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涵 | 危还是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中国视角

王涵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摘要

过去几年，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讨论日渐频繁。将周边国家经济繁荣与“中国产业链外迁”联系起来的观点也甚嚣尘上。假设我们接受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产业链重构进程，则本轮进程会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国家会在这样的变革中受益？作为在加入WTO后受益于全球化分工的中国来说，我们是否需要“闻产业链重构而变色”？这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1.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逻辑与上一轮不同。

2.产业链重构模式将从“水平”转向“垂直”。

3.不同经济体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构中的竞争格局。

4.中国的优势。

正文

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逻辑与上一轮不同

冷战结束后的前三十多年，全球化程度大幅提高，其核心推动力是市场主体“效率优先”的诉求--两大阵营间的经贸壁垒消失后，企业通过生产环节的跨国布局，充分挖掘各国的比较优势，以达到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国家间的分工越来越细，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也日益紧密。

然而，过去几年，全球接连经历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疫情爆发、俄乌战争等“黑天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意到供应链以“效率优先”布局的脆弱性。除此之外，西方大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越来越深，美国在2022年接连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通过产业政策主导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构。而2022年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更是专门强调“不能单靠市场力量，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产业战略投资是工业发展与创新的基础”。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未来对于“抗风险能力”的考量，不可避免地将在企业全球布局规划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也将不再是单纯地追求短期效益。

核心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于，本轮产业链重构有怎样的特点，从企业到国家，谁又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分工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

markets alone cannot respond to the rapid pa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global supply disruptions... Strategic public investment is the backbone of a strong industrial and innovation base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economy.

不能单靠市场力量，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产业战略投资是工业发展与创新的基础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hite House，2022.10.12

产业链重构模式将从“水平”转向“垂直”

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有两种方式--“垂直一体化”和“水平分工”，前者指在企业内部完成一整条产业链的生产；后者则是在企业间通过市场交易分别负责某个或几个生产环节，最终通过合作完成对最终产品的生产。从全球视野来看，如果将每个国家看成单独的一个个企业，则“垂直一体化”意味着在某个国家内部完成全产业链的生产，而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分工则更接近于“水平分工”--每个国家都负责生产链条上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企业而言，在某一时间点选择垂直一体化，还是水平分工，与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为经济或有效相关。换言之，如果市场机制更为有效，水平分工会逐步成为主导，如果市场机制失灵，垂直一体化会逐步占优。而在不同的时期，企业的最优生产组织形式必然也是跟随外部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Desai和Mukherji（2001）曾总结过全球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迁以及背后的原因。

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晚期， 西方国家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趋于盛行，而这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原材料市场的极大不确定性，下游企业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或者平抑原材料成本的波动，而选择了垂直一体化的模式。在二战之后至冷战结束前，日本、德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瞩目，当然这背后的原因众多，而其中之一即当时的全球前沿领域为重化工业（钢铁、机电、造船、石油化学等），这些领域都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而非以通过市场合作为主。当时日本、德国、甚至早期的苏联都有类似的生产组织形式（日本通过学习福特生产方式而后发扬光大为丰田生产方式在全球风靡）。当时的这种全球环境，使得日本、德国这种有能力在国家内部组织起整条产业链的经济体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

80年代中期之后，全球进入“大缓和”时期。此后苏联解体，冷战形势缓和，大量的军事技术转为民用，同时前华约国家的市场向西方敞开大门，各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市场壁垒下降。壁垒的下降也意味着外部交易的成本下降，通过市场交易采购的经济性开始显现出来，全球生产的形式逐步趋向于水平分工。这一时期，此前可能无法通过组建大型产业链的一些小型经济体，只要聚焦于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深耕，即能获得快速增长，如聚焦于芯片发展的中国台湾地区、通过承接美欧服务外包发展起来的爱尔兰等。

回到本文一开始的观点，过去几年全球经贸体系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无论是企业和经济体都可能会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安全性。这或将意味着自90年代以来全球基于“效率”的水平分工模式将发生改变，“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模式将（部分）回归。

