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迷雾下渐行渐近的科学学

摘 要

当代科学学研究呈现出了数据驱动的趋势，这与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合推动密切相关。尽管利用强大的新工具和技术来分析和理解激增的科学大数据令人备受鼓舞，但在这场数据狂欢中仍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来认知和解读科学学研究对象、范围和结果。基于科学学定义与内涵的溯源，揭示科学学是以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发展为目的，其创生是基于马克思的“科学与社会是统一的”这一基本观点，其底层逻辑在于认识科学整体才可谋划社会发展。中国科学学基于从理论到应用的系统逻辑，涵盖科学传播和科技政策研究，具有突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一门涉及到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科学学是有前途的，其根本理由在于科学的客观性使得全球问题的解决具有可能性，其研究要义在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

引言

近些年，以“science of science”为主题的研究频繁出现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尤其是《Physics Report》和《Science》刊登的两篇综述性文章，以及王大顺的著作《The Science of Science》，引发了科学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批有着物理学背景、从事复杂性网络和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学者进入到科学学领域，试图基于数据分析对科学家、社会制度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和结构进行精细理解，并将其命名为“science of science（科学学）”，认为科学学的兴起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跨学科大数据分析的可行性。尽管有些学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科学学”这门学科早已有之，数量化和网络化分析也并非今日兴起，但在数据科学、网络科学、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得到显著发展的今天，能够利用强大的新工具和技术来分析和理解激增的科学大数据仍令人备受鼓舞。

数据化时代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释放的各种信息都可能被数据化，进而成为数据科学家的分析对象，似乎只要有了数据，就将无所不能。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究竟释放了哪些信息，哪些信息是能够被数据化的，数据分析的结果究竟反映了哪些事实？这些事实又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解读才能成为规律性的认识？这些规律性的认识又如何进一步应用于有价值的实践？当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在这种数据狂欢中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科学学到底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中国科学学何去何从？本文从科学学研究数据化转向的推手、科学学研究的初心、科学学的底层逻辑、科学学发展的必然、和科学学研究的要义等几个方面来试图理清数据迷雾下的科学学本真。

01

科学学数据化转向的推手：

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合

需要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自2010年以来，60%的科学学论文是由美国贡献的，毫无疑问，美国主导了当代科学学研究的数据化和计算化转向，这种转向是美国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联合推动的结果。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创立人和科学引文索引（SCI）发明人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第11届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大会上做了题为《科学学到科学计量学》的主旨报告，详尽地阐述了科学学的定量化转向，他历数了一些先驱者的名字：从科尔（1917）、洛特卡(1926）、格罗斯兄弟（1927）、布拉德福（1934）直到贝尔纳（1939）和普赖斯（1964）。2003年5月，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情报科学家伯尔纳（Katy Börner）和从事心理与脑科学研究的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夫林（Richard M. Shiffrin）共同发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组织了大批计算机、信息与认知科学、数学、地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主题为“知识图谱绘制”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包括“数据库、数据格式和存取”、“数据分析算法”、“可视化和互动设计”和“科学计量学”等几个方面。随后，科学知识图谱、数据挖掘、内容分析、主题模型等科学学的数据化分析快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各种科学计量分析工具，如CiteSpace、Sci2、Histcite、VOSviewer等也被开发出来并得以广泛应用。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马伯格（John H. Marburger）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第30届科技政策论坛（2005年）上发表演讲，倡议开展“新的量化的科学政策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他指出“科学政策的社会科学这个新生的领域（the nascent field of the social 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需要迅速地成长，为理解推动今天全球性的、以技术为基础之社会发展背后的超复杂的动力提供基础。”NSF下属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部门（SBE）在2006年设立“科学与创新政策科学（SciSIP）”项目，共资助了496个项目，该项目的活动宗旨是“通过发展数据收集、分析和建模研究，推进科技政策的科学基础，以使未来的决策能够建立在当前的数据、坚实的科学和知情判断（informed judgment）基础之上”，因而其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量化特征。该项目在2019年被重新定位并更名为“科学学：发现、传播和影响（SoS:DCI）”。重新定位的SoS:DCI 项目侧重于机制研究，包括提高科学工作的生产率，国家精准和有效地开展研究的能力，科学对社会价值的衡量。这种重新定位不仅有助于突出该项目现有的定量化研究优势，而且强调急需解决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向公众和决策者准确有效地传播科学。

