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插队8年，嫁给陕北后生，努力四十多年，给三个儿女买了房

在陕北插队8年，嫁给陕北后生，努力四十多年，给三个儿女买了房

作者：肖寒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我们一起到陕北插队的有13个人，到1979年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回到北京，还有一个永远的埋在了黄土地上，那个时候想回去，可自己已经是陕北婆姨，还生了个儿子，舍不得丢下丈夫和孩子。”

当说完这段话，刘雅婷的脸上露出回忆的神态，对于她的人生，我有太多未知的发现，因为刘雅婷是我的邻居，也是我从小叫就喊的“刘姨”，只不过随着长大，常年不在家，渐渐地也就陌生了许多。

给我的感觉，刘姨就是一个拼命三郎，做任何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对待自己的三个儿女，更是呵护有加，当然，三个孩子都没读多少书，这也是刘姨一生的遗憾，而自己能做的，便是尽可能的帮助孩子们，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以下是来自刘姨的自述：

我出生于1951年，如果不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多大，初中只读了一年时间，便在1968年的时候就来到陕北插队，那个时候插队的学生都是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当时算是高知分子，必须去下乡进行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家四个孩子，除了大哥二哥当兵外，我和姐姐都去插队了。

姐姐比我晚去一年，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后来就去了燕郊地区，而我生龙活虎，则是去了延安，延安和我们家也是有渊源的，我爸妈就是在陕北认识的，那个时候他们在抗大学习，解放后就结婚了。

记得从北京出发前，爸妈写了很多介绍信，都是爸妈当年的朋友，不过这些信件最后都没有用上，因为大部分爸妈的朋友都离开了陕北，而我又是在乡下，所以没有接触的必要。在坐上知青专列的时候，爸爸气喘吁吁的跑来，给我带了一大袋子的油条，说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让我在路上吃。

那个时候，真的很舍不得离开爸妈，离开北京，可谓身不由己。

一路辗转，最终到了位于延安东部的一个小山村张家河村，这个村子狭长且很窄，全村最宽的地方不过两百米，村子的东西两边住着人，当时村子里还举行了欢迎会，大队书记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陕北方言，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身上穿着一件羊皮棉袄，还布满补丁，看上去去脏兮兮的。

因为到的时候是中午时分，村子里给我们十三个人准备了饭菜，就是那种土豆白菜和豆腐炖的，菜上面飘着油花，是猪肉，但是却看不到一片肉。

可能是刚来，有些不好意思吃，再者这些饭菜，我们也没吃过，有些难以下口，不过吃了一口，感觉挺香的，也许是路途遥远，真的饿了，我吃了两洋瓷碗，还有两个玉米面馒头。

下午的时候，大队书记给我们分配了住宿的地方，我和马玉住在第二生产队长家的新窑洞，也是全村最漂亮的窑洞，而陈帆、王兆文等则是住在村小学教室改造的石窑洞，六七个人住一个窑洞，冬天还行，夏天的时候有些热。

大部分北京知青都是在冬季或者春季的时候到陕北插队的，我们刚到陕北的时候，刚好过完正月，万物复苏，不过此时的陕北依旧冰天雪地，刚来没几天就下了一场大雪，厚度淹没膝盖，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不过老乡们却很开心，觉得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不缺雨水。

我和马玉被分配到第一生产队，当时的工作就是学习做饭，还有播种玉米的时候“点玉米”，就是男人们用手电筒戳一个洞，我们则给洞里放两颗玉米，这个活虽然不是很累，但是一天下来，还是腰酸背痛。

转眼间到了夏天，此时的陕北不再是光秃秃的，而是绿油油的，漫山遍野开满了野菊花，很艳丽，也充满着生命的气息，虽然在陕北的生活过的很苦，但作为女生，还是能够有一些便利，不用像男人们那样，顶着三四十度的高温，在田间地头埋头苦干。

到了1970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公社的中心小学当老师，马玉则是在县城当了播音员，基本上都离开了村庄，到了公社或者县里工作，不过当老师这份工作，还是让我有些费力，因为只读过一年初中，却要教三四年级的学生，有些不太适应，在1972年的时候，主动请求回到张家河。

再次参加劳动，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当时是要打水坝，几乎所有的陕北村庄，都在打水坝，还要搞夜战，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还要忙活着打水坝，很累，而我则是负责运送一些土壤，手上磨起了血泡，顾不上喊疼，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

也是那段时间，我和张晓娃近距离的接触，感觉这个陕北后生很聪明，虽然不识多少字，但人很正直，而且勤快，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他渴望读书，但又知道自己没机会，只能当一辈子的农民，心有不甘，只能唉声叹气。

不过在劳动中，一直很照顾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学生，没吃过苦，干这些活，着实委屈了。

人有时候就是会被一些小细节感动，不知不觉中，我们相爱了。

1973年的时候，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嫁给了陕北后生张晓娃，我公公张顺子是赤脚医生，那个时候倾尽所有的为我举办了婚礼，也成了周边村子中，第一个嫁到陕北的北京知青，马玉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对我说：“你迟早会后悔的，怎么着你也是北京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嫁给农民。”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想和这个陕北后生过一辈子的生活。

从1975年，张家河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了北京，而我也想回去，可舍不得丢下丈夫和孩子，索性就扎根陕北，当一辈子的陕北婆姨，到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分了二十多亩的土地，当时种小麦，谷子，还有一些荞麦面，日子谈不上过的多富裕，但是不愁吃喝。

从90年代末期，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们在县城买了六孔窑洞，全家人搬到了县城，平时丈夫要回农村种地，而我则是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不过我的几个孩子都不争气，争强好胜，不好好学习，小女儿学习成绩算是好的，上了一个师专，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人的一生，命运给你怎样的轨道，基本上就停留在这个轨道上了，我和丈夫都很努力的生活，可儿女不成器，两个儿子娶了媳妇，日子过的一塌糊涂，好在随着年龄增长，醒悟过来，想好好生活，可新时代哪有轻松的生活。

卖了一辈子的菜，给三个儿女相继买了房子，也算是完成任务了。前些年当年的知青朋友来到陕北，再次见面时，物是人非，只能说人生，靠的是造化，不过比起一些老朋友，我算是过的比较舒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