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穷到吃不上饭的地下党员，为何每月要花30大洋租房住？

1935年，上海。

这天一早，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的一条小巷子里，一个衣冠楚楚的清瘦男人从一座小洋楼走出来，开始做饭。

饭很快做好了，男人找出一条咸鱼干，盖在碗上，又施施然地上了楼。

合兴坊15号

男人的一举一动，自然逃不过附近那些家庭主妇们的“法眼”，等到男人进了屋，她们便聚做一堆，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哎，听说住在15号的那个人，好有钱的！”

“是的呀是的呀，那座小洋楼，一个月租金要30块的！”

“可我瞧他脸色苍白得很，不像那些有钱人，都是红光满面的。”

“哎呀，人家做木材生意的，每天坐在屋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谈谈生意，就大把大把地挣钞票，脸色当然要白净些。”

“有钱人就是厉害，不像我屋里那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对于这些背后的议论，男人自然是不知道的。

一进门，他迅速将那片咸鱼小心地包了起来，藏在怀里，等到晚上，他还得把咸鱼悄悄放回原处——家里只有这点可以称的上是菜的东西了，不能让街坊四邻看出破绽。

被咸鱼干盖住的碗里，只是几个煮熟的红薯。他把碗递给三个饿得眼巴巴的孩子，自己慢慢地在桌边坐下。

他开始咳嗽。

腥热的液体又一次涌了上来，男人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口中的鲜血咽了下去。

缓了一会儿，他才站起身来，找出一根萝卜，慢慢吃起来——这是他唯一吃得起的药。

这个男人，名叫陈为人。

此时此刻，他是繁华的大上海里，最孤独的一名共产党员。

陈为人

01 “天才儿童”

1899年，陈为人出生在湖南省江华县（今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

陈为人的降生，并没有给家人带来过多的喜悦。在父亲看来，不过是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唯一能够盼望的，就是陈为人快点长大，好跟着他一起下地干活。

位于五岭中的江华县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为人终于长到了能做农活的年纪。然而，干了没几天，父亲就发现不对了——在干活的间隙里，陈为人居然在读书！

原来，天资聪颖的陈为人，早早就经常跑到村里的私塾外“蹭课”，很是识了几个字。随着年纪增大，他又从同乡手里借到了课本，开始自学起“洋学堂”的知识来。

看着儿子渴求知识的眼神，父亲只能叹口气，默许了陈为人的“怠工”行为。

清末民初的湖南农村

就这样，陈为人靠着自学，硬是读完了初小课程，又在族人的资助下，考进了县里的高等小学读书。

1918年，从高等小学毕业的陈为人，考上了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成了大家眼中的“大文化人”。

衡阳第三师范近照

作为湘南重镇，衡阳的一切，都让从小生活在大山里的陈为人感到新鲜，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很快成了班级里的佼佼者。

然而，旧中国纷乱的时局，终究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澜席卷中国，作为一名热血青年，陈为人自然不会置身事外。

在这一年，陈为人加入了“湘南学生联合会”，配合学联领导人夏明翰、蒋先云等人，进行了多次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行动。

湘南学联旧址

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陈为人，自然很快就被军阀政府盯上了。1919年底，陈为人在参加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之后，就被学校开除了。

从“优等生”一下子变成了“无业青年”，这让陈为人很是苦恼了一阵。这时，有人告诉他，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正在上海组织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不妨去试试。

然而，当1919年底，陈为人千里迢迢地赶到上海，打听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宜时，得到的回复让他傻了眼——最新一批赴法国的青年已经出发了，至于下一批什么时候走，还没有消息。

无奈之下，陈为人只得留在上海，开始苦苦地等待消息。

蔡元培组织的留法俭学会

即使在旧中国，上海的消费水平也远不是衡阳可比的。没过多长时间，陈为人就花光了盘缠，而一口浓重的湘南口音，又使得他在上海找不到固定工作，只能在街头打零工维生，几个月下来，几乎弄得要讨饭了。