到目前为止，SoS:DCI 共资助了71个项目，其中10项获得持续资助，共有42所高校、7所研究机构和1家公司（‘Eureka Scientific Inc’）参与其中，研究经费共计$17,444,196.00。其中资助强度最大的项目是由社会科学家和信息科学家共同主导的合作项目，致力于将通过定性和多种方法生成的数据进行整理、保存和发布，即建设一个开放的定性数据存储库（Qualitative Data Repository, QDR）。SciSIP 和 SoS:DCI 两个项目资助发表了853篇科学论文（Web of Sicence核心合集收录，检索时间为2022年2月17日），围绕着“创新”涉及到“数据分析方法”、“全球问题政策研究”、“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科研合作”等几个主题（见图1），其中术语 “science of science”位于图谱核心位置，并与数据分析相关的术语连接紧密。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NSF于2009年在OSTP的支持下设立“美国再投资中的科学技术——测度研究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s Reinvestment –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Research on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cience，STAR METRICS）”项目，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测量联邦资助研究效果的一个新项目，其实质是对科学研究的评价。

02

科学学的初心：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

目前广泛流行并公认的“科学学”对应的英文是 “science of science”，但从其创立之日起，学术界对科学学的名称术语就一直存在争议。马凯（Alan Mackay）在2020年8月与笔者在关于科学学的讨论通信中写到“自从1964年以来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science of science’更好的表达术语，尽管这个词也并不令人满意，我现在有个提议，是否可能创造一个新词‘Ecneics’”。科学学这一术语最早来自于波兰语“nauka o nauce”，是由波兰哲学家T.柯塔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ński）在1927年提出 ，被波兰社会学家奥氏夫妇译为英文，并加以系统地阐述，之后被贝尔纳和普赖斯等人认同并采纳。定义，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逻辑概括，是抽取事物某一特殊的规定性、排除其他因素而做出的。而事物的本质，是多方面的，当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同一个概念时，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即给出不同的定义。尽管贝尔纳认为无需给“科学学”一个严格的定义，因为科学本身就是永无休止地变化着。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仍然需要而且能够通过文献理出关于科学学定义的几条线索，把握科学学的内涵，理解科学学的初心。

贝尔纳基于马克思关于科学与社会统一的理论，以事物的成熟标志来定义科学学，强调科学学的反身性（reflective nature）。所谓成熟，就是指事物从诞生、形成，发展到自我意识或自我认识（self-awareness）的阶段。贝尔纳一再强调科学学这一术语的反身性，强调科学的自我意识，“重复使用‘科学’一词就是强调我们要全面地综合看待科学，就像物理学、心理学、宗教科学等所要求的，综合认识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创造者与被创造物、粒子和波，即这里的每一对术语都形成一个独立的有机系统，科学也必须研究它自己本身”。贝尔纳所指的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马凯建议的“Ecneics”新词就是想在术语形式上更能体现和强调科学学的这种反身性，就像人要认识自己需要照镜子一样，即科学既是认知的主体，也是认知的客体。

普赖斯在继承和发展贝尔纳科学学研究的“定量研究、理论模型、政策和管理研究”三大特点的基础上，以学科外延来定义科学学，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普赖斯认为科学学是“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运筹学等等”，这是一个外延式定义，涵盖了奥氏夫妇在1935年提出的科学的科学研究纲要。科学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科学，还包括技术、医学等学科领域，是一个广义的科学范畴；而研究科学的科学部门也包含许多门学科。普赖斯强调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要途径，以反映科学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为研究对象，描述科学发展过程，揭示科学发展内在机理，预测科学发展趋势，为科学管理工作提供支持依据。正确合理的科学指标与准确完整的统计数据，是定量研究科学规律、获得可靠结果的前提条件。普赖斯在其晚年曾提醒要清醒地把握科学学的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探索科学学，就是为了“能对科学所提供的所有知识获得全新认识，而不管它把我们带到哪里。”

