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德：武汉“豆皮大王”老通城和我的家

作者系老通城创办人曾厚诚之嫡孙。

坐落于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的老通城餐馆，和它极负盛名 的三鲜豆皮，在武汉几乎人人皆知。然而，老通城的传奇般的历史和“豆皮”的由来，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一、我的祖父和老通城

1929年，我的祖父曾厚诚在大智路口办了“通城饮食店”,这就是老通城酒楼的前身。
我祖父又名曾广清，湖北汉阳县人，出身于汉阳永安堡九真山 义田湾的一个贫农家庭。祖父有兄、姊各一人。为了谋生，他离开了农村来到汉口。当过佣人、蜜饯作坊的工人、小旅店的茶房。
现在汉口北京路口银行的旧址，当时是热闹的“大舞台戏园”, 我的祖父在那里当过茶房。由于他工作勤奋，被提拔为茶房头，这样，他就增加了份内、外的收入。
当时还有个“万国体育会”,也就是外商们的跑马场，祖父还在那里当过低级职员。
我的祖母浦守道是江苏省苏州人，她是最善良、最诚实、最刻 苦、最温顺的中国妇女中的一员。为了谋生，她来到武汉给有钱人当佣人。她与我的祖父相爱后，将一个女佣人可怜的全部积蓄给了我的祖父。这点钱在我祖父当年的本钱中占有相当的份量。
那时，帝国主义列强们在武汉拥有大量的租界。就在现在的汉 口胜利街、鄱阳街及青岛路、南京路沿江以内的区域，开设了一些 棉花厂、茶厂、蛋厂 ……,上班的工人们及一般市民们，在外吃早 点、吃中饭乃至宵夜的人很多。我的祖父看到这种环境，决定投身本钱小、收益快的饮食业。
祖父祖母起早贪黑，摆小汤元摊卖早点，给茶坊、戏院包茶……,慢慢积累了资金。
到了1929年，当年的湖北省银行在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转 弯角处新建了一批街面房屋。雄心勃勃的祖父便租赁了大智路三号楼下的门面，开设了通城饮食店。
通城饮食店的左隔壁是一号，为祁万顺餐馆，右隔壁五号是米 店，七号是杂货铺，九号是个布店。祁万顺左边转角是公新里通道， 通道上面架了一个过街楼，住着我的家，也是通城饮食店的库房。 再往左第一个门面便是大智旅社了，这个旅社占据了上面说的五 六个门面的二楼和三楼部分。从1933年起直到武汉沦陷前，我祖父是这个旅店的经理。
通城饮食店占用了大智路三号门面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 一为通城香烟店。饮食店约50多平方米，设有六七个方桌出售以 甜食为主的食品，此外是面点。主要品种有伏汁酒、冰莲、发糕、烧 卖、大包、油香、锅贴、油糍……,每逢元宵、端午则增加时令品种如元宵、粽子等，是典型的汤元馆，雇有工人、学徒约十四五人。
关于“通城”一词，现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及有关的文章的解释 形形色色。按照我父亲生前对我说的则是：他曾几次向我祖父询问 “通城”二字的考究，祖父说他当年立业时曾到过上海，看到一家叫“通城”的店，给他印象极深，因此他就用上了。
其实我祖父对这个名字也许还有更多的想法。现在的中山大道自江汉路以上原名后城马路，与我祖父名字“厚诚”谐音。加上这400 工商经济卷个地点是通向当时的老汉口城墙的处所。我祖父文化程度不高，取其吉祥之意“通达成功”,倍感这二字容易上口，也就用了。
通城饮食店24小时营业，十几个人两班作业。天不亮时主要 接待租界棉花厂的工人，中午多接待一般市民和学生，晚上顾客则 更多，每逢戏院散场，人们便蜂拥而至。由于周到的服务使得饮食店不断得到发展。
我祖父的财富主要来源于有力的经营和对工人的剥削。解放 前我记事的时候，曾到老通城的二楼工人宿舍玩过。看到十余人的 统铺，用圆木、木板架着、垫着草，楼下的油烟冲上二楼。夏天，工人 们胸前长满痱子。工人中很多是由乡进城谋生的农民，祖父既是 “恩主”,又是长辈，形成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取悦老板，逢年过节工人们还从乡里带来各种礼品，如鸡、肉、年糕和糍粑等。
1931年是老通城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武汉洪水达到 28.28米，堤防失守，江城一片汪洋。处于低洼之地的居民和小贩 遭到了无情的浩劫。汉口路上只得用圆木搭成架，再搭上跳板以维 持市内行人交通。市内食品供应比较紧张。我祖父则早估准了形 势，他租了数条木船，将肉包子等放在篮中，从船上用竹篙举上跳板桥卖给行人。当时价格看好，由于抓住了时机，自然盈利较大。
也就在这一年，通城店开始了豆皮的供应。当时有好几个师傅 轮班操作，他们是最早作出可贵的创造的人。可惜他们的名字我记 不得了，其中有章师傅(被大家叫章狗子),胡师傅(胡居),钟师傅 (钟长子),姜师傅(被称做姜麻子)。通城饮食店就这样诞生于一个 勤奋的经营有道的中年人手中，更多的劳动者的汗水则使它慢慢发展壮大起来。
二、老通城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30年代初，在中华民族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北京卢沟桥“七 ·七事变”及上海“八 ·一三事变”后，华北、华东国土相继沦陷，许多爱国人士和救亡团体流落到了武汉。
我的祖父共有三女二子，他虽没有文化，却发誓要让五个子女 戴上“五顶方帽子”(指大学毕业学士帽)。他的长女曾子平及幼子 曾幼诚当时在上海读书，1938年两人参加了革命；次女曾竹恒、三女曾竹冰及我的父亲曾照正都在武汉读书。
