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国内因传统文化抵触献血，进口美国血浆，自此开启地狱之门

美国人把东西发明出来，日本人把它做好，韩国人把它做便宜。商品皆是如此，病毒也是这般。

1981年6月13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就在美国人报道后，中国科学家开始在国内寻找可能的病例。研究人员在中国八个省的各个医疗机构收集了380份来自健康人和寻求治疗的患者的血液样本，没有发现这种病例。

我国人员暗自松了一口气，然而不久后的一次偶然检测，研究人员从28名血友病患者的血液标本中，检测出4份为阳性反应，这4名患者成为中国首例该病毒报告，自此地狱之门在中国拉开。

研究人员对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进行检测，均无异常。那就奇怪了，为什么被感染者都是血友病患者，他们是如何感染的？追根溯源，发现感染者都是因为注射了从美国进口的，用于治疗血友病的凝血因子VIII。

中国立即对美国的血液制品开展了大规模检测，发现污染严重。比例超过10%。为了防止更多的人受到感染，1985年，中国政府下达禁令，禁止进口除人血白蛋白以外的所有血液制品。

美国历来在世人眼中都是高大上，怎么还卖血，而且污染如此之多？讲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美国的有偿献血了。目前全球只有五个国家是有偿献血，其中就有美国。每次献血，美国血浆公司会付给献血者30美元不等。

有偿献血方式成为美国穷人和低收入者的谋生之道，包括囚犯、妓女、瘾君子。可怕的是美国的献血法律对此还助纣为虐。献血次数太多就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因此世界各国都规定了国人的献血次数。英国政策算放得开的了，一个人一年被允许捐献血浆24次，中国是必须间隔15天，而在美国，则是夸张的104次。

这让作为全球第一强国，人口不到全球5%的美国成为血液出口大国，全球市面上70%的血浆都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出口血液制品超过200亿美元。

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美国3700万人处在饥饿中，50万人露宿街头，他们成了血液中心的常客，让美国2022年的血液制品出口接近3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近2000亿元。

美国出口的血浆约占当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57%，超过了成品药、大豆、飞机等商品。现如今这些血液制品78%流向了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的生物制药公司，流向中国的额为零。但在70、80年代，中国可是美国血液制品的主要出口国。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一滴精子十滴血，血是生命的精华，古代更是讲究肤发受之父母，不可切割，所以才有三国时期的曹魏猛将夏侯惇被弓箭射中眼睛后，发狠拔出带下眼球，大喝一声“肤发受之父母，岂可弃之”，一口吞下的典故。

当时的中国，自愿献血者很少很少，但需求者不少啊，因此只能大量从美国进口。美国当时的血液灭活方法落后，没有与时俱进让这种病毒钻了漏洞。美国依靠血液制品出口，将它输出世界，这种病毒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我们常说的HIV病毒

1989年前，在中国发现的所有HIV病例只有两个途径，一种是上面说的血液制品污染，一种是外国游客或从海外返回的中国公民。

为了杜绝美国的污染血源，中国迅速做出了血液制品禁止进口的规定。但老百姓还要靠血液制品治病救命啊，因此中国也采用支付献血费的方式，鼓励国内献血。

城市由于生活条件较好，给钱也没几个人献血，因此这种血浆采集站主要建在中国农村地区。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农村的管理和控制不足，加上利益熏心者将追求利润置于保护患者之上，轻易让已经被感染者的血液进入流转。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中国中部一些地方经营的血库和许多私营地下血库中，经常一个仪器同时从几个村民胳膊上采集血液，混合在一个容器或离心机中进行分离。收集血浆后，剩余的血细胞与其他人的血细胞混合在一起，又返回给捐赠者。

这样的采集方法和程序，不可避免造成交叉感染，为了节省成本进行的针头回收使用和未充分消毒的设备，使HIV在这些捐助者之间迅速传播，产生了大量感染HIV病毒的农民，导致了HIV病毒的爆发。

那一个时期，很多需要输血的急救患者，往往面临两难的无奈选择，不输是死，输了是感染HIV病毒慢性死亡。

血液制品造成的HIV病毒感染在1994年底至1996年出现大爆发，人数令整个国家大吃一惊。随即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调查取证，数据发现商业血浆捐献者的HIV病毒感染率为12.5%，从事地下血浆捐献的感染率更恐怖，达到74%的HIV病毒感染者。

