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邓小平频繁致信汪东兴求助：又为我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前言

“在他的一生中，在他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纵有千般事物万种思虑，在邓小平的心中，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

上面这段话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书中写的一段话。从邓小平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中，便能深刻地感受到毛毛所说的“在邓小平的心中，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

邓小平谪居江西的那些日子

1966年11月3日，在猛烈的政治风暴刮得正盛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留下了最后一次对话。

刘少奇在见到邓小平后，问候道：“怎么样了？小平同志。”

“横直没事。”邓小平笑了笑，回答道。

刘少奇也接过话茬，说道：“没事，学习。”

同处困境，但两人却挺直腰杆，寥寥数语，足以看出内心坦荡。

1967年4月，邓小平致信毛主席，信中提到“想求见毛主席”，6月，受毛主席之托，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中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主席）写信。”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曾有不少声音提出要将邓小平开除出党。为此，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甚至通过诱供、逼供等手段，整理出所谓的“罪证材料”。对此，毛主席明确表达了反对：

“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
“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毛主席再次指出：

“凡是能团结的，都应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

中共九大结束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希望能继续留在党内。两天后，毛主席传阅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毛主席的这一行为已经十分明显了，只是没有确切地说出来而已。

此后，在毛主席的刻意保护下，邓小平得以继续留在党内。

1969年，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南昌，在军区招待所落脚。随即，黄文华被派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一切生产劳动、生活上的事情全交由他负责。

不久后，邓小平夫妻二人和继母夏伯根乘车离开军区招待所，车沿着八一大道行驶很快进入八一大桥，黄文华介绍道：“这是八一大桥，下面就是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一会儿要住的地方离这里有八公里。”

邓小平听罢，没说一句话，只点了点头。实际上，当年他曾随红军队伍一道跨过这条江。

没一会儿，车来到了望城岗，旁边就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

邓小平一行人乘坐的车辆在军校门口停了下来，黄文华打开车门，走过去跟门口的守卫稍作交涉后，便将车开进了学校。

到了新住处后，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打量着新居，看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心里放松了不少。住下后，三位老人就家里的日常事务做了一些简单的分工。

虽然这时候的邓小平已经65岁了，但他是家里唯一的“壮丁”，因此，拖地、劈柴等一些重活便都交给了他。卓琳身体状况欠佳，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便包揽了一些相对轻松的活，如擦洗、缝纫等。而夏伯根年龄最大，即将70岁，但多年来的生活习惯已经让她成为了一个厨房好手。

就这样，三位老人相依为命，互相陪伴着度过了这段生活。

除了生活琐事外，邓小平还被安排进了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他正式来之前，时任修配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罗朋召开了一次全厂大会。会上，他十分严肃地跟大家交代道：“邓小平要来我们厂里劳动了，全厂所有人必须要严格保密，不准跟外人提起此事，就连家里人也不能说。”

为了迎接邓小平，罗朋还专门以整顿厂容厂貌为由，将厂里墙上贴的一些大字报等清理掉。邓小平来厂里时，墙面上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刚来到厂里时，邓小平被分配到去清洗零件，这就使得他的双手时刻要接触汽油等物质，皮肤也变得十分糟糕。后来，罗朋又让他去当钳工，当然，这也是在询问了邓小平的意见后作出的决定。大家都没想到，他的技术很好，还会用钢锯、锉子等工具。

邓小平听到大家对他的夸奖后，笑着说道：“我以前也做过修理工，年轻时候在法国勤工俭学干的就是这。”

每天，邓小平便从军校的住处走上二十分钟左右来厂里，然后上午要在这里工作上3个小时。起初，他的生活还算平静，但渐渐地，随着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邓小平的行踪后，便时常有人来找他，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不知身份的人。

为了尽可能保证他的生活不被打扰，厂里的员工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对于一切想要来见他的人，一律都被拦在外面。

1970年的一天，厂里突然来了两辆大卡车，上面下来了近一百人，他们吵吵嚷嚷地要冲进厂里面找邓小平。厂里职工们一看，立即站在大门外阻拦。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长时间，最终，这些人没能进去厂里见到邓小平。

事发时，邓小平正在车间里干活，他大约也听到了外面嘈杂的声音，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才是事件中心的主角。

据当年曾在厂里工作的老员工回忆说：“当时，罗朋主任十分关照邓小平。邓小平在车间干活的时候，那名上面选派下来的黄姓干部便拿个小凳子坐在旁边看着，其实也就是监视。罗朋看到后，觉得这种做法对邓小平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压力。于是，他便请这位干部每周给厂里的员工们上两节政治辅导课。就这样，备课、上课分走了他的一部分精力，邓小平也相对更自由了些。”

在江西生活的日子里，远离了外界社会，待在这偏远的小厂里，邓小平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

不过，他最挂心的还是飘散在各地的儿女们。一向不怎么写信的邓小平在这段时期，通过汪东兴向中央写去了一封又一封信，请求组织出面帮忙，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做了批示。

1971年2月，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中再次就儿子邓朴方的事请求帮忙，信中写道：

“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作准备。”

4个月后，邓小平信中所请得到批准，儿子邓朴方被送到南昌，跟他们住在一起。为了鼓励儿子，邓小平时常推着儿子晒太阳、散步，陪他聊天。在父母的陪伴下，邓朴方渐渐走出了阴霾，勇敢地面对生活。他曾说：

“父亲在任何时候都不畏惧，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依然很开朗。和父亲一起，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一生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