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徐纪周：《狂飙》里的宿命与反抗宿命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相关宣传工作开始进行，接到任务的制片方找到导演徐纪周，希望他能创作一部相关题材的电视剧。
警匪刑侦题材是徐纪周熟悉的领域，相关内容创作无数，但从他的学生时代起，就有个故事的雏形藏在心中：于一警一匪两个人物身上，拉开时间的经纬，二十年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一个重大事件，以警匪故事，描摹几十年人事变迁和时代侧面，展现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众生百态。
因此，这个创作任务徐纪周毫不含糊地就接下了，“宣传执政党自我革新，保护民生的决心的同时，故事和我的个人表达又是完美契合的。”这便有了近来热播的电视剧《狂飙》。

《狂飙》海报

法治与人情冲撞
徐纪周大学毕业那会儿是2000年前后，赶上了中国刑侦罪案题材佳作井喷的时候，《征服》《黑洞》《黑冰》等优秀作品红遍大江南北。作为刚入行的新人，他有机会做了一些公安政法系统的采访，“那时候发生的大案，那叫一个多。当时社会贫富差异开始显露，极端恶性暴力事件特别多。”
这段采访和观察的经历，让徐纪周有了不少对该题材创作上的思考：“对于黑恶势力，我们不要只是拍些很表面的暴力奇观，而是要挖掘其根源。”

1月25日，《狂飙》在爱奇艺热度值达到10800，创造该播出平台已播剧最高纪录

截至1月26日10时，《狂飙》豆瓣评分为8.9

“最近，我看了一篇网友评论，说安欣和高启强代表的是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冲撞，这很准确。”徐纪周说。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人一夜暴富，有人无所适从，有人随波逐流。曾经在农村，血缘宗族是维系人情社会的基础，但在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膨胀过程中，小农经济式的人情社会难以继续，必须有法规制度来重新规范和建立新的社会体系。“而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碰撞过程，出现了黑恶滋生的空隙。”
通常表现这种“碰撞”，戏剧层面上就需要一组对应的警匪人物。“警”的代表安欣，是维护法治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匪”的代表高启强则是人情社会中生长壮大的黑恶势力。这两个人物之鲜活动人，于同类题材剧集中算是罕见。在记者观察中，近年来扫黑题材的创作，通常难免主题先行，人物的成立次之又次。
但《狂飙》第一集上来，就先把这组人物和人物关系，建立得足够新颖扎实。“这两个人物在我心里头长了好多年。”徐纪周道。

《狂飙》第一集临近结尾时，高启强（张颂文 饰）举起纸杯向安欣（张译 饰）道声“新年快乐”

拍出人物和时代社会的关系
故事一开始，就以倒叙对比了警察安欣前后二十年的差异：曾经是理想主义的愣头青，如今是油滑谨慎的老油条。
2021年，全国政法队伍开始了内部的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倒查20年，挺触目惊心的”。思考之后，徐纪周决定塑造一个理想主义的警察形象，然而在之前的剧本创作中，本来考虑过安欣会有职业上的升迁，但却发现，这个人物的走向和故事所虚构的环境产生了矛盾。

《狂飙》角色安欣人物海报，张译饰演安欣

《狂飙》中安欣在三个时间段形象对比

高启强这个“黑道大佬”形象也为观众所热议。
在前述2000年前后诞生的一批警匪题材佳作里，塑造了很多经典反派形象。“而这些反派都有其当时的社会代表性和成长土壤，”对此，徐纪周如数家珍，“比如《征服》里刘华强代表的是社会底层最凶蛮的亡命徒，当时社会贫富正开始拉开差距，治安环境也比较动荡；《黑洞》里的聂明宇是官二代，是当时个别官员贪腐下海、权钱勾结的代表；《黑冰》的郭小鹏则是那时候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海归’。这几个反派角色都有特别强的时代属性。”
后来，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该题材项目减少，人物创作断层。近些年，该类型创作复苏，佳作频出，但对于反派人物的刻画，却容易流于工具化或表面化。“大家全球佳片看的多了，一些作品里黑恶势力的形象，很多就来源于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韩国电影。客观来说，日本、意大利、美国，甚至回归前的香港，这种社会现象曾是存在于他们土地上的一个现象，人物的特征自然和所在地域时代紧密相关。我们照着人家的东西拍，可咱们这儿不是西西里岛，不是纽约，不是首尔，我们不在那个环境，把人物生搬硬套到咱们的环境里，肯定格格不入。”徐纪周有他的坚持，“我希望我不仅能塑造出这个反派人物，还能把他与时代背景、社会土壤的关系拍出来。这是有社会意义的。”