作为回应，中国迅速在1998年颁布了第一部血液安全法，对血液制品进行全过程、可追溯管理和责任终身制，杜绝了弄虚作假和玩忽职守；对献血加大宣传，从军队、学校中招募志愿者，杜绝商业献血；对HIV病毒患者进行“四免一关怀”的政策。

采取这些措施后，中国政府几乎杜绝了国内HIV病毒在血液制品中的传染，但毒品兴起“助攻”HIV病毒的传染开始冒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门打开，蝴蝶飞进来的同时，蚊子也来了，毒品通过与金三角、缅甸接壤的云南农村地区进入中国。

1989年10月，中国首次在云南省瑞丽县的戒毒中心，收集了175名吸毒者的血液样本，本来是筛查病毒性肝炎感染，结果灵光乍现，对标本同时进行了HIV病毒感染检测，确定了79个病例，感染率为 45%。

这次研究是中国注射吸毒者中第一次发现HIV病毒，这个数据也让研究者看到了HIV病毒爆发的可能性和证据。随后半年内，研究人员将调查扩大到其他人群，包括医护人员、在医疗机构寻求治疗的患者和献血者。

在此期间他们共采集了2530份血液样本，其中309份被发现有HIV病毒反应，注射吸毒者患病率为23%，注射吸毒者性伴侣患病率为3%，缅甸移民患病率为13%。

为此，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加大禁毒、防毒打击力度和宣传，同时在四川、浙江、广西、云南和贵州等省推出扩大了“危害减少计划”，包括用美沙酮代替治疗的方案和针具交换计划。

中国的推行非常快速，2005年这项计划已经扩展到11个省的760多个诊所，能为大约150000名吸毒者提供服务，其中包括40000 名重度，依靠注射吸毒者。这种替代治疗和针管交换计划，减少了共用针头的行为，大大减少了吸毒者的HIV病毒流转。

山穷水复疑无路。当我国政府遏制住HIV病毒在血液和毒品中的传播后，曾经不显山不露水的性传播成为HIV病毒传染的第一途径。

时至今日，95%的HIV病毒是由于性传播，而男性与男性的性接触途径则高于中国任何其他高危人群，并且还在继续增加，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地区，成为防控的重中之重。

尽管自1997年以来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在中国是被认为合法的，不会坐牢，但自古以来的社会文化因素意味着这一群体会经常面临耻辱和歧视。这些人担心泄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而受到歧视，从而向伴侣和医务人员隐瞒自己的性行为，这让男同HIV病毒的预防和检测率一直保持在低位，得不到有效防护。

防不住也得防，作为回应，为了减少死角，中国通过与基于社区的组织合作，致力于为HIV病毒的检测提供创新和方便，在社区、大学校园的自动售货机中加入检测试剂盒，以及使用社交网络应用程序提供咨询和检测，做到及早发现和防护。

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男男性行为造成的患病率仍在继续上升，还是因为羞于开口。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HIV病例分布差异极大。但总体而言，HIV病毒流行的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和西部的农村地区，然后蔓延到所有省份的城市和市区。

据哨点监测资料，1998年云南、新疆两省发现病例1000多例，其余省份报告病例少得多。随着吸毒和不安全性行为的增加，才开始蔓延。

2002年~2003年，百分之八十的HIV病例发生在农村居民中，受感染的男性 (74%) 多于女性，其中四分之三的感染者年龄在 20 ∼ 39 岁之间。

到下一个十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出现了这种流行病。云南成为重灾区，HIV病毒感染者超过10万，其次是新疆、四川、广西、广东和河南，2008年报告病例超过5万。

同一时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病例在10000例左右。这预示了贫穷落后和信息欠缺是HIV病毒控制最大阻碍。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2022年，中国西南地区仍是报告HIV病例最多的地区。2022年云南、四川感染HIV病毒感染者人数超过10万，其次是广西、广东、河南，同年感染人数超过5万。华东、华北地区疫情持续蔓延，内蒙古、青海、海南、西藏等地区报告的HIV病毒感染者人数最少，不到5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