钱学森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考，以事物的内涵来定义科学学，强调科学学的社会科学性质。钱老将英国人称的science of sciences和美国人称的sociology of science，都视为科学学。他在《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1980）中写道：“什么是科学学?我认为：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研究科学技术活动的规律，它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源于他的技术科学理论与实践，正是认识到技术科学处于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而演绎形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进而阐发了科学学产生的必然性。钱老提出的技术科学思想，体现了“科学—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丰富内涵，是构建开放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创新驱动是应对“指数社会”的必然选择，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够创新呢？创新或许表现为“灵光乍现”，或许表现为“深度推理”，但究其根本在于“触类旁通”的知识整合能力，而“触类旁通”的关键在于发现和建立知识之间的逻辑。21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研究（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正是基于这种知识关联的理念，通过对大规模科学文献数据关系分析，构建知识网络，进而寻求科学发现和创新的机会。

基于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这一基本观点，有学者将科学学视为元研究（meta-research）。科学学，即元研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元研究，或者是科学学，即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本身，是对研究本身，包括方法、报告、可重复性、评价和动机进行研究。由于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驱动力，那提升科研的效率和获取更可信和更有用的研究结论是有利于其转化成更大的社会福利的。元科学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宗旨是与贝尔纳倡导的科学学相一致的，但其研究更侧重于科学研究的本身，而非在社会背景中的科学整体。元科学也强调定量分析，但普赖斯的定量研究的对象更偏重于科学产出的各要素（如论文、作者、机构等），而元研究的对象更偏重于科学生产过程中的各要素（如方法、步骤、可重复性等）。随着科研人员数量迅速增长，在知识和创新的机会不断增加的同时，研究有效性和科学完备性也备受挑战，各新学科的兴起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和挑战，也就使得科学研究中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干扰。元研究的兴起就是要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促进和捍卫科学的鲁棒性。

新兴的数据科学家们基于大规模科学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分析性，认为科学学是一个定量的、数据驱动的研究领域。通过科学计量学（如引文分析）、语义分析、社交网络分析以及大数据分析、网络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方法来分析可以获取到的数字化科学文本，从而探索科学结构及其演变的驱动因素。科技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也研究科学结构及其演变，只是它们更是面向历史的、强调阐释性和案例分析，而数据科学家眼中的科学学更强调其定量和数据驱动的一面，尤其关注当代科学的大规模现象，是对科技史、科技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有益补充。尤其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相对完整规范的科学大数据的可获取性导致擅长于信息检索和分析的图书情报科学家，擅长于数据挖掘的计算机专家，擅长于仿真建模的复杂性科学学者，以及从事社会计算的社会学家都快速涌入科学学领域，进而形成了基于数据获取、处理和分析的大数据驱动研究新范式。不同于传统的数理统计和建模为长的科学计量学，这种范式通常使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仿真建模（agent－based model）、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以及高级计量模型或实验等手段对多来源复杂的科学大数据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科学学的不同定义或理解，源于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其核心议题是遵从贝尔纳的科学学研究理念，即在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中讨论科学技术的创造、发展以及后果，即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研究方法也都是强调科学的实证方法，即数据化和数量化研究。即使新近出现的元研究和大数据驱动研究，其实质上仍属于科学计量学的范畴，是对传统的以数理统计和引文分析为主的科学计量学的丰富和发展。《Scientometrics》学术期刊创办伊始，就公开申明其主旨是：涵盖科学学、科学交流/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和科技政策的所有定量研究。这意味着关于科学学的定量研究都属于科学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是科学学的量化研究方法。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上，科学学、科学交流/科学传播和科技政策研究是3个并行的研究领域，而中国科学学基于从理论到应用的系统思维，已经涵盖了科学传播和科技政策研究。