我父亲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教育 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下，满腔热忱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中。 我父亲酷爱音乐，在武大歌咏队和其它救亡群众团体中教唱爱国歌曲，成为武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一位知名的积极分子。
原水电部副部长、当时武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共产党员李锐(1980年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离休后任中央纪委常委),在一篇回忆录中谈到老通城和大智旅社(那几年对爱国人士一律免费接待),他们曾几次在它的经理办公室开党组会，并风趣地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1937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音乐家洗星海来到武汉。他和我父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同年，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也到达武汉。洗星海就在这个队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其它队员有著名电 影演员金山(全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女电影演员作家王莹、电 影工作者唐纳、贺路(曾为上影导演)等人，我父亲将他们接到“大智旅社”免费住下。他们中很多人是通城的座上宾。
洗星海和我父亲一见如故，在汉期间几乎三两天都要到我们 家来。他们多次一同去汉口、武昌、武汉大学的很多救亡歌咏团体教唱爱国歌曲，参加进步集会。
洗星海就住在离通城店很近的吉庆街瑞祥路一号“精武体育会”内，现在这幢三层楼房原状保留着。星海在这里用铅笔在一张道林纸谱表上写下了不朽的抗日歌曲《太行山上》，并马上和我父亲及王云阶三人一起试唱二部合声， 一边作了修改。这首歌后来响彻了祖国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至今为人们传颂着。
洗星海经常来我们家，我父亲对我说：“记不清我多少歌曲是 在公新里6号创作出来的，其中如着名歌曲《太行山上》，我们在那 里就试唱过多次，星海同志随时征求意见进行修改。”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首着名歌曲是《游击军歌》。
1937年底，我父亲的同窗好友潘乃斌(即原交通部副部长潘 琪同志)以“先珂”为笔名，创作了一首叫做《游击军歌》的歌词。 一 天，在我家楼上，潘乃斌问起星海这首歌词谱好曲没有。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父亲和我的二姑父李行夫。星海同志从口袋里拿出有些 揉皱了的歌词，用手指点着节奏，仅仅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一气啊成，在场人一边称赞， 一边就唱了起来；“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岭，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 …… ”
歌曲由弱转强，最后势不可挡，激起人满腔爱国热情。我父亲即刻拿到各歌咏队教唱，很快就流行开来。
顺便说一下，星海同志特别喜欢通城饮食店的清炖莲子，多次品尝，赞口不绝。
经常来公新里六号的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张曙(抗战时牺牲)、 林路(现在音协湖北分会),王云阶、沙梅(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等 同志。还有着名诗人光未然同志。着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也在 大智旅社居住数月之久，他因在美留学被细菌感染造成半身瘫痪， 我的二姑母曾竹恒在他养病期间精心照料他，并扶助他出席“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及其它进步活动。
在这些爱国人士的带动下，武汉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很快。比较著名的群众歌咏团体有“汉口业余歌咏团”,领导人是王杰臣(即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黄民伟同志，地下共产党员),是一个银行(即现在 中山大道上的“皇宫”)的电梯工人。另一个有名的歌咏团体是“三八女子歌咏队”负责人汪云同志(后为曹荻秋同志夫人),也是地下 党员。他们经常到老通城和我家，就在我家向星海同志学唱，和我父亲商量歌咏队的事。
在伟大的历史潮流中，我的父亲曾昭正和二姑父李行夫(当时武大学生)共同编辑了《大家唱》第一、二集。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进步歌曲集之一。洗星海为《大家唱》第二集作了序。

