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张艺谋蹭车去了趟陕北，然后就红了

电影有记录历史的价值，透过电影，我们能看到一地一人一物的变化。创作者唯有尊重劳作者，作品方能生生不息。

作者|馍大师 出品|夹馍星球

年龄72岁，毕业40年，做导演35年，这个春节，张艺谋老当益壮，用一部《满江红》，再次证明自己是中国第一大导的地位。

而走进电影院的人，可能会发现，在映前的新片预告中，还有陈凯歌执导的《伟大的胜利》，由“强哥”张颂文主演，也将于2023年上映，很受期待。

在“第五代”电影人群体中，陈凯歌和张艺谋如“东邪西毒”，以他们的韧劲和老辣，在古稀之年，依然能调动大资源，打造大制作，活跃在台前。

这恐怕是他们年轻时难预料的事。

回想起1984年的1月，寒冬季节，30岁出头的张艺谋和陈凯歌，曾来到陕西榆林，为他们要拍的一部作品搞调研，采外景，那是他们扬名立万的开始。

同行的人，后来都成为大师。这趟旅程，堪称中国电影的一次神奇之旅。

事情先得从1982年夏天讲起。

那年的毕业季，北京电影学院的学子们，出身电影世家的陈凯歌，顺利留在了北京，进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

而没有过硬关系、又是特招生的张艺谋，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人生际遇往往复杂，福祸难料。当时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万象更新，各单位都想拿出新东西来，大城市积重难返，小地方却灵活易变。

人才薄弱的广西厂，给了张艺谋机会，让他和一起分来的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肖风、美术系何群组成青年摄制组，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

△《一个和八个》主演陶泽如、陈道明

这个剧本的作者叫张子良，却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人。

毕业时，张艺谋曾希望能回到老家西安，进西影厂，但没有路子。没想到在他乡，倒是遇上了西影厂的剧本。

说起来，张子良的遭遇，也和张艺谋有点相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张子良是榆林子洲县人，1963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他喜欢看电影，但家里穷，没有钱买票，便兼职去给电影院干活，写影片介绍和宣传语，每次能换一张免费影票。

电影看得多了，也了解些章法，便开始练习写起剧本。因此爱好，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影厂。

当时大学生进单位，先得到基层锻炼，张子良被安排到剪辑车间，一干就是7年。当然，那段时间也是中国电影空白期，电影厂只能拍新闻片、纪录片，即使当编剧，也没啥工作。

改革开放后，电影创作复兴，他写了一个剧本《阿Q正传》，在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时发表，是中国第一个改编这个小说的人。

这个阶段，张子良创作开始爆发，他把郭小川的一首散文诗改成《一个和八个》，讲八路军一名教导员带动一群罪犯抗日的故事。

△张子良（左）深入生活（柏雨果 摄影）

本子写完后，西影厂的领导觉得有点“反动”，没有立项，张子良便把剧本投递给了广西厂。

正好张艺谋这帮年轻人需要剧本，他们看了《一个和八个》，觉得和以往的战争片不一样，视角独特，人物新奇，就用了。

1983年4月开拍，11月完成，送到北京试映，请老师、同学和业界朋友来观看。大家被电影里那种凝重、凌厉的画面造型给震撼到了，一片叫好。

陈凯歌也在观众之列，评价说：“它是多年来想见未见的言志之作。我感到，我去看它，需要电影的眼睛，又尤其需要心灵的眼睛。”

眼看着老同学出东西了，心高气傲的他有些坐不住了。

他被分配到北京的厂里后，因为知名的导演多，年轻人只能帮打打下手，做个副导演，没有独立拍片的机会。

于是，陈凯歌也联系到广西厂，问自己能不能也去那里拍片。

广西厂觉得这帮电影学院毕业的青年确实有才华，闹出了动静，给厂里赢得了名声，欢迎陈凯歌加入。

△年轻时的陈凯歌

陈凯歌南下，厂里给他推荐了一个剧本叫《深谷回声》，同样是张子良的作品。

这是张子良根据自己家乡流传已久的民歌《兰花花》的故事改编的：

陕北姑娘兰花花与一名战士相爱，但战士上了战场，生死不知，家里人逼迫她嫁给大户人家，兰花花郁郁而死。后来战士归来，为她写下一首《兰花花》。

陈凯歌看了本子，感受到“作者对自己故土又悲又喜的感情”，但他觉得如果只停留在讲一个人的命运遭遇，格局不是很大。

向来追求思想深度的他，想表达对民族和历史的一种反思。

但具体要怎么改，他也没有思路。所以，他做出一个决定：到陕北的土地上走一遭。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体验到的东西，比看的东西更有力量。

