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为什么作出暂不收回香港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废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是党的既定方针和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然而，出乎意料：中国决定暂不收回香港。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第一条，是不承认当时外国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第二条，是首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

第三条，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这些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党对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面临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现实考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上述方针法律化，规定了具体政策，并着手废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影响。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运权，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最大，是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象征。新中国成业后首先收回了这三项权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完成了对祖国大陆的统一，但是，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由于历史的原因，依然留在英国的手里。中国人民都期盼和渴望尽早收回香港：

一是建立独立、富强、统一的中国，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心愿，也一直是地球上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二是久已漂泊的游子，热切盼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饱受欺凌的国人多么希望再次洗涮耻辱的印记。收回香港，成为全国人民的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十分关心香港，周恩来作为中国人，从情感上，他也非常希望尽快收回香港；但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理智使他作出了另外的选择。

那么，香港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时称九龙司地方一区）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

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块大小岛屿总计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英国，并将租借地称为“新界”，租期为99年。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从而占领香港全境。

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蒋为首的敌对势力对中国大陆实行了严密的经济政治封锁，妄图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考虑到，现在收回香港，中国也管理不好，而且会使得中国更加的孤立。而如果让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中国反而可以利用其自由港的地位，把它作为对外交流的基地，作为我国的国际通道。这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埋下了伏笔。

正是这个伏笔，使香港此后一直成为了我国吸取外资争取外汇的重要渠道。

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果断作出决定：暂不收回香港。这样，通过香港，打破了美蒋对我国的经济封锁。

暂不收回香港，并不是说放弃香港。

在中央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后，周恩来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围绕维护香港主权这个核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既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也展现了充分的灵活性。

代表中国政府发声。他多次代表中国政府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关于香港地区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将在适当的时机收回香港主权。

打掉英国的幻想。在会见英国等有关国家的外宾和香港人士时，也多次阐明，到1997年，中国一定要恢复对香港的主权。

提振工商界信心。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他更严正宣告：“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针对西方反华势力的企图，周恩来见招拆招，寸步不让。当时，国际上有人企图把香港、澳门问题复杂化，把香港和澳门问题同“殖民地”问题混为一谈，以阻挠中国恢复主权。

对此，周恩来进行了坚决抵制。多次严正指出，香港问题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问题，而不能与“殖民地”问题混为一谈。

1972年3月8日，他亲自审阅了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信中再次申明：“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问题的范畴”。

正是周恩来长期坚持这原则立场，联合国也记录在案。所以，80年代，当中国提出与英国谈判时，没有出现大的国际纠纷，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在坚持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周恩来又根据香港的特殊地位，制定和实行了灵活务实的特殊政策。香港不同于大陆，所以，对香港的治理也不能与大陆相同。

1953年，中国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了“一化三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

中国将怎样对待香港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呢?这个问题使香港的资本家忧心忡忡，提心吊胆。这时周恩来以战略家的眼光，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

他说：“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中国在香港，不会来个‘七反’、‘八反’，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

对于香港的将来，他多次说，即使将来收回香港，在长时期内，其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也不会改变。

这些谈话，安定了人心，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有利于将来和平收回香港，统一祖国。周恩来还注意到香港具备发展生产的一些有利条件。

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很容易，联系范围也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培训出来。”因此，他提出中国应该充分利用香港的作用，要保持和发展这个资本主义阵地，使其成为“经济上对我有用的港口”，成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础。

对于有些香港人想回来，他指示：一般不要回来。让他们在那里发展香港这个阵地。

他还主张同香港的工商界人士搞好关系，让他们支持祖国的建设。

他曾说：“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

他还特别关照，大陆与香港的企业合作的时候，不能使香港的企业家吃亏。这些，既稳定了港、澳的人心，又使当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更加乐意与大陆合作，共同为祖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总的来说，周恩来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象，是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果断地地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丰富，便于吸引外资等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1980年5月，中央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迈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从而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底到1992年）也就是培育市场经济因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香港和港商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资金利用上，开放初期引进的主要是港资；在对外贸易上，这时候我们出口主要就是原煤、原油、原木，而这些也主要是通过港商走出去的。

到1993年，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如果没有香港，中国很难形成这样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1982年9月，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

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

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诀。现在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暂不收回香港的决策是英明的，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的决策，是需要有非凡的眼光、博大的胸襟和过人的胆识的。没有当时这个决策，也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营业吧！创作人#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周恩来超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