03

科学学的底层逻辑：

从认识科学整体到谋划社会发展

科学学的创生是基于马克思的“科学与社会是统一的”这一基本观点，继而形成了对科学整体研究而谋划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20世纪初欧洲现代物理学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和全世界，刚刚独立的波兰正面临着国家重建的任务，波兰科学界在思考现代科学如何在国家重建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催生了科学学的出现。这是人类第一次明确地将“科学活动”与“国家建设”联系起来，也意味着，科学学从一开始就是以科学家共同体为主体，研究“科学—社会”互动规律，从而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随着人类对“科学—社会”联动认识的日益深入，当今的科学学已开始聚焦于“科学—技术—创新—文明”的联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当然，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中国科学学，也理应为“加快科技强国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个国家阶段性发展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科学学的逻辑起点在于对科学整体进行系统研究，而这里的科学不仅仅是知识体系，也是社会现象。对科学整体进行系统的现代研究源于1920年代的波兰。波兰哲学家T.柯塔尔宾斯基从逻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视角提出了对科学整体的研究，并早在1920年代发起成立了科学共同体（koło naukoznawcze），科学学研究的早期人物，如兹纳涅茨基和奥氏夫妇等都在这个组织中。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也敏锐地觉察到对当时迅速发展的科学做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指出一般知识论要从知识的形而上转向实证科学，应当开始架构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即科学学（naukoznawstwo）。奥氏夫妇认为从哲学乃至逻辑、方法论和认识论分析科学有其局限性，应当用科学来研究科学。而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是首先在英国科学界兴起。英国一批有影响的科学家和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家如贝尔纳、莱维、霍格本、霍尔丹和李约瑟等人也成立了个“无形组织”，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的代表人物贝尔纳，作为战略科学家深刻认识到科学对社会的战略地位和巨大作用，并充分地加以论证，著述了传世的科学学奠基之作《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科学整体的研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人类文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不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是无法从大尺度的影响中洞察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那也就妄谈科学学研究了。在科学学发展历程中，那些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无不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背景，而且都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贝尔纳著有《十九世纪的科学与工业》和《历史上的科学》；普赖斯在天文与古代科学仪器的考证和研究上，取得一系列辉煌的成果，并在1951年向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递交了《科学发展的定量研究》一文；钱学森也在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中提炼出技术科学的形成；基于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深刻地揭示出“汤浅现象”发生的内在动因是“社会的科学能力”；提出“哲学—数学—科学—技术—经济”大周期转化规律。

历史科学是能够形成科学整体认识的奠基学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统一为“一门科学”，马克思所言的那门唯一的科学，即是“历史科学”。20世纪中叶以来，非平衡态热力学的耗散结构论、非线性科学的混沌论、宇宙大爆炸理论、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等最新自然科学成就，大大推进、拓展和深化了自然演化理论，表明自然科学越来越成为“历史科学”；同时，复杂性科学进一步阐明复杂系统演化理论对于自然、人、社会的普遍性，更凸现了科学的历史化趋势。因而，作为科学学研究者首先要具有能进退于大尺度历史时代的洞察能力和纵横于人类广泛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宽广视野，才有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去辨识其中科技与社会的联动规律，才有可能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历史思维下科学地指导和规划国家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今天数据科学家基于已被数字化的科学文献，利用内容分析和时序分析等方法和技术手段也能够实现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结构及其演进历程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尚存在着时间尺度、颗粒尺度和深度尺度认知的局限。数据分析的结果还需要结合科技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面向历史事实的、阐释性的和案例式深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及其相关理论进行解读，方才具有指导实际的价值和意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认为大数据文献计量学不能脱离历史、经济和政治环境，计量学的研究结果必须经过定性研究的解读。