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陈为人困窘难当的时候，1920年初夏，他结识了一位江华县同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李启汉。

在李启汉的介绍下，陈为人进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的劳工学校工作。在此期间，陈为人与俞秀松、刘少奇、张太雷、李启汉等人一起，建立起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了共青团最早的创立者之一。

俞秀松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

1920秋天，为了给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骨干人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里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挑选了包括陈为人、刘少奇、任弼时在内的20多名优秀青年在这里学习俄语，准备派他们赴苏联留学。

在这个“突击学习班”里，陈为人的“学霸”本色尽显，很快就能用俄语进行日常对话了。正因如此，1921年3月，陈为人作为“开路先锋”，从上海出发，一路辗转抵达了莫斯科，并与随后赶到的同学们一起，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旧照

也正是在这里，陈为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加入共产党后，陈为人兴奋不已，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誓言——“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哭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能解决本身问题？何以能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此今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

02 临危受命

1921年底，按照党组织的命令，陈为人启程回国，先后在北京、山东、上海等地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忙得不可开交。

在忙碌的工作中，陈为人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1927年，他结识了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共产党员韩慧英，不久后，两人就结为了夫妻。

韩慧英

此后，在党组织安排下，陈为人、韩慧英夫妇前往东北，秘密筹建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也成为了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28年底，陈为人在奉天（今辽宁沈阳）被捕，坐了近8个月的大牢，才被党组织营救出来。

出狱后的陈为人，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与妻子一起回到了白色恐怖正浓的上海，在地下继续坚持着战斗。

在这一段时间里，陈为人先是参与组织了中央军委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又和妻子一起，承担起了中共特科的交通掩护任务，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之一。

周恩来总理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春天，陈为人外出执行任务时，被法租界的巡捕以“政治嫌疑犯”的名义拘捕，随后，又被移送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大牢里。

在这里，陈为人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陈为人被捕后，韩慧英心急如焚，她按照中央的指示，四处奔走，通过各种关系，终于在1931年的秋天，将陈为人营救了出来。

当韩慧英在龙华监狱门口看到久违的丈夫时，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在大牢中，陈为人被打断了两条肋骨，还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只要多走几步，就会咳嗽不已。

龙华监狱遗址

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情况，中央暂时没有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只是让他在家休息养病。

在妻子无微不至的照料下，陈为人的身体逐渐有了起色，然而，这段短短的日子，将是他最后的闲暇时光。

1931年12月的一天晚上，陈为人的家门突然被敲响了。

打开门，陈为人吃了一惊，连忙将来人拉进屋里，又警惕地在门口观望了一阵，才小心地关上了门。

这位突兀的深夜访客，正是周恩来。

向忠发

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先后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步履维艰，中央离开上海，转移到苏区，已经迫在眉睫。

“转移”两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极难——且不说为数众多的人员和家属，单单是存放在中央机关里的大量绝密档案，就绝不可能从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运出上海。

既然运不走，建立一个秘密文库，将档案就地隐藏起来，就成了党中央唯一的选择——周恩来此次冒险前来，就是来向陈为人夫妇托付这份极为沉重而危险的任务。

按照周恩来的部署，陈为人夫妇需要寻找到一处独立的住处，作为档案的存放地点，并且不能参加党的一切活动、会议、集会......一切事宜，只能与中央秘书处的文书科长张唯一单线联系。

换言之，一旦接下了这个任务，陈为人夫妇，就成了一只孤零零的风筝。

听完周恩来的讲述，陈为人没有过多考虑，便重重地点了头，接下了这份重担。

看着陈为人瘦削而坚定的脸庞，周恩来的眼眶湿润了。他站起身来，紧紧握住陈为人的手：“担子很重......你多保重！”