上图：2008年，曾宪德在老通城宿舍的废墟上

三、豆皮大王和老通城

1938年武汉沦陷前，我祖父带领全家逃往重庆，通城饮食店 停业解散。我父亲则因参加救亡运动被武汉大学开除。我的姑母曾子平和叔叔曾幼诚参加了新四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去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重庆各方经营不利几濒破产的祖父返回了汉口。
这时大智路1、3、5、7、9号已由“平汉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全 部占用，大智旅社已被炸毁。经通城、祁万顺等五家联合多次交涉、 送礼，最后房屋终于腾出，由原住房向湖北省银行继续承租使用， 仍按抗战前格局分租，通城饮食店复业时，改称为“老通城食品店”。
由于市面逐渐繁荣，老通城扩充了二、三楼的营业，除原有食 品品种外，加售了瓦罐鸡汤。祖父又聘请了着名的广东李、陈二师 傅，增设了广东卤菜，还供应嫩肥带血的“杜侯油鸡”,香甜适口的 “广东叉烧”、“烤猪膘肉”等，均供不应求。此外，又聘请北京陈师傅 在夏天精制冷食饮，如“冰镇酸梅汤”,“杏仁豆腐”及“碗豆黄豆窝窝”等北方点心，其中尤以“赤豆刨冰”最受欢迎。
1947年，我祖父曾厚诚聘请了高金安师傅到老通城，增加了用肉丁、虾仁、冬菇作馅料的“三鲜豆皮”,很快受到顾客赏识。在我父亲建议和操持下，打出了“豆皮大王”的牌子。花了近1000银元 安装了霓红灯广告“豆皮大王”。由于高师傅手艺高，豆皮很受欢 迎，而且声誉越来越高。抗战前夏天是不卖豆皮的，改售八宝稀饭， 这一年老通城却一反常规，在伏天继续上市三鲜豆皮，大受欢迎。 几乎每天都有民航飞行人员大包小包买了带到台湾去。想不到在40多年前老通城的豆皮就飞越了海峡，到达彼岸了。
我的父亲很有经营门道，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眼界开阔，善于 利用市场信息，使得祖父在他的协助下，让老通城迅速摆脱了抗战 前谨慎蹒跚的风格， 一举成名，事业大大发展。我父亲采用了灵活 的经营方式，强调了粗料细作，在用料新鲜、卫生及质量上都下了大功夫。不论是豆皮的质量还是餐馆的经营都在全国享有着盛名。
在此期间，我父亲拒绝到汉阳兵工厂当技术员，因为他反对造 军火打内战。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刘实 (全总副主席)和王杰臣(即全总副主席黄民伟)。他们二人以我表兄们的家庭教师的身份在我家隐蔽过。
老通城的另一名厨师曾延林，也逐渐成长起来。他的母亲很穷苦，我祖父基于“善事好报”的信念，常周济他些米票度过严冬。祖 父把他当作亲孙。我们称曾延林为“延林哥”。延林勤奋好学，吃苦 耐劳，处事机敏，很快掌握了技术而渐渐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尤其是解放后高金安担任了饮食业的领导人之后，曾延林成为老 通城的头号名厨。1958年，毛主席来到老通城，吃了他摊的豆皮 后，大加称赞。曾师傅后来又专程到东湖为主席摊豆皮，馅子就在 他家的菜锅中亲自炒好带去的。《长江日报》以“毛主席到了老通 城”为题作了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都曾到过老通城品尝豆皮。这一切给老通城以极大光荣。
我祖父在解放前是信迷信的。他曾参加过“同善社”。他拜佛 念经，打坐修身养性。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他都要花钱买一些活鳝鱼到江里放生。每年腊月总要买一二十石或更多的米票子救济家乡的穷苦亲戚，以此为善举。
解放前夕，祖父已经逐渐减弱了他在经营上的旺盛精力。我记 得他每天天不亮就坐着人力车到中山公园去练拳，回家后就在公 新里6号楼下他的房中练字，据说他练字十几年了。下午他就去万 国旅社玩牌消磨，而将店业日常事务交给了两个心腹师傅(亲戚),即称为“大包子”、“小包子”的。当时店员约有二十五六人。
四、解放后的老通城

