轰炸衡阳，市民伤亡巨大，整个城市沉浸在恐怖之中。巨赞法师和"佛青团"迅速奔赴轰炸现场，投入消防救护、抚慰遇难者家属的工作之中。他在衡阳各寺院发起"超荐阵亡将士及被难同胞法会"，开展募捐活动，并为无辜的死难同胞进行超渡。

1940年秋，巨赞法师来到广西，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在桂林，他创办了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

《狮子吼》创刊号刊登了

巨赞法师的一篇文章

，文章说：“祖国在腥风血雨中，时代不允许我们再做桃源之民，我们不要千年睡狮呼不起！今日的世界是无佛心也无人性的疯狂，《狮子吼》就是想使没有佛心人性的疯狂不见于人间!”

《狮子吼》虽然只是一本40页上下的月刊，但它却掀开了中国佛教杂志崭新的一页。它的作者既有佛学宗匠、大师，也有各条战线的爱国人士，弘一、太虚等佛门大德以及夏衍、田汉都成为《狮子吼》的撰稿人，《狮子吼》也先后刊登了《烽火照耀下的佛教姿态》、《佛教之救土抗战论》、《致抗日将士慰劳书》、《抗战以来佛教运动特辑》等专辑，发表了不少抗战救国的好文章。

巨赞法师是《狮子吼》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撰写的《佛教与中国》、《学佛十讲》、《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抗敌后援会》等著作，都贯穿着他恢复佛教真精神，"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主旨。

这一时期，也是巨赞法师展开新佛教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一个时期，这为他在解放后开展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创造了条件。

《狮子吼》在发行中也遇到过挫折。国民党诬陷《狮子吼》是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责令查封《狮子吼》月刊。巨赞法师不得不忍痛停刊。

《狮子吼》月刊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但它是抗战时期佛门抗战的最强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杀贼"和"学佛"融为一体，对佛门的救苦救难、积极应世等教义做了新的演绎，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全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结束，巨赞法师赴香港等地讲经，与在港的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等人讨论佛教改革问题。

巨赞法师撰写了《新佛教概论》，提出今后的佛教改革应遵循“生产化”和“学术化”两大方针，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端；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弃伪存真，改革僧迦制度。

1949年4月3日，就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跨越长江，解放全中国之际，经党的安排，巨赞法师从香港抵达北平。此时全国的佛教界人士都将目光对准了北上的巨赞法师。因为大家想从他的身上，读到共产党和新中国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明确信息。

巨赞法师从香港抵达北京后，上书毛泽东，提出了自己改革佛教的主张。他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

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等两个佛教改革的主张，并草拟了佛教整理的章程，送请中央核夺。

巨赞法师在北京期间，发动和组织北京佛教徒举行各种学习会，发扬佛教深入世间的精神，在东城区极乐庵办起了大雄麻袋厂。北京的做法，立即辐射到全国佛教界，各地僧尼一改犹豫、疑虑，积极行动起来。巨赞法师起到了政府与宗教界之间桥梁的作用。例如/）数寺庙遭到破坏的问题.他及时向中央建议，政务院向全国发出了《保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他与赵朴初居工作为佛教界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1月12日，巨赞法师在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作了

《人民政协对于佛教界进行革新的启导作用》的讲话，指出了佛教界存在的几种歪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抱残守缺，假貌为善。他指出佛教界中，存在不少只为个人打算的僧人，这些僧人距佛教的精神十分遥远，玷污了真正的佛教。

这是巨赞法师对佛教进行实践和思考后的诊断。他痛感中国佛教急需改革，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改革方案。他要求僧人们不但要学习佛经，更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劳动观点，服务人民。争取佛教的光明，完成人间乐土。僧人们应该在新时代认识时代，认识佛教的真精神。

佛法重在实行，而实行贵有正知正见，巨赞法师洞察时代机宜，善于承袭传统正解，开展未来新意。他笃信力行，锐意改革，提出的“生产化”、“学术化”，确是革新佛教的真知灼见，指路明灯。

10月1日，巨赞法师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2年起，巨赞法师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宗教与人类的文明相伴相融，对苦难的求证与解救，以及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的共同心愿，也是佛教最关注的问题。它的人性原罪说，它的劝善去恶，助人扶世，切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特殊作用。

但是，佛教教义并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积极地面对和融入社会，增强和提高它的社会适应性，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是给佛教界留下的宝贵财富，他提出的“

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已

贯穿到当代佛教的改革实践之中。

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生活十分俭朴。他每天和普通僧人一起吃

"过堂饭"，早晚窝窝头就咸菜，中午高粱米饭一碗汤菜，从不单独开餐，过着清苦的生活，直到

1984年4月7日于北京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