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病逝后，妻子李淑贤为独吞遗产，打了10年的官司，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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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2年，溥仪第4次结婚，对象只是一位名为李淑贤的普通护士。

两人间有爱情、也有矛盾，在溥仪因尿毒症去世后，李淑贤并未选择改嫁，为了独吞溥仪遗产，而打了10年的官司。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感情史？所谓“遗产”又是指什么呢？

这场遗产争夺，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落幕？

一 、末代皇帝婚姻史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感情经历也堪称传奇，他结过4次婚，娶了5个女人。

首次结婚是在1922年，当时他刚刚16岁，族亲们便为他拿来了一沓照片，让他选一位做妻子。

刚开始溥仪选的是文绣，不过族亲们认为，文绣无论是相貌还是家世都太普通了，因此要求溥仪重选。

于是，溥仪又从众人手中接过照片，然后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个圈。

婉容家世显赫，父亲是内务府大臣，自身也容貌靓丽、颇有才学，的确可称良配。

可惜也正是这一点，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就在这场“选秀”将要结束之时，突然有人提出，文绣就这么落选也不公平。

于是最终溥仪把婉容和文绣都娶了，前者为皇后，后者封妃子。

三人成婚后，婉容和文绣就彻底没了自由，只能一路跟着溥仪颠沛。

前面也说了，婉容承受进步思想熏陶，热爱自由、通晓英文，因此自然不愿意受封建礼教桎梏。

她试过逃跑，只可惜最终没能成功，后来自暴自弃，又在天津染上鸦片，彻底堕落。

至于文绣，婚后备受冷落，又被婉容排挤，索性于1931年登报，宣布与溥仪离婚。

1937年，溥仪又娶了谭玉龄，奈何对方早逝，成婚五六年后就去世了。

后来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就以他妻子不在身边的名义，想给他选一位日本妻子。

溥仪不愿意被掌控，却也不愿意跟日本人彻底翻脸，为了不落口舌，索性娶了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子，而这也就是李玉琴。

不过李玉琴对溥仪并无感情，因此1957年就与溥仪离婚，重新追求幸福去了。

连续四段感情的失败，让溥仪深感挫折，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溥仪偶然结识了第5任妻子李淑贤。

李淑贤虽然出身普通，之前还结过婚，但是溥仪并不介怀，反而觉得两人挺合适。

尤其李淑贤还是个护士，这就让溥仪更满意了，因为他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医生，对医护人员有着天然的好感。

李淑贤也觉得溥仪不错，因此两个人慢慢走到了一起，1962年正式成婚。

这段感情，陪伴溥仪度过了往后岁月，也成为了他的归宿所在，溥仪是比较满意的。

二 、心血来潮著名书

作为经历复杂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活里自然不可能只有感情。

在历经封建王朝、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伪满洲国，体验逃亡、拘禁以及改造后，溥仪决定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我的前半生》。

当然，溥仪的写作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基本上是他口述，而溥杰则负责写，中间还有一些伪满大臣与旧日官员来为他提供资料。

一开始，此书并未引起众人重视，只是油印了60册，送去政协和统战部当资料。

不过在翻看具体内容后，全国政协、统战部以及公安部都引起了高度重视，统战部部长徐冰更是当即拍板：

“再印400份大字本，送去给中央的同志与领导们。”

于是，此书就这么传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余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手里。

毛主席看完后，率先对溥仪能够认罪的态度作出了肯定，后来接见外宾时，毛主席还将未曾定稿的《我的前半生》送了出去。

紧接着，周总理和刘少奇也先后表态，觉得这本书的确写得不错，可以考虑出版。

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齐艳明作出指示，由公安部所属群众出版社负责出版事宜。

1960年，《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当时一共印了5000套，只进行了内部发行。

更有明确规定，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可以阅读。

简单来说，这本书到这时候仍旧只能算是内部材料，也就是俗称的“灰皮书”。

那么这本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呢？

其实，这本书主要囊括了三方面，分别是帝王生活、复辟之路以及自我解放。

“帝王生活”指的就是溥仪三岁登基，成为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以及他在紫禁城里生活了16年的故事。

说是帝王，其实我们从书中的描绘中不难看出，他不过是被困守在围墙里的傀儡。

“复辟之路”指的是溥仪在逃离紫禁城后，为了复辟封建王朝一路颠沛的过程。

为此，溥仪甚至不惜投身外国势力，前往伪满洲国接受日本人的掌控，这时候的他虽然被称作伪满洲皇帝，但其实依旧是傀儡。

至于最后一部分“自我解放”，则描述的是1945年之后的故事。

1945年日本投降，而溥仪也被带到苏联，监禁了5年，直到1950年才得以回国。

由于之前的一些错误做法，所以溥仪归国后开始接受改造。

一开始他是比较抗拒的，可后来他慢慢在改造过程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直面错误。

溥仪慢慢认识到，“这世界上的光辉，对我也充满了意义”，这使得他愈发乐观。

1959年，溥仪迎来了特赦，他终于得到了久违的自由，那一刻，他由衷感慨道：

“祖国啊，我的祖国，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可以说，带有溥仪自传性质的《我的前半生》，的确是值得一观的，里面的思想转变也值得我们动容与思考。

不过，这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没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本书有不少的错漏，也正因如此，李文达登场了。