全国解放后，党没有忘记老通城为革命作出的点滴贡献。
解放大军进汉第二天下午，将前去接管湖南《长沙日报》(当时 长沙还未解放)的李锐、朱九思同志(即后来的华中工学院院长)和潘琪同志就来到了我们家，与我父亲叙述别后经历及旧情。
解放后不久，我的姑母曾子平也由崇明县委书记调任到汉口 江岸区区委参加领导工作。我祖父的子女五人全部参加了革命工 作，他自己则在工商联等担任一些职务，参加了不少活动。老通城的营业也得到了发展。
1953年，我祖父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
这时老通城的继承权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来，我的父亲及其姊妹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没有人愿来继承这份家业。当时我的 父亲在中南工业部工作。他几次找工商局王光远局长表明态度。工 商局经慎重调查研究后，要求我父亲姊弟五人联合写一报告，说明原委，并须有每人的申明。他们五人很快就写出了报告， 一致表明： 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听任政府处理。而且将祖父的万国旅社股票、汉口铁路外某地地契及若干公债券一并上交了。
这时老通城的职工自己组织了起来，维持了经营，艰难地度过 了几年。 一直到公私合营的1956年，由江岸区零售公司接管，改称“国营老通城餐馆”。

(写于1989年)

①春秋 1989年 曾宪德《老通城和我的家》

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文库 第3辑 工商经济[M]. 1999

③武汉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编. 春兰秋菊集 《武汉春秋》二十年文存[M]. 2003

老通城豆皮老而弥新，创造汉派美食奇迹

1929年，汉阳（今武汉蔡甸）永安镇花园人曾厚诚来到汉口。他在汉口租下湖北省银行大智路3号门面，独资开办了饮食店。当时店面有50余平方米，内设7个方桌。因为小店位于汉口城堡大智门外，是通向老城的必经之路，为城乡同道，故取名“通成饮食店”。

小店开业之初，并没有卖豆皮，1931年才增加这个品种。豆皮原是湖北农村的食品，用糯米、香葱做馅，增加这个品种以后，很受食客欢迎。

1935年曾厚诚扩大规模，用赚到的钱在附近又开办了“大智旅社”。

1938年武汉沦陷，曾厚诚避走重庆。

1945年抗战胜利，曾厚诚回到武汉，在原址重操旧业，重新扩充装修店堂，增加经营品种，同时为显示该店资格老、手面大，将店改名为“老通成”，并 在特色食品上苦下功夫，对本店豆皮制作的传统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进，终于生产出具有湖北特色的风味小吃——“三鲜豆皮”。

此种食品较之原来的豆皮，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其皮选用脱壳绿豆、精致米浆和鸡蛋制成，其馅选用鲜虾仁、肉丁、冬菇、糯米，所用肉丁采取闷烧，保持卤汁原味，所用糯米要求先蒸熟后再用猪油炒。

这样做出来的豆皮具有皮薄、馅香、松嫩爽口、油而不腻的独特风味。曾厚诚将“豆皮大王”的霓红灯广告安装楼顶。此后数十年，老通成“三鲜豆皮”的制作工艺不断精益求精，特有的风味名扬三镇。老通成“三鲜豆皮”成为一种食物的固定名称，也成为武汉小吃的一个文化符号，武汉三镇家喻户晓。

1953年，曾厚诚去世，其5个子女将餐馆交给国家。

1955年5月，武汉市饮食公司正式接管并更名为“老通成餐馆”。“老通成餐馆”成为武汉市第一家国营餐馆，由“豆皮大王”高金安担任经理。同年，老通成在惠济路口开设了一家分店。老武汉人一直把“老通成”视为武汉的骄傲，因此武汉人当时有“不吃老通成豆皮不算到武汉”的说法。

1958年4月3日和9月2日，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来“老通成”品尝三鲜豆皮，并嘱咐“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来过，西哈努克、金正日等外国领导人来过，法国国家足球队等众多海外嘉宾也慕名而来。“老通成餐馆”一时蛮声海内外。

文化大革命时期，老通成餐馆曾更名为“东方红饭店”，后又更名为“武汉豆皮馆”，最后恢复并将“成”改为“城”，更名为“老通城”并沿用至今。

八十年代中期，中商部为老通城提供100万元免息贷款，对店面进行全面改装，1986年竣工投入使用。时任老通城经理的张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打破“大锅饭”，从严治店，推陈出新，狠抓环境、服务、卫生。酒楼生意随之呈现火爆之势。处于鼎盛时期。

1988年，“老通城酒楼”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涉外优质服务”最佳酒楼；1987、1988年“三鲜豆皮”被评为湖北省最佳日用消费品，1989年“三鲜豆皮”获得商业部颁发的中国饮食行业最高奖“金鼎奖”。1989年老通城酒楼全年完成销售收入1227万元，实现利润240万元，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全省同行业之首。这时的老通城已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综合性服务大楼，经营面积5100平方米。南昌、深圳、湛江、荆州、鄂州、天门及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九方圆”等省内外各地都有它的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