04

科学学发展的必然：

科学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可能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大部分进程都是由政治家和军事家凭借着他们的智慧和胆识来主导，并且大多是以战争的形式来推进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机会。但是和平年代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矛盾不仅仍存在而且更加激烈，表现为人口问题、气候问题、能源问题、金融问题、安全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贫困问题等。从社会角度看，这些全世界各国或全人类普遍面临的全球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矛盾之上的特殊社会矛盾，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的人类活动社会后果的两重性，以及反过来人们对技术选择的两难性。因而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各国人民放弃分歧，携手聚焦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

放弃分歧，意味着达成共识，即全球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各国的共识，而达成共识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科学家发挥作用。原因很简单，科学是基于事实的，能给予事实以客观的解释，并会不断地被价值观或利益相异的组织或政党不断地实践检验。也正因为科学本身这种独立客观性，致使科学家们之间更容易达成共识，相反，不同信仰的政治家或军事家是很难相互说服并达成一致的。尽管目前全球抗疫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但为抵抗新冠病毒、寻求长效疫苗保护，科学家共同体确实在新冠疫苗研发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科学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科学家如何有效参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一门学问，在解决全球问题中，增强科学家话语权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在鼓励科学家发挥社会发展作用的同时，建设负责任的科学家共同体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负责任的科学家不仅仅要对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本身负责，还要对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负责，否则就违背了科学与社会本质统一的基本立场。尽管科学与社会是统一体，但科学因其“理性”依然具有相对独立性，科学不能媚俗于市场和政治权威，但当科学与市场、政治权威协同起来的时候，将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促进社会的进步。马凯在《乌托邦主义、科学主义的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政治家的目标是在理解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自然科学正在逐步地为理解社会现象提供更好的模型，但还远远不够。

05

科学学研究的要义：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

康德说过，“要敢于运用理性”，来造福社会。理性，涉及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前者是指正确地做事，后者是指做正确的事。价值理性涉及价值判断，存在许多分歧，难以达成一致，而工具理性重在事实判断，存在客观标准，容易达成一致。由此，工具理性的逻辑便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科学学研究也是如此，依据贝尔纳奖的分析揭示出科学学研究存在着两条相对独立平行的进路，即以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为源头的STS研究和以普赖斯科学计量学为源头的科学量化研究，前者因更偏于价值理性而显得进路曲折，而后者因偏于工具理性而显得较为坦途。但是，在二者都彼此独立发展的同时，似乎忽视了贝尔纳创立科学学最初的源头或价值理性。

贝尔纳的科学学奠基之作《科学的社会功能》最重要的内容是科学是可以规划的，而前提是科学是“为人类”、“为社会”服务的，即规划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让科学更好地、更有效率地服务于人类和服务于社会。这就决定了科学学的价值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人类价值理性，二是具有特定地缘的行政性社会价值理性。因而，这就需要在进行科学学研究的时候时刻要考虑到以上两种价值导向，否则，背离了价值导向，研究就迷失了方向，即使具有极强的工具理性，也不值得称赞。

就人类社会价值理性而言，科学学强调科学的普惠，强调破除科学传播和交流的障碍，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科学家是一种职业，但科学并不是专属于科学家，每个人都有权利进入到科学活动当中去，事实上今天的科学活动也离不开所有的纳税人。随着“科学精英”辈出的小科学时代的结束，当代“大科学”更强调科学集体活动，事实上，今天的每个公民都嵌入在科技社会中，只要能够获取到科学知识并参与到科学活动中并受到激励，他们就有可能完成原本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完成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因而，科学学研究的价值导向应该从崇尚“精英主义”转向“科学大众”，鼓励开放科学、鼓励自由交流、鼓励多元思想、鼓励科学合作。无论是《旧金山宣言》、《莱顿宣言》还是联合国发布的《开放科学建议书》都倡导了这种人类社会价值理性。在这里给出一个例子，科学学研究中关于科学家成长规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但如果仅仅以诺贝奖获得者或者发表高被引论文的作者作为成功科学家的样本，并仅通过发表的论文为数据分析对象，会产生怎样的价值背离呢？首先，会产生“幸运者偏差”而导致结论的可靠性和对政策的指导性问题，同时，对科学大众成功的积极性会产生打击，这与当今的科学学价值理性是相违背的。其次，从这样的研究对读者产生的精神层面的影响来说，并不是鼓励科学家做好科学研究本身而发表论文，而是鼓励科学家如何为提升显示度而发表论文等功利方面，这也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就行政性的社会价值理性而言，科学都是为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科学学就是在波兰科学家研究如何参与到国家建设的大课题背景下孕育而生的。钱学森也强调科学学的社会属性，他强调中国要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学，“因为科学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必须如此”。科学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活动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它与相对稳定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不同，具有科学“反身性”的社会科学属性，是一门涉及到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建制和社会文化都有很大不同，这就意味着科学学研究不同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它具有地域、政治、文化等差异性。张碧晖（2021 ）曾说过，科学学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我想，其缘由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与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是一致的，因而科学既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又能减轻劳动强度，并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作为属人的创造性，这同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是不同的，我国当下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核心也体现了“劳有所得”的公平理念。