《狂飙》中高启强在三个时间段形象对比

在剧中，徐纪周设计高启强在京海市办了两个产业：一是幼儿园，一是养老院。幼儿园收费很低，开园比别的幼儿园早半个小时，闭园比别的幼儿园晚两个小时，管每天三顿饭。“你双职工家庭把孩子送进去之后省了多少事儿？这个幼儿园只向政府公务员开放指标。”养老院入住的都是离退休干部，给的住房、护理、医疗待遇标准永远比实际职称待遇要高。“好比你是处级的，我给你局级待遇，你是局级的，我给你部级待遇。”
“这两头一掐，人人都说他高启强的好，他不用去管实权派，实权派维系关系多费劲。”高启强甚至在街坊四邻里声望日隆，老人要看病排队几个月，他一打电话下周就安排；孩子要上重点中学，他找人立刻联系。
高启强深谙人情社会的一切规则，他给城市化进程中被抛下的人一些保护，解决了部分都市人群某些实际问题，于是他能利用一切人脉资源往上走。对于人情社会的洞悉和拿捏，让高启强在京海这座城市里更加隐蔽，更难连根拔起。
“为什么动不了高启强了？为什么没人举报他？”徐纪周用这两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扫黑要常态化？
“因为黑恶势力是钻着社会系统的个别漏洞和缺陷长起来的，它永远是有缝隙就能长。”
三个阶段，三部戏
刑侦罪案题材，有其热门的拍摄地，比如东北地区、重庆、青岛。“但这些地方拍太多了，视觉上观众可能比较疲惫，我们从创作上来说，也比较疲惫。”因此，《狂飙》的选景，徐纪周和团队花了大力气，选景几乎是“中国从南到北走了一遍”，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新的视觉体验。
但由于《狂飙》结构上三个阶段的明确划分，选景必须满足三个不同时代的视觉要求，“这个其实挺难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咱们基建多快啊，现在到任何城市，几十年前的景观难找，有的话也多是景点文物，保护得非常好，剧组没法拍。”
选景直到广东台山、江门、开平一带，不少老街骑楼，令徐纪周耳目一新。加上广东交通便利，这才让剧组能把三个时代需要的场景都囊括。

穿黑衣的警，穿白衣的匪，渐行渐远

三个时代服化道的区分也是难题。“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对剧中几个时间节点的具体记忆，肯定不一样，而且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那也会有错位，我们只能尽量找最有时代标志性的东西。”幸而，美术团队年龄也相仿，记忆上有许多重合，大家也非常严谨地在工作，“比如2001年前后，道具车得找桑塔纳和捷达，这种老式车现在找起来可费劲了。”前期美术上的准备工作用了七八个月。
“可以说，这个戏我是当三个戏拍的。故事的三个阶段，场景、道具完全不一样。还有，虽然演员一样，但三个阶段，间隔时间很长，每个阶段的人物状态和人物关系都需要重新梳理。”两个阶段之间的几年，剧本没写，但演员们时隔几年再一出场，得让观众看出来这些年发生了什么，让观众重新去相信他们的状态。
“一个多月，第一个单元拍完了，人物状态刚找着，人物关系刚打好，到了第二单元了，全部从头开始。”演员跟进了个新组一样了，天天找徐纪周聊：“我这时候是什么状态？我中间几年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为什么是这样？我现在跟他什么关系？”所以每个演员，每个阶段，徐纪周都得补一堆人物小传。他笑说，“这个戏对演员挑战大，对我挑战更大，还边拍边写，我的天。”

《狂飙》剧照

《狂飙》里几乎每个主要人物，都具备能打动观众的独特魅力，“我的优势是塑造人物还可以，然后找到好演员，大家伙再往上添砖加瓦。”徐纪周坦言。张颂文塑造的高启强近来讨论热度颇高，他的参演，徐纪周认为是“缘分”。
在《狂飙》项目建立之初，前三集剧本便发给了张颂文团队，但始终没回音。于是，徐纪周也找了其他演员，“当时都要开始过合同了，突然演员统筹给我打电话说，张颂文刚下戏，这才看了三集剧本，特别激动，想跟我聊一下。”
在张颂文北京郊区的农家院里，他给徐纪周讲了一晚上他对高启强这个人物未来的各种想象，还把前三集里好多戏给徐纪周演了一遍，并且提到了不少儿时在政府机关大院长大的经历。
“他个人生活经历丰富，24岁才来北京上的电影学院。我认为社会经历对演员非常重要，跟做间接采访完全不一样。颂文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天生能亲近，他知道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我觉得咱们创作理念、创作审美什么都是一致的。”
那天，二人一直聊到天亮，回去之后，徐纪周给合作方打电话，说“如果不找张颂文演这个角色，我会抱憾终生”。“当时谈的演员，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真的觉得颂文太适合了。”

《狂飙》剧照

两位主演张颂文和张译，和徐纪周年龄相仿，“都是75后，咱们走向社会的时间节点，大概跟故事里是相对应的。我是2001年大学毕业，当时中国刚加入世贸，北京申奥成功，经济高速发展，每个人都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人生有无数可能。二十年时间，到疫情发生，全球经济下行，这时回望过去，会发现命运其实充满了不确定和偶然，你原来所做的一些选择，把你推到今天这个位置。”
对于《狂飙》，徐纪周觉得自己最想表达的，是“命运的不可知和偶然性”：“可能人生到这个阶段了，会觉得宿命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无法违抗。正好三年疫情也跨越这个戏的制作周期，无论从文本到拍摄，我内心这种情绪挺强烈的。我希望在安欣和高启强两个人物身上，有古希腊悲剧式的美学特征：宿命难以抵抗，但人又要不断反抗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