不同经济体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构中的竞争格局

如果上述的全球产业链由“水平分工”转向“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趋势，那么哪种类型的经济体会在这种趋势中占优呢？

首先，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国相对于小国来说会更加占优。无论是考虑资源的可获得性、市场的空间性，还是现有产业的基础，大型经济体都会相比小型经济体更有可能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对小经济体而言，此前通过聚焦产业链部分环节“分一杯羹”的好日子将不复存在，因此小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其能否更加融入大国经济圈的内核，与大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绑定。

其次，政府调动资源能力强的经济体会更具优势。即使对大型经济体来说，基于追求“抗风险能力”的产业链垂直一体化整合，也不意味着整合后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是效率最大化的--其中必然会面临一些战略性产业环节为其他国家产业“做嫁衣”的情况。普通商业资本具有追逐短期利益的特点，意味着其在这些环节上难有大的作为，因此政府能否有效引导社会资源向这些关键节点流动将是关键。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不能单靠市场力量，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产业战略投资是工业发展与创新的基础”，相信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回顾历史，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某些时期，政府调动资源纠偏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些案例。比如日本在二战刚结束时的优势产业是轻工业，纺织业是当时日本制造业的中流砥柱，佳丽宝公司是当时的明星企业，而当时索尼、本田甚至还未成立（两者分别成立于1946年、1948年）。如果按照市场经济，日本自然会选择继续发展比较优势更大的轻工业。但从当时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日本政府采取“倾斜式的生产方式”将紧缺资源重点划分给以煤炭、钢铁等为中心的重工业部门，从事后来看显然是一种更加正确的道路选择。尽管日本这种政府介入经济的模式也在90年代遇到了挑战，但不可否认二战后直至70年代这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模式奠定了战后日本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

中国的优势

从上述两个角度去考虑，我们似乎可以对中国更加乐观一些。

首先，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和加入WTO后得到长足的发展。根据ADB 发布的2021年的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显示，在16个第一、第二产业的行业门类中，中国15个行业排名第一，1个行业排第二；美国紧随其后，在1个行业中排名第一，12个行业排第二。

其次，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在政府调动资源“办大事”方面更有经验。以美国为例，其经济中绝大部分产业由私人控制，其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是间接的。尤其是在一些本身投入大、直接效应不高但具有很强外部性的领域--如基础设施等，政府常常要花大力气才能引导私人部门参与进来。与之相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更加擅长运用“举国体制”克服一些战略性的节点。如果考虑到当前美国债务率已超二战高点的大背景，则产业链垂直一体化重构过程中“得加钱”的客观要求，也意味着美国将面临比中国更大的财政挑战。

最后，中美两个大国产业链“本土化”所面临的国际阻力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产业链中需要填补的空缺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领域，这部分行业一般属于高附加值行业--即同样的GDP所影响的就业数量更少。而对于美国而言，当前本土主要是高附加值的产业，如果其要推动产业链在本土“垂直一体化”，则意味着其需要向国内补齐低附加值行业。引入这些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仅对美国人的人均福利没有太大帮助，同样经济规模向美国的内迁也会造成更多其他国家的失业问题--从而导致更大的国际阻力。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弹即是一个例证。

总结一下，如果我们接受过去几年全球“黑天鹅频飞”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话，则对“安全性”的诉求将导致本轮产业链的重构更多体现出“垂直一体化”的特征。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具有很强资源调配能力的大国来说，我们完全没必要“闻产业链重构而变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应对得当，则中国并不一定会在这样的竞争中落入下风。

当然，本文对很多问题的探讨仅仅是基于一些静态的假设，而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像围棋中的定式，一般都是双方都可接受的着法，某个选择是明显的“损己利人”的损招，则对手也大概率不会沿着这个方向“一条道跑到黑”。

风险提示：全球地缘政治形势超预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