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选错，越努力越悲剧：恶棍脸谱下的戈培尔，其实也挺可怜

有个词叫“盖棺定论”，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虽说历史尽量讲求客观公正，但我们在给历史人物定性时也难免会陷入“以结果质问过程”的误区，把他们弄成脸谱式的人物。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伟人的一点恶行就把他们全盘抹黑，却也不应该因为恶人导致的坏的结果就全盘否定。我们今天就抛开是非成败，看看二战时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会儿的纳粹高层完全可以办一场“比惨大会”：落寞失意的美术生希特勒，梦想指挥军队作战却屡遭军队冷落的希姆莱，原本英俊挺拔、战功赫赫却因伤变成油腻大胖子的戈林……不过单说一个“惨”字，恐怕没人敢跟戈培尔比。

儿童时代，戈培尔因骨脊髓炎落下了终生残疾，左腿比右腿短一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更不幸的是，戈培尔颜值不咋地也就算了，身材还很“娇小”。以下图这张纳粹大佬们的合影作参考：其中戈培尔的官方身高是1米78，如此来看，戈培尔最多也就1米7出头。总之在他还没出名前，几乎没有人觉得他是个好人。当时甚至还有人专门写一些文字来描述戈培尔的丑陋：颧骨高突眼窝深陷，看上去獐头鼠目；身材干瘦矮小，脑袋看上去大得不成比例，“胳膊像火柴一样在袖管里荡悠”。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民族情绪被点燃，热血的德国青年多少有些浪漫主义情怀，况且日耳曼人本身就金发碧眼，不乏大高个，夸张点说就是吴彦祖刘德华遍地跑，长成戈培尔这样，想想都知道有多自卑了。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别人能给我最严酷的惩罚，莫过于让我站在仪仗队里接受检阅了。”每当有这种活动，他能失眠好几个夜晚。

难得的是，硬件条件不咋地，年轻的德国boy戈培尔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他从小就有着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意志，读书相当刻苦。在天主教组织的资助下，戈培尔先后拿下了历史和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又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早年的戈培尔有着极深的文艺情怀，他写过不少小说和戏剧作品。无奈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外表影响了别人对他的评判，还是作品真的还差点劲儿，反正就是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作品。

总而言之，28岁前的戈培尔几乎一事无成，在史诗般的20世纪初期的德国社会卑微得比一般屌丝还要屌丝，唯一展现出的过人之处便是口才。然而，对普通人而言，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这也足够改变他的命运。

1930年的一天，有个名叫玛格达·葛邦特富家女参加了一场带有纳粹性质的德国青年集会。在会上，她遇到一个特殊的男人。在路人眼中，这个人身材瘦小样貌怪异，走路一瘸一拐，要不是他站在台上演讲，恐怕别人都懒得多看一眼；然而玛格达却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瘦削的身体中爆发出强大气场——这简直就是玛格达心中理想的英雄！几天后，玛格达加入了纳粹，也如愿同这个男人——我们熟悉的戈培尔结为伴侣。

戈培尔发迹的速度是惊人的，那么，他在二战德国政坛上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说起这一点，许多朋友恐怕十分不屑，认为他不过是希特勒手下的一条走狗，最多的戏份也只是在高呼“元首万岁”，重复元首的那些理论，如“德国无可战胜”、“德国人种优越”等等。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他不但不怎么迷希特勒，反而十分痛恨对方。

一开始，戈培尔追随纳粹党北派领袖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在他眼中，国家就应该是一个高效的、层次分明的、冷酷却又强大的机器，绝对的秩序之下容不得半点沙子。在这方面，戈培尔其实比希特勒要极端的多，因此，早年的他经常公开炮轰希特勒：“我要求将‘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党。”那会儿的戈培尔是施特拉塞阵营中的一把尖刀，直到从1924年开始听了希特勒的几场充满蛊惑的演讲后，他猛然意识到后者的意志才是自己的毕生追求，于是瞬间变成了对方的骨灰粉。

