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邓颖超说出秘密：邓子恢的儿子更像林老，总理：让杨尚昆查

前言

1962年，邓子恢因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做“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而他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

尽管如此，邓子恢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为农民发声请命，而他也一再受到冲击。期间，邓子恢的家人也因他受到牵连。

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在提起那段岁月时，曾说道：“当时，我们家就成了另类，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也离开北京，被安排到了湖南常德的一所中学里教书。但我自己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湖南常德教书期间，我更是战战兢兢。尤其是这个小地方成天念的那些批判语录，其中又有一些是专门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很大。”

除了低调生活外，邓瑞生更是不敢找父亲的老战友，担心连累他们。1970年的一天，王震将军到了常德。邓瑞生听说后，经过思想挣扎硬着头皮去见他。

邓瑞生到达王震将军的住处后，被门口的警卫拦了下来。他对警卫说道：“我父亲认识王震，你告诉他，我是邓子恢的儿子。”

看他衣衫褴褛，土里土气的样子，警卫根本不相信他说的，不过警卫还是尽职地将情况报告给了王震将军。

王震将军得知情况后，立即对工作人员吩咐道：“立马请他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老（林伯渠）的儿子。”

邓瑞生进去后，王震关心地问道：“你父亲身体情况如何？”

“我也见不到他。”邓瑞生担忧地说道。

王震沉默了一会儿后，指着门外高声说道：“他们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我，我知道，实际上就是在监视我。”

王震将军为何说邓瑞生既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的儿子呢？其中有什么故事呢？

为了革命事业忍痛送走尚在襁褓里的孩子

1913年，17岁的邓子恢进入龙岩中学堂学习，期间，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确立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毕业后，邓子恢又考取了公费留学，前往日本留学。留学期间，邓子恢亲眼看到了在日本的华人华侨遭受欺凌和歧视的场景，这让他感到愤怒，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918年5月，邓子恢回到家乡当起了一名小学老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子恢开始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并踏上了寻找国家出路的征程。1921年，邓子恢与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创办了《岩声》月刊，开始传播新思想，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邓子恢先后在《岩声》上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激烈、观点鲜明的战斗檄文，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三年多时间里，《岩声》共出版43期，固定的读者足有五六百户，发行地区涉及11个省份，发行量最多时超过了700份。《岩声》的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唤醒了无数民众走上反抗压迫的革命道路。

1926年12月，邓子恢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陈赞雍一起发展了十几个党员，还在崇义县成立了中共支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子恢也成为了国民党逮捕的对象。

1928年，邓子恢在上杭县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指挥下，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参加斗争，反抗压迫。

邓子恢在领导农民暴动期间，认识了正值18岁的黄秀香。黄秀香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参加妇女劳动，很快，两人便因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

1932年，邓子恢奉命前往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一职，黄秀香陪同前往，两人在瑞金正式结婚。

1934年10月，黄秀香生下儿子，与此同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作出了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进行长征。

黄秀香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她知道，在这个时候，将儿子送给当地的百姓抚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于是，儿子出生三天后，黄秀香便抱着他找到了红军家属局长范乐春，范乐春是林伯渠的夫人。

巧合的是，范乐春半个月前也刚刚产子，她也正打算将儿子送去堂兄家寄养。就这样，范乐春抱着两个男婴送到了堂哥范美宏、郭发仔夫妇家里。临行前，范乐春对堂兄说道：“一个孩子姓林，生下来才14天，是我的孩子；另一个姓邓，刚出生3天，他也是红军的儿子。请哥嫂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孩子，我绝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见范乐春难过的样子，范美宏夫妇安慰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一家人，这两个孩子以后就是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让他们受委屈。”

将孩子托付给堂哥后，范乐春和黄秀香便各自奉命继续开展革命运动。但她们都没有想到，这次一别竟是永别。

黄秀香奉命向会昌方向突围，邓子恢则向长汀方向突围。不幸的是，在会昌突围战中，国民党军队很快便对红军实现了包围，黄秀香腿上被打了一枪，行动艰难。战友不愿放弃她，将她放进箩筐里，抬着她继续突围，然而，红军寡不敌众，突围失败，黄秀香也成为了国民党军的俘虏。不久，她便遭到了敌人的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24岁。

