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来说,入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快也要1年时间,但这位同志入党却仅仅花费了9个小时,可谓神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20出头便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国家级的高干,然而短短3年之后,他却又被开除党籍,跌回谷底之中,他就是朱克家。
朱克家生于上海,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每月所得津贴十分有限,仅仅只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因此他们家的生活过的十分清贫,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一点荤腥。8岁那年,朱克家入学读书,由于学习勤勉、用功,他的成绩非常不错,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考时,他顺利考上了高中,但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供他继续学海泛舟,他只得被迫中断学业,前往云南某人民公社当知青,支援生产建设。
上个时期60、70年代的云南还是比较落后的,基础设施不全,生活极其不便利,朱克家这种十里洋场出身的小青年对此很不适应,他曾多次给父母写信诉苦,但父母也无法给予他什么帮助,只能在回信里一个劲的安慰他。公社主任发现他有异常情绪之后,及时对他进行开导和慰勉,最终总算是成功将他安抚了下来。
一段时间后,朱克家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不再抱怨、诉苦,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除此之外,他还主动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并申请去小学教书,圆满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还没落下生产任务。很快,他便由“落后分子”变成了积极分子,成了人民公社的楷模、先锋。
时间来到1972年,姚文元带领慰问团来到云南搞串联,他在听说了朱克家的事迹之后,对这个小伙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对其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采访,并以采访稿为基础,为朱撰写了一篇专题文章,刊登在党政官媒上。不到3天时间,朱克家的大名便传遍了整个中国,群众们被他的质朴感动,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他和他所任教的学校。
姚文元趁热打铁,又接连写了几篇相关报道,将朱克家的知名度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有一次,他问公社主任,朱是不是党员,主任回答还不是。姚文元当即就板起了脸,表示像朱克家这样的好青年都不是党员,那其他人还有什么资格入党。返回上海之后,姚立即给云南省委打电话,要求特事特办,尽快安排朱入党。
省委不敢怠慢,马上就准备相关材料,仅仅用了9个小时就将朱克家吸纳进了党组织。1973年,“十大”开幕,他作为云南省代表出席会议,并高票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彼时的他不过23岁,可谓是年少有为。次年,他进入云南省委担任高干,1975年又被安排到全人大担任要职。
在此期间,朱克家与姚文元、王洪文走得很近,在他们的蛊惑下,做了一些错事,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在1976年,动荡结束后,他当即受到审查,1979年,他被“双开”,一夜之间从巅峰落回原地,所有的鲜花和掌声瞬间化为泡影,消失的无影无踪。朱克家一开始也不能接受如此大的落差,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也就释然了,他表示,自己本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命运赐给他一顶光环,让他享受到了英雄般的赞美,现在,光环被摘掉了,他也该回归原本的生活,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党组织将他安排到一家矿场做工人,他欣然接受,每日勤恳干活,从不偷奸耍滑、消极怠工。不久之后,他因表现出色,被调到电视台工作,后来又当上了某事业单位的经理,并在该职位上退休。晚年的他又回到云南定居,有时会去曾经插队的公社看一看,探望一下曾经的旧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回上海,他直言自己已经习惯了在云南的生活,这里留有他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他实在舍不得离开。
其实朱克家的本性不坏,他是一个怀有理想的好青年,在云南工作的时候确实也做出了一些政绩,给当地人民带来福音。但可惜的是,他的政治嗅觉不够敏感,混淆了大是大非,误入了错误路线,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最终受到了惩罚。但他并未因此沉沦,而是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很快便取得了一些成就,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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