说完，周恩来转身打开房门，消失在了茫茫黑夜当中。

这时的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

03 孤军作战

在接受了这一任务后，陈为人夫妇马上开始了筹建秘密文库的行动。

经过商议后，他们决定，既然陈为人是湖南人，就在上海租一栋三层小楼，开一家经营湘绣绸缎的店铺，一楼当做店面，二楼居住，三楼收藏文件，这样既合情合理，也能够减少外出，确保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2年秋天，陈为人的绸缎铺开业了。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党中央还专门为陈为人夫妇准备了几身体面的行头，两人打扮起来，站在绸缎铺里笑脸迎客，活脱脱就是一对“绅士夫妻”，引得不少路人啧啧赞叹。

然而，一到夜里，这对夫妻就变成了“搬运工”——他们如同蚂蚁搬家一般，一点点地将整整20余箱、20000多份绝密文件，运送到了自己的家里。

就在他们搬运完成之后不久，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撤离上海，陈为人夫妇真正开始了孤军作战。

陈为人夫妇存放文件的皮箱

望着三楼上堆积如山的文件，陈为人夫妇在感到责任重大的同时，又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如果敌人真的发现了蛛丝马迹，这么多文件，怎么才能及时转移呢？

考虑良久，他们做出了决定——压缩文件！

白天，他们在店里正常接待顾客、安排货物，到了晚上，陈为人爬上三楼，拉紧窗帘，用蝇头小楷，将一份份文件转抄在薄纸上；珍贵的原始资料、手稿，则剪去空白部分，做成剪贴本，尽量压缩文件体积；簒抄过后的多余复件，全部烧成灰烬，再倒入下水道中，确保不留痕迹......

就这样，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陈为人夫妇将20余箱宝贵资料，压缩成了6个大皮箱，确保可以及时转移。

即使这样，陈为人夫妇仍然不放心。他们在三楼的角落里放了一个火炉，火柴和煤油随时放在一边，两人商议好，如果敌人闯进来，即使放火烧楼，自己葬身火海，也要确保文件不落在敌人的手里。

在之后的2年里，为了避人耳目，陈为人夫妇搬了好几次家，但无论到哪里，这个火炉都一直跟随着他们。

虽然陈为人夫妇做了万全的准备，但残酷的地下工作，决定了危险时刻会向他们袭来——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8个联络点在一夜之间遭到破坏，其中就包括陈为人夫妇的上线张唯一。

由于敌人的行动非常突然，张唯一没有来得及将表示报警的窗帘拉起来，就被抓捕了。随后，敌人便在这几处联络点里埋伏下来，准备守株待兔。

张唯一

过了两天，不知情况有变的韩慧英，按照事先的联络计划，前来给张唯一送文件，然而，当她敲响大门时，一个凶神恶煞的警察便一把将她拖进了屋里。

看着满屋凌乱的样子，韩慧英瞬间反应了过来——这里暴露了！

一瞬间，她急中生智，开始大叫大嚷起来：“你拉我干什么？！我是来走亲戚的！”

警察被韩慧英的气势吓了一跳，再看她一身光鲜打扮，生怕惹上麻烦，便命令她在屋角站好，开始给上级打电话汇报情况。

见警察转过了身，韩慧英悄悄地将手伸进随身的坤包里，一点点地将文件撕成碎片，又将碎片塞进了堆在屋里的一本书中，消除了最大的危险。

随后，警察虽然没有在韩慧英身上搜出什么证据，但还是将她当做嫌疑犯，押送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中关押审问。

上海警备司令部旧址

妻子没有按时回来，陈为人感到巨大的危险即将到来。他当机立断，带着文件和3个孩子，离开了住处，来到提前勘察好的备用住址——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伪装成一名木材商人，以一个月30块银元的高价，租下了这栋二层小楼。

根据民国上海名医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雇佣一名黄包车夫，每月花费不过8块；一担大米，售价基本在4块上下，足够5、6口人的家庭吃一个月......可见，陈为人找到的这套房子，在当年绝对属于豪宅。

有人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不能租一栋便宜点的房子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第一，为了保密起见，文件必须存放在独立建筑中，绝不能有合租人；

