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55年3月,张爱萍到北京赴任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军事行政、军队组织建设,参与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组织领导工作。9月27日,在国务院举行的授衔授勋仪式上,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5月23日,张爱萍被增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9年4月,张爱萍被任命为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5月,张爱萍被增补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此前的3月18日,张爱萍开始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时的基地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西北核试验基地和西北储存器材基地。不久,张爱萍即赴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指导苏制P-2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8月,苏方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张爱萍建议用国产燃料发射苏制导弹,于9月10日发射苏制导弹一举成功。之后,张爱萍即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组成核试验委员会。10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由张爱萍担任主任、12人组成的试验委员会,负责领导整个试验工作。
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核武器研制是“下马”还是“上马”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的主张等经济有所好转再搞,有的则主张一天也不能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说:“一天也不能等,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最后议定派专人调查之后再作决策。
1961年l0月,张爱萍受中央委派,对核工业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之前,张受萍特地请教了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物理专家朱光亚,认真听朱光亚介绍有关情况。10月9日开始,张爱萍和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在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陪同下,经过历时近一个月调查研究,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若是组织得好,抓得紧,有关措施能及时跟上,在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其威力相当于苏联和美国1950年左右的水平。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1日,根据聂荣臻的提议,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协助聂荣臻领导国防科委全面工作。12月14日,中共中央表出正式通知,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负责领导原子能工业。周恩来兼任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室,罗瑞卿兼任主任,赵尔陆、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任副主任。
1964年4月17日,中央专委决定成立核武器试验总指挥部,张爱萍任总指挥。鉴于6月份要进行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试验,张爱萍于5月下旬赴西北导弹试验基地,组织导弹的发射试验。由我国自行设计的导弹,首次发射试验曾失利。因此,这次发射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张爱萍请科学家钱学森、赵九章等到基地讲学,请火箭专家谢光选、梁思礼到基地进行技术把关。经过严密细致的检测,导弹已经处在良好的技术状态。究竟能否如期发射,以钱学森为首的技术专家们围坐在一间小屋里反复探讨论证,一时形不成统一意见。最后,一直默默听取大家发言的张爱萍站出来说,大家实在找不出不能发射的理由,就如期发射!打成了,功劳算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来负!就这样,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战术导弹终于走出了慎重严密的论证过程,连发连中,彻底扫除了首次发射失利留在人们心头的阴霾,在之后创下了“连中三元”的佳绩。
在对基地的全面检查中,张爱萍了解到由于林彪在1960年10月视察过基地,基地准备拿出30万元给林彪修个纪念亭,模型已经选好,位置也已选定,就等张爱萍拍板了。张爱萍答复说没有这个必要,与其花这么多钱在戈壁滩修这样一个东西,还不如建一个汽水厂、冰棍厂,为基地指战员解除干渴创造些福利。没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中央专委决定9至10月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此时,张爱萍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西北核试验基地。为确有把握,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张爱萍又组织有关专家和领导,对现场准备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控爆系统有4个开关,第四个开关按下之后9秒钟就起爆。当操作人员打开第四个开关时,仪表上的针抖动了一下。张爱萍问,仪表针为什么动?为什么前三次没有动?仪表针动会不会影响起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回答不出来。张爱萍当即指示:要认真检查,切实找出原因。于是逐个环节、逐个零件、逐个焊点检查,最后发现是一个悍点没有焊实,如此起爆将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为彻底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张爱萍提出了“五定”(定任务、定人员、定岗位、定设备、定职责)要求,并在以后的试验中沿用下来。实践证明,“五定”是防止事故、确保成功的好措施。
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由35人组成的中共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书记。不久,中央军委又批准成立了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9月16日,张爱萍和刘西尧在北京向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汇报核试验预演和准备情况,并就首次核试验时间提出两个方案;23日,他们应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听取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关于同意第一方案及注意安全、保密等决定。他们把周恩来对这次核试验的多次指示和要求,归结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四句话。
10月4日,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运抵基地试验场区。经过周密细致准备,14日18时,试验党委常委会议定10月16日为试爆时间,并报呈周恩来批准。16日11时38分,试验现场办公室用密语向北京专门办公室报告:“10时30分插完雷管,11时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专办”立即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以密语向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作了报告。12时,周恩来给刘杰写信:“在十二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指十五时——编者注)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铁塔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张爱萍立即用密语向周恩来报告:完成试验前各项工作,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15时,在寂静的戈壁深处,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核爆炸成功。张爱萍强抑心中的激动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赶忙问身旁的科学家王淦昌,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核爆炸。张爱萍当即又向周恩来作了肯定的报告。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毛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向他报告!”张爱萍立即通过扬声器转达了周恩来的祝贺!顿时,试验场区一片欢腾。
当晚,中共中央、国务院给试验委员会和全体参试人员发来了贺电。贺电指出:“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全国人民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发扬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的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祝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社论,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1月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听取张爱萍和刘西尧关于第一次核试验情况汇报,并布置第二次核试验任务,亲自授命张爱萍、刘西尧分别为第二次核试验总指挥、副总指挥。此后,张爱萍又全身心地投入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
1965年1月,张爱萍被任命为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5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专委正式决定成立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他同试委其他成员一起,成功地组织了核航弹空爆试验。1966年5月5日,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中共第三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书记。他又一次作为现场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第三次核试验。
在此期间,张爱萍还担负了地地导弹作战基地建设及组织导弹作战部队领导机构的任务。1964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地地导弹作战基地建设专门领导小组,任命张爱萍为组长。1965年6月1日,周恩来授命张爱萍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6月15日,张爱萍向中共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7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按张爱萍报告中的第一方案办理”。1966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组成的决定。7月1日,正式启用第二炮兵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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