今天的科学学研究需要尤为重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即需要对科学工具方法和其意义或价值相匹配。很令人恼火的是，今天加剧科学和社会碎片化从而破坏其统一性的主要因素，正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评估或评价。量化的评估不仅是科学方法的具体工具，也是管理实践不可或缺的助手，但也很容易被过分扩大，变成对现实的普遍的一般化概括，即工具理性的放大。人们开始相信只有能够评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比如，科学论文数量的增长能否“真实的”反映科学的增长？普赖斯的确是依据科学文献数量的变化提出了科学增长的规律，但需要注意的是普赖斯分析的是1950年之前的两三个世纪所发表的科学文献，那时的科学产出较之于今天而言，受期刊空间和评阅人的约束较小，尚处于自发无约束的状态，因而科学文献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学整体的增长。但今天，论文发表已不再是曾经的“俱乐部”式的交流平台，更像是“竞技场”式的打斗平台，科学家的快速增长与科研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显示，因而需要评阅人作为裁判来决定谁的论文可以发表，评阅人又往往是某个研究领域的权威，而权威往往是基于既有研究范式而产生的，因而评阅人的机制限制了论文发表的机会，而且发表的论文也往往是强化已有的研究范式或结论，这对于真正的科学知识增长是不利的。因而有理由怀疑今天的科学文献发表数量是否还能客观地反映科学的增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对海量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庞大的论文发表数量并不能反映科学发展情况，相反，它们甚至还在阻碍科学发展。以上仅仅是一个例子，事实上，随着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很多定量方法或指标都需要重新来考量它们的意义，科学学研究需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否则它将无法积极有效地服务于科学大众和决策者。

面向未来发展，对我国科学学的学科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必须加强科学学的学科建设和布局，扩大高等学校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博士点的数量；第二，为促进我国科学学的学科发展和智库建设，必须加强科学学及科技政策人才队伍建设；第三，共同探索科技强国的发展路径，要建立科学学与相邻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团队，尤其要加强各专业科学家的参与与认同，建设大文大理交叉研究平台，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提供理论、方法和政策支撑；第四，大力推进科学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的科学共同体要积极融入全球科学共同体，在解决全球问题中发挥中国科学家的作用。

致谢

感谢樊春良教授提供的美国科技政策科学发展相关资料及梳理。

（参考文献略）

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本质上是一门如何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家如何参与社会建设的一门学问，其灵魂乃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科学的社会本质问题。在钱学森先生看来，科学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由人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社会，其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的自然科学。近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以“科学学理论与方法再探索”为主题，邀请张碧晖、陈悦两位专家作为客座编辑，广泛邀请我国科学学领域知名学者和专家，深入剖析大变局下科学发挥的作用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为理解当代科学技术提供洞见，为我国新时期提高科研效率和加快实现科技强国提供理论支撑。三思派近期将陆续转载本主题文章。

陈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长，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主任；王智琦，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后。 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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