范乐春从小生活贫苦，12岁时父母双亡，只剩下她和弟弟相依为命。为了活下去，年仅12岁的范乐春去地主家里干活。

1927年，24岁的范乐春进入平民夜校学习。在这里，她的思想得到了启蒙，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此后，她参加了震撼全国的永定暴动，发动广大妇女行动起来，参与革命，解放思想。从此，在党的培养下，范乐春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32年，范乐春与时任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的林伯渠相识，结为革命伉俪。两年后，在党决定进行长征之际，范乐春生下儿子，新生命的到来除了带来了喜悦外，还被即将进行的长征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知道，带一个孩子随军显然是不现实的。

林伯渠对妻子安慰道：“我们是党的儿女，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你不要太难过，我相信我们总会等来重逢的一天。”

范乐春也安慰丈夫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还有儿子。这次路途遥远艰难，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等着胜利后与我们相逢。”

林伯渠与妻子告别后，踏上了参加长征的道路，而范乐春则继续留在闽西担任了妇女工作，此后几年里，范乐春广泛发动妇女群众，帮红军与敌人展开周旋，使得红军队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当年的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在回忆起这段峥嵘岁月时，始终不忘范乐春同志的贡献，他说：

“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但是，不幸的是，常年奔波劳累的范乐春最终倒在了病床上，但她仍坚持带病工作。1941年5月，范乐春病情恶化，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范乐春坚持留下了自己的遗言。她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道：“永别了，你们要继续坚持战斗，要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不久，范乐春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两个孩子充满波折和苦难的童年生活

黄秀香和范乐春先后去世，她们忍痛送走的孩子又生活得如何呢？

起初，范美宏由于做些小生意，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随着战乱频发，民不聊生。范美宏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越来越不景气，导致范美宏夫妇已经无力抚养两个孩子。

除了生活状况变得窘迫外，他们还时常要担心国民党军队的查找。当初，红军在长征时，不少孩子都被留在了当地老百姓家中，为了威胁和动摇红军战士，国民党军甚至要拿这些孩子们开刀。

一天，国民党军队闯进范美宏家中，见到两个孩子后，怀疑地问道：“你们家怎么会有两个一样大的小孩。”

范美宏强装淡定地回答说：“这是我家的孪生兄弟。”

国民党士兵将信将疑地盯着两个孩子看了好一会儿，又问道：“我看这俩孩子怎么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呢？”

一旁的郭发仔急忙接过话茬解释道：“老总，虽然说是双胞胎，但怎么会一模一样呢，没有不一样的，你们要是不信就问我们的邻居。”

见夫妻两人如此淡定，国民党士兵这才没有继续追究。

这次勉强糊弄过去后，夫妇两人仍然心有余悸。后来，一方面考虑到国民党军的穷追不舍，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夫妇俩商量后，决定将其中一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们将邓子恢的儿子留了下来，并将林伯渠和范乐春的孩子送给了赖兆枝和满姑夫妇养育。之所以留下邓子恢的儿子，是因为他年龄最小，身体情况也不好，因此，便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并给他取名范宜德。

而赖兆枝夫妇收养了林伯渠的孩子后，将他视如己出，并改名为赖平亚。赖平亚5岁那年，吵着要跟父亲去山上放羊，拗不过哭闹的孩子，赖兆枝便带着他上了山。到了山上的赖平亚觉得十分新奇，他高兴地在山间跑来跑去。

然而，一个不注意他便跌到了山下。幸好没出什么大事，但他的腿却因此骨折。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腿不幸留下了残疾，走起路来有点跛。长大后，赖平亚学会了缝补的手艺，成为了一名小裁缝，勉强能够谋生，补贴家用。

而范宜德11岁时，由于范美宏意外去世，家中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范宜德便辍学进入了一家鞋厂当学徒，减轻家里的负担。

范宜德每天干最苦最累的活，小小年纪饱受剥削，吃的住的都很糟糕。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江西，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立即写信给驻扎在赣州的战友陈仁麒，请他帮忙寻找自己和林伯渠的孩子。除了信中关于两个孩子当年的一些线索外，附信一起送去的还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做参考。