摄制组的几个年轻人就这样朝北方，也是朝他们的未来出发了。

当时中国电影规定的有五大核心主创——编剧、导演、摄影、美术、音乐。

在海报上或出字幕时，都按照这个顺序排列，不像现在老出现把编剧给去掉的现象。

《深谷回声》的编剧张子良、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美术何群，都定好了，就差个音乐。

西北风的故事，还是得需要西北人，最后找到了西安的赵季平。他比张艺谋大5岁，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也曾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

其父亲是“长安画派”代表画家赵望云，擅画陕北山水。受父亲影响，赵季平创作时，也喜欢民间采风。

陈凯歌和张艺谋听了他的曲子《秦川述怀》，当时就决定邀请他为电影创作音乐。

△赵季平（中）和张艺谋、陈凯歌

一行五人组成，张子良担任向导，带着大家去看自己的家乡。

1984年1月2日，春节前一个月，他们从西安出发。

当时西影厂导演吴天明正在拍摄电影《人生》，根据路遥小说改编，也是在陕北采景，所以他们就蹭了西影厂出外景的面包车。

先是到了延安市，下了车，接下来到乡里，就得靠他们自己步行了。一天要走几十里路，走沟下梁，和老乡们聊天，了解民情，夜晚就投宿在低廉的旅店“大车店”。

在安塞县，他们去听了民歌大王贺玉堂唱歌。贺玉堂有三绝：一是音高，比帕瓦罗蒂高四度；一是歌多，会唱2000多首民歌，张口就来；三是手巧，能剪4000多种剪纸。

一曲下来，年轻人普遍泪流满面，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力量。赵季平用录音机把所有曲子录下来。

△民歌大王贺玉堂

接着，从安塞到了榆林米脂县。米脂是文化大县，有窑洞古城建筑群，李自成、貂蝉等历史名人，也是唢呐等民俗文化兴盛地。

那时刚改革开放，陕北地区的生活还是很贫苦。根据赵季平的回忆，大家晚上住店，脱光了睡在土坑上，把衣服卷起来吊到房梁，防止虱子咬。

之后，又从米脂到了佳县。佳县位于榆林市的东边，靠近黄河，境内有佳芦河流经，两岸芦苇丛生，古城“葭州”，读jia。

《诗经》中有一篇《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葭就是芦苇的意思。

1964年，在生僻字地名改革中，葭县改为佳县。

△黄河岸边望佳县

在这里，张艺谋和赵季平住一个屋子，两人谝闲传，张艺谋告诉赵季平说，以后如果自己当导演了，一定会请他来作曲。

可见，在那时他就有了当导演的志向。所以他和陈凯歌在合作后分道扬镳，也是必然的事。

一行人到佳县的目的是参观黄河，陈凯歌看到一个老汉，到黄河边打起两桶水，佝偻着身躯远去，深受触动。

也是在佳县境内，有一天傍晚，大家登上了一座高山，举目望去，如血的夕阳映照在沟峁纵横的黄土上，有一种雄浑悲壮的美。

这时候，有人叫了一声：“嘿，真棒！咱就拍这片土。”

于是，这个项目就定下来了，并有了方向：不再局限于女性反抗封建婚姻的故事，而是以大地为主角，展现数千年来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

陈凯歌也有了整体构思：表现天之广阔，地之深厚，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民族精神自强不息。

△黄土高坡景致，如一幅天然油画

原剧本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庄，修改后放到了荒凉的黄土高坡。

电影的名字，也便改成了《黄土地》。相比《深谷回声》，显然后者更厚重、大气，且易懂。

后来，张艺谋曾写文章，描述这趟陕北之旅：

“举目四望，全是黄土，真是好大的一块土！这塬，非山非川，其实就是十余丈厚，方方正正地球上那么一大块土。千百年雨水冲刷，风化剥脱，人工垦耕，成峁，成沟，成千变万化的山梁。”

由此，他也产生了拍摄这部片的方法——“使摄影机不动，就像那块土”。《黄土地》中大量凝固悠远的长镜头，成为标志。

△《黄土地》摄制组，张艺谋、陈凯歌和何群

1984年7月，《黄土地》拍摄完成，因节奏缓慢，故事性不强，上映时反响并不大。

但是1985年5月，《黄土地》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轰动一时，港台电影人纷纷点赞，认为影片摆脱了大陆文艺的老套，是过去作品中罕见的。

