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邓小平致信华国锋提意见，汪东兴：改变说法，以便日后出山

前言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元帅逝世4年后，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恢复了他的名誉，并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与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在这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里，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2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中，遭到牵连的人达到了几百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寻找党和国家未来的方向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起初，出于保证社会稳定的考虑，党中央顾虑重重，设置了不少禁区，导致数千万人在工作岗位上继续背负着各种政治包袱，对开拓国家新局面造成了严重阻碍。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致同意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此后，党和国家迎来了新的发展局面。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力主平反冤假错案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指示：决定平反冤假错案。但与此同时，也对要平反的案件作出了一些限定，这就使得一些大案和要案的复查迟迟未能提上日程。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在政治上严重阻碍了重大案件复查的进程。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看望邓小平，这时，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明确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一定要抓紧落实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也作出表态，他认为：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

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给出的意见是：

“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最后，华国锋再次强调了“两个凡是”的重要性。

此后一段时间，党内外掀起了巨大的争论热潮，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些声音。4月10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抛开一切个人荣辱和职务高低，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信中，他再次坚定地表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没过几天，汪东兴去看望邓小平，汪东兴可不是来叙旧的，他是作为中央办公厅的代表来的，汪东兴说道：“希望你能改变此前信里所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这一用语。以便日后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邓小平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对汪东兴说道：“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两个凡是’不行。”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写给中央的信，也由此掀开了一场席卷中华大地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这一敏感的时刻，邓小平毅然坚定地站出来表态，大力支持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从而从思想和政治上为党的工作扫清了障碍。邓小平曾说：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随着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获得党内外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华国锋此前曾说的“时机”也已经水到渠成。

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自此，邓小平正式复出。

一出山，邓小平便开始投入到了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工作中。他亲自处理交上来的申诉材料，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部署，从简单到复杂，从小案到大案、要案，邓小平事无巨细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相关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

1977年7月，在邓小平复出之际，林伯渠的女儿向他递交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详细地反映了父亲的情况及家属子女因此遭受到的迫害和打击。邓小平阅后，于7月25日作出批示：“华、叶核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这也是邓小平正式复出后在重审案件上作出的第一个批示。

此外，许光达的夫人邹靖华也向邓小平反映了有关丈夫的情况，邓小平也作出了相应的批示。此后，在邓小平的努力下，一系列案件都得到了公正的审判，有关老干部的相关政策也得到了落实。其中，曾被扣上种种莫名其妙帽子、实际上又无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中共中央都作出了恰当的安排，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到1977年底，邓小平在复出的半年时间里，关于案件的处理、指示已经下达了很多条。

“有错必纠也是毛主席一直以来提倡的”。除了对党内老干部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重新调查审理外，针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文化、教育领域，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件便是恢复老舍名誉。

老舍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发表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曾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然而，因遭受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证明清白。

老舍去世后，关于他的政治定论一直悬而未定，使得其家人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1977年7月28日，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向中央写去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一个多星期后，她又给王震写去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尽快对老舍的事情作出定论。

8月13日，刚刚复出没多久的邓小平便作了批示：

“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

1978年初，在邓小平的批示下，有关部门经过调查作出了结论，并恢复了老舍的名誉。

除了重新审理有问题的案件外，对于党内的一些“顽固分子”，邓小平也及时作出了反应。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因阻碍案件审理，被邓小平提议“尽早调离中组部”。

邓小平复出后随着一系列案件的昭雪，党内思想得到解放，也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一些大案、要案的重审也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