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硬是顶着“保守思想”的无端指责,一边检讨,一边埋头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能把指标落到实处就行,至于说自己什么无关紧要。
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直接回击那些对于个人的指责,不正面评价“大跃进”的得失,不过多纠缠思想和理论的是非,不刺激一些敏感的话题;而是用来自基层和部门反映上来的事实,来说明“大跃进”带来的虚夸指标、财政赤字、比例失调等严重后果,然后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和补救。
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处事原则和艺术。事实证明,周恩来当时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明智的。
而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就显得激烈。他7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7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
他说:“要找经济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注:毛泽东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2年内超过英国)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邓小平后来评论说:“彭老总的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胡乔木也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当面心平气和讲,不用赌气,情况可能不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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