影片就此成名，成为第五代电影美学的代表作，载入史册。

很难说这部片到底是谁的贡献大。

陈凯歌是导演，他奠定了故事基调，开拓了思想意境，功力藏在背后；而张艺谋的摄影，如油画般浓烈，如雕塑般厚重，又如书法般写意，直击灵魂。

确切地说，这是一次“瑜亮之合”，就如当年赤壁之战一样，联手成就经典。

《黄土地》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举改变了创作者的命运。

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张艺谋获得最佳摄影奖，相当于进入摄影界第一梯队。

《黄土地》的出现，让当时的导演们普遍意识到：以后拍片得好好找一个摄影师了。

新上任的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很精明，立刻邀请张艺谋和他合作，又是帮家属调动工作，又是给最好的待遇，最终把张艺谋借调到西影厂。

两人合作的《老井》，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和主演，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是当时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最高奖项。

张艺谋无心插柳，还获得了一个“影帝”。

△《老井》中的张艺谋

之后，吴天明又支持张艺谋当导演，拍摄了《红高粱》，捧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超越《老井》的成绩。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

张艺谋也遵守承诺，邀请赵季平为《红高粱》作曲，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靠电影音乐带动，赵季平名声大振，多年后担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陈凯歌从《黄土地》之后，成为独当一方的导演，树立起自己诗意深思的风格。

他的作品《孩子王》《边走边唱》相继入围戛纳电影节，最终在1993年凭借《霸王别姬》成功摘取金棕榈，也是中国电影至今唯一的金棕榈。

△陈凯歌在戛纳接受媒体采访（柏雨果 摄影）

而编剧张子良，在此之后，他的剧本《默默的小理河》，终于由自家单位西影厂立项拍摄，一部立意新颖的战争反思片，获广电部优秀影片奖。

那时还年轻的陈宝国，在片中饰演一个冷峻阴狠的国民党军官，给人印象深刻。

因为在剧本创作上的重大成就，张子良被提拔为西影厂文学部主任。

△《默默的小理河》中的“小鲜肉”陈宝国

美术师何群，后来也转型做了导演。2010年他执导的电视剧《茶馆》，豆瓣评分高达9.3分。

回到八十年代，《黄土地》《红高粱》等片的出现，让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电影的圣地，榆林市也因此和电影结缘，常有摄制组来此取景，展现这里的壮丽风光和深厚文化。

西影厂导演滕文骥，本来专门拍都市青年题材影片，受西部风潮的影响，拍了一部《黄河谣》，巍子和葛优主演，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影片讲述的是陕北地区“脚夫”这一职业的故事，又称“赶牲灵”，他们常年行走在外，用牲畜为他人运输货物，也就是那时候的快递员。

因为路途遥远，脚夫们便靠唱歌来排遣寂寞，很多陕北民歌就是他们创作并唱响的。

《黄河谣》的主角原型是榆林绥德县的民间歌手李治文，因为唱歌好，远近闻名，1951年被吸收进中央歌舞团，曾为首长演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兰花花》等陕北民歌。

影片里有一出“闹社火”场景，展现了陕北的秧歌，如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黄河谣》海报

1994年，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东邪西毒》，云集了张国荣、梁朝伟、林青霞、张曼玉等巨星，影片在榆林的毛乌素沙漠、红石峡、建安古堡等地取景。

红石峡因为山上石头呈红色而得名，有“万里长城第一胜景”之誉。建安古堡建于明成化年间， 是明代长城线上著名的36营堡之一，历经历史的风雨冲刷，土墙依然雄壮。

如今，《东邪西毒》中的毛乌素沙漠，经过几十年的生态治理，已大为改善，80%的面积被绿色的植物所覆盖，沙漠面积逐渐缩小，不久将从地图消失。

如果想看以前的景象，只能去电影里找。

△《东邪西毒》剧照

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拍摄，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其中《回乡之路》单元，讲述“沙地苹果”经销商帮助家乡致富的故事，在榆林佳县赤牛坬村取景。

影片最后还请出了几位真正的治沙英雄，向他们致敬。

实际上，赤牛坬村靠红枣致富，是全国“四大枣乡”之一，同时打造旅游产业，将产品和文化结合起来，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

△赤牛坬村

2017年，从榆林府谷到渭南华阴的“沿黄公路”通车，为榆林发展旅游经济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适合自驾旅行，一睹黄河盛景，心旷神怡。

途经的佳县段，是景点最密集的县城之一。除了赤牛坬，还有大美石窑、泥河沟、香炉寺、白云山、木头峪、荷叶坪等地，都值得一游。

△佳县香炉寺

这也是当年《黄土地》主创到佳县采风的原因，能看见历史，也能看到风光。

那时候，佳县农村还很贫瘠，农民普遍贫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榆林大地早已今非昔比，不管是经济还是生态，都有巨大的提升。

电影有记录历史的价值，透过电影，我们能看到一地一人一物的变化。

希望电影创作者还能像当年的张艺谋、陈凯歌一样，深入生活，讲述土地上的人的故事。

以真诚之心尊重劳作者，创作者也将获得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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