第二，便宜的地段，人口密度、流动性都很大，人多眼杂，很容易走漏消息；

第三，存放文件的大皮箱，很有可能被小偷误认为存有贵重物品，万一失窃，损失根本无法估量。

正因如此，陈为人才会硬着头皮，花高价租下了这栋小楼。

然而，妻子被捕、联络中断，使得陈为人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而身边的3个年幼的孩子，又让他根本不能外出工作挣钱，只能靠着仅有的一点点积蓄，一边维持着自己的“伪装”，一边艰难的生活着。

而这也正是本文开头那一幕的原因所在。

在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后，陈为人的积蓄已经见底，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妻子的妹妹，正在保定教书的地下党员韩慧如写信，请她来上海协助工作。

接到来信，韩慧如第一时间赶到了上海，然而，她工作以来所攒下的全部财产，也只有300块钱，满打满算，只够交10个月的房租，更别提一家人的日常开销了。

为了维持生活，陈为人留韩慧如在家中照顾孩子，自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然而，为了保持“大老板”的形象，他不仅要随时衣着整洁，还得坐着黄包车来回，扣除这些花销，一个月根本剩不下几个钱。

上海黄包车夫

根据韩慧如的回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过得极为拮据——二楼上能变卖的东西，都悄悄拿出去当掉了，可每天仍然只吃得起两顿红薯；孩子的衣裤穿不下了，只能拿包文件的包袱布做衣服；晚上孩子饿得直哭，怕引起邻居怀疑，他们让孩子把手指头塞在嘴里，生生让孩子养成了咬手指的习惯......

与家徒四壁的二楼相比，一层楼板之隔的一楼，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在客厅里，摆放着一尘不染的高档家具、座钟，甚至在橱柜中，还时刻存放着招待客人的小点心。

上海旧式洋楼

放在一楼的这些物件，随便拿出去变卖一件，就能解决陈为人一家很长时间的生活困难，然而，为了保住党中央的机密文件，陈为人就像一个捧着金饭碗的乞丐一般，咬牙坚持着。

1935年底，由于韩慧英始终坚称自己只是走错了路，身上又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敌人终于将她放了出来。

当韩慧英按照约定，急匆匆地赶到合兴坊15号时，看到面色苍白的丈夫和妹妹，还有3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她禁不住泪如雨下......

上海培明中学

为了补贴家用，韩慧英来到上海培明女中（今培明中学）教书。在这里，她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教育长罗叔章，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经过谨慎地反复确认，韩慧英向罗叔章表明了身份，并通过他联络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负责人徐强。

1936年秋天，在租界里的一个小茶楼中，陈为人见到了徐强，当他与徐强确认了接头的暗号后，陈为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终于不再是孤军作战了。

1936年底，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陈为人和韩慧英将保存完好的所有档案资料，送到了法租界恺自尔路的一处建筑中，将它们郑重地交给了新一任的保管人。

当两人回到家中，陡然卸掉重担的失重感，让陈为人剧烈地咳嗽起来，接着，他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昏睡了过去......

04 尾声

为了给陈为人治病，上海地下党组织当即将他送进了医院，并专门嘱咐韩慧英：“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然而，没过几天，陈为人就挣扎着出了院，他对党组织说道：“要钱的地方多着呢，不要再为我花钱了。”

然而，陈为人的病还是越来越重，1937年3月12日，陈为人病逝于上海，年仅38岁。

在临终之前，他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不要怕，不要紧的，你不要怕......”

在陈为人所保存的20000余份文件中，有中共一大到六大期间的各种会议纪要、决议；有中央发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和各地党组织的汇报；有党务、工运、农运、学运等各类文件；有苏区和红军的军事档案；更有瞿秋白、澎湃、恽代英等烈士的遗书、遗稿、遗像......

换言之，没有陈为人以及之后所有保管人的努力，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绝不会像如今这样清晰。

正因如此，如今我们在翻看一页页历史时，更不应忘记陈为人——这个用生命为党留下记忆的伟大先烈！

历史虽然无声，英雄不可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