陈仁麒看过信后，立即安排人帮忙寻找这两个孩子，根据邓子恢提供的线索，很快，他们便找到了范宜德和郭发仔。

郭发仔见到解放军战士后，当即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不舍范宜德，但郭发仔还是十分高兴地跟调查人员说起了范宜德的生世，她说：“当年，范乐春将两个孩子托付给我们时，曾说他们一个姓邓，一个姓林。后来，由于家庭原因，我们无奈将另一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现在这个孩子是范乐春的。”

此外，调查人员根据郭发仔提供的线索，很快便找到了赖平亚。确定赖平亚的身份后，调查人员耐心地向赖家夫妇作了解释，并对他们抚养红军后代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工作人员还表示：“现在先带孩子们送去亲生父亲身边读书，毕业后他们还会回来，你们也是他们的父母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尽管他们心中充满不舍，但还是同意了。

就这样，两个孩子便先被送到了邓子恢的住处。

“都是革命的孩子，姓名只是个符号”

范宜德和赖平亚来到邓子恢住处后，受到了邓子恢夫妇的热情欢迎。邓子恢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两个孩子，激动地问道：“他们哪个姓邓？”

带两个孩子来的那人回答说：“首长，他叫范宜德，是林伯渠首长的儿子。”说着，他指了指范宜德。

紧接着，他又指着赖平亚说道：“首长，他叫赖平亚，是您的儿子。”

了解完情况后，邓子恢稳了稳心神，用颤抖的双手拨通了林伯渠的电话，说道：“林老，您的孩子找到了。”

电话对面当即传来林伯渠哽咽的声音：“好，好，谢谢你，我立刻派人去接。”

挂完电话后，邓子恢的妻子陈兰悄悄地将丈夫拉到一边，低声说道：“你不要着急，咱们先去化验一下血型吧……”

为何陈兰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她在见到两个孩子的长相后，就已经看出了范宜德才是那个跟丈夫长得像的孩子。

听到陈兰的提议，邓子恢却急忙摇了摇头，皱起眉头说道：“原本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了，非要整得那么复杂干什么。人家不是告诉我们了么，赖平亚是我儿子。”

“但是……”

还不等陈兰说完，邓子恢便生气地打断了妻子的话，说道：“但是什么，我的儿子我还会弄错吗？”

就这样，赖平亚便留在了邓子恢身边，并正式更名为邓苏生。而范宜德则被送往北京林伯渠的身边，改名为林秉苏。

实际上，作为父亲的邓子恢心里十分明白，范宜德才是自己的儿子。但他为何还是将赖平亚留在身边呢？

邓子恢认为，林老的孩子本就不多，现在又多了一个腿脚不便的儿子，怕他更加愧疚，精神上一时接受不了。所以，邓子恢才将错就错。他对陈兰说：“我们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是党和国家的儿子，跟着谁都是成长，这有什么区别吗？”

就这样，两个孩子跟在各自“父亲”的身边渐渐长大。

1953年，邓子恢被调往北京，也住进了中南海。邓苏生和林秉苏也因此一起上学、一起吃食堂，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由于两个孩子特殊的经历，中南海的老革命家们见到他们后都会格外关心一下。渐渐地，不少人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一天，康克清对邓颖超低声说道：“你看看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当时搞错了，我看秉苏更像是邓子恢的儿子。”

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也曾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邓苏生长得更像林老。”

邓颖超看了看，觉得她们不是在开玩笑，回去后，她便对周总理说了这个秘密。

巧合的是，当天，周总理也听到了身边工作人员关于这两个孩子的事情，秘书告诉他：“总理，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林老的儿子林秉苏长得跟邓副总理更像。”

周总理得知后，便对邓颖超说道：“这些不是闲话，一定是当年撤退之后发生的事情，我让杨尚昆派人去查一下。”

很快，邓子恢便向周总理说明了真相。两个孩子也最终回到了各自父亲的身边。后来，邓苏生为了纪念母亲在瑞金生下他，他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邓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