三 、呕心沥血终成传

1960年，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接到了一个任务，修改《我的前半生》。

因为大家都认为，能将一位封建王朝的皇帝、战争中的战犯改造为合法公民，这是很有宣传意义的，也值得大家学习与借鉴。

那么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到底有哪些问题，以至于不得不修改呢？

首先，从文字的角度看，这本书就显得比较“老气”，虽然用的是白话文，但里面穿插的古话和成语颇多，这不利于传播。

典型的例子，就是将“刚开始”称作“在一切处”，将“摘要”表述为“择尤”。

同时书中还存在大量“旧体新译”的情况，看起来十分别扭，用作内部材料尚可，作为宣发就不太合适了。

其次，从内容的角度看，这本书中也有不少错漏。

比如说，书中所记载的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事件的时间，比真实历史上要晚了一年。

类似的在时间上的错漏还有很多，剩下的还有人物和事件的错漏，不改不行。

最后，从观点的角度看，《我的前半生》表述的也有些问题。

比如说溥仪把当初汉族人帮助满族人打天下的人，跟现代的“汉奸”混作一谈，其中认错的态度是好的，但未免有些过重了。

尤其是最后一点，连毛主席都曾特意指出，可见这本书还有很大的修改余地。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从1960年4月开始，李文达就去香山饭店替溥仪整理稿件。

之所以要去那里，是因为溥仪的工作就在旁边，也可以时常过来与李文达商量。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后，李文达终于完成了初步删减，累计整理出24万字16章。

公安部方面看完初稿后，觉得改得很好，但是仍旧只是雏形，许多内容比较粗糙，仍旧需要细化加工。

于是1960年7月，李文达等人亲自跑去了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同时搜集资料。

等到1961年3月，《我的前半生》第2份修改稿大纲也已经撰写完成了，当年8月还特意举行了一次修改情况汇报会，继续打磨此书。

1962年3月，《我的前半生》第2次修改彻底完成，同年6月就印出了3卷本。

不过，这并不是结束，因为这一版的稿子仍旧是半成品，要送去给专家和领导们审核，同时根据他们的意见再度进行修改。

直到1964年3月，所有修改工作才彻底完成，最终版《我的前半生》正式问世。

当确认修改结束后，溥仪和李文达都非常感慨，尤其是溥仪，直接提笔写道：

“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

不过，这本书虽然是溥仪和李文达合作完成的，但是考虑到书籍的内容、影响与意义，书上最终只留了溥仪的名字。

对于这一点，溥仪一直颇感亏欠，因此在稿费发放时，组织上选择让他俩均分，溥仪也是毫无怨言。

首版稿酬为11,700余元，因此两人每人都分到了5800多块。

当时两人都是比较满意的，只是谁也没想到，后来这本书发行得十分火爆，甚至还被传到了国外。

财帛动人心，麻烦也就随之而来。

四 、版权纠纷始不休

由于在1967年10月，溥仪就因尿毒症去世了，所以矛盾倒不在他与李文达。

关于版权纠葛以及利益纠纷，主要是围绕着李淑贤与李文达，以及李淑贤与李文达的家人产生的。

溥仪去世后，李淑贤未曾改嫁，因此她是溥仪财产的合法继承者，包括版权。

在1985年之前，《我的前半生》进行了多次重印，而出版社一直都是将稿酬平分给李淑贤和李文达的。

李淑贤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并没有说什么，直到香港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想要改编拍摄《我的前半生》，矛盾才彻底爆发。

在未经李文达同意的情况下，李淑贤就把版权授予了电影公司，这让李文达很不满，希望出版社能够给出意见。

出版社在1985年3月给文化部致函，说明了相关情况，而1985年11月文化部回复道：

“溥仪和李文达并非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此书乃是两人合作创作，因此版权也该归溥仪和李文达共同所有。”

根据这一指示，群众出版社便让两人均分了拍摄影片的酬金，李淑贤不服，于是提出了诉讼。

这桩案件十分复杂，不仅囊括了职务作品、合作作品认定，甚至还含有制片权、改编权以及署名权等等问题。

当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李文达也算作者，另外一种则是李文达不算作者。

持有第1种看法的人认为，李文达并不仅仅进行了记录和整理工作。

这本书从最初的24万字到后来的50万字，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他后来补充的。

因此，《我的前半生》毫无疑问就是合作作品，无论这本书以谁的口吻来写，都不影响著作权归属。

持有第2种看法的人则认为，李文达从头到尾都只是执笔者，可以享受一定经济报酬，但不享有著作权。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文达接受作品改编，完全是来自上级命令。

而这本书本身更具有特殊性，执笔者纵然有创作想法，也必须经过特定人同意；再加上这类自传作品，著作权往往都会被认定为写自传的特定个人。

所以综上所述，李文达一开始分得一半稿费是合理的，但并不属于本书作者。

199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时，采用了第2种观点，后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认可一审判决。

这就使得李文达彻底被剔出了此书作者行列，由于一审判决下达前，李文达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此后主要是李文达的家人在上诉。

为了此书的著作权，两家人一时闹出了不少风雨，不过最终双方都不算得益。

因为在1997年李淑贤去世，溥仪的其他兄弟介入到版权纠纷中来后，这部作品的相关权益就被收归国有了。

毕竟，当初群众出版社也参与了出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如今当事人都已不在，将相关权益收回也算合情合理。

十年官司就此落幕，不禁让人唏嘘，也让我们感慨，做人不能太重名利。

与其被名利所累、去强求，不如看淡一些，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在生活当中，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故事中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