在这段时期，戈培尔完全成了希特勒的“小迷弟”，甚至单纯得有些萌。

1926年，戈培尔在慕尼黑做了场演讲。演讲结束后，希特勒亲手送给他一本《我的奋斗》，还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字。这件事让戈培尔惦记了一辈子，甚至许多年后回想起那一刻，他的激动都难以掩藏。戈培尔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在充满欢呼的大厅中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他（希特勒）拥抱了我。”头几年，每当戈培尔被希特勒表扬，都会激动得失眠。为了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他还专门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维更简单一点，爱情更高尚一点，期待更真诚一点，信念更炽热一点，说话更谦虚一点。”

实话说，戈培尔还真是把“单纯”保留了下来，甚至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表现得根本不像是一名政客。我们通过两个例子就能看出这一点。

说起二战德国首屈一指的“政客”，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首屈一指。此人十分擅长钻营，投机倒把方面堪称专家。里宾特洛甫圆滑油腻，把希特勒的性情与脾气完全摸透，因此获得了无上的信任。与此同时，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甚至在争权时敢于直接触犯戈林、希姆莱这些实权大佬的利益。在诸多山头中，戈培尔的宣传部无疑是“软柿子”，在两者的交锋下，戈培尔溃不成军。无奈之下，他居然天真地跑到希特勒面前告状，结果元首说啥——里宾特洛甫是我的“当世俾斯麦”，谁都别想动他一根指头！

除了里宾特洛甫这种善于弄权的人，笔者在这里还想提一位。

斯大林时代后期，苏联政坛有位名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的政客地位开始飞速攀升。此人颇具城府，总是不苟言笑，对谁都客客气气，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深藏起来。苏斯洛夫以上帝视角旁观政治场上的明争暗斗，从不把哪怕是一点破绽露给对方。苏斯洛夫低调到了啥程度？在一场上流社会的酒会上，突然有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跑来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握手。索尔仁尼琴被突如其来的赞美夸得晕头转向，他也没多想，认为对方就是自己的一个粉丝罢了。当中年男子离开后，身边的朋友才提醒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斯洛夫啊！

苏斯洛夫更像是我们通常认识中的政治家，里宾特洛甫也代表了另外一类最常见的弄权者，戈培尔与他们相比，在政治场上单纯得简直如同幼儿。然而，戈培尔并非无能，他业务能力很强。

毫无疑问，纳粹党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派，戈培尔功不可没。从加入纳粹开始，他仅用不到2年时间就重新划分了德国的媒体版图，将全国的媒体一个不落地纳入政府掌控之下。戈培尔尤其擅长包装并收买人心，1933年3月，纳粹获得了43.5%的票数支持，希特勒成了德国人心目中的“救世主”——可以说，戈培尔亲手缔造了恶魔。

另外，在追随希特勒的道路上，戈培尔始终保持着自我意识，并没有沦为威廉·凯特尔那样的附庸。例如在战火燃至德国本土后，戈培尔希望政府能直接出面鼓舞那些流离失所的德国百姓，让他们始终对祖国保持信心。不料希特勒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把他那套“强者自有生存之道，弱小者就该被淘汰”的说辞搬了出来。在这事儿上，戈培尔曾多次劝说元首，在发现没有可能做出改变之后方才放弃。

在讲述了这么多，我们不妨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不以结果质问过程：戈培尔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追求怎样的理想，敢于为它付出一切且从不怀疑自己的信仰。在他的认识里，自己笃信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与之相悖的都是错误的，会毫不掩饰地憎恨；正确的就该拼死捍卫，错误的就该坚决摒弃。他对自己心中理想的祖国和领袖矢志不渝——这样一个人，如果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他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德国战败前夕，戈林忙于夺权，希姆莱收拾细软跑路，将军们投诚的投诚，争先恐后同盟军私下里谈条件，戈培尔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当然了，戈培尔被抓也难逃一死，但笔者愿意相信，即便盟军保证不杀他，他也不会更换自己的选择——戈培尔早就上了头，“中二病”病入膏肓，在这条路上已经回不了头了。

从自卑少年到励志青年，从纯洁的理想者到坚定而狂热的逐梦者，这就是戈培尔真实的一生。当然了，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为恶魔洗白，虽说“政治不分对错只有立场”，毋庸置疑的是，戈培尔绝大多数政治立场都是错误的，他也注定因此要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病态扭曲的历史丑角，在被还回人性之后，某些方面又何尝不值得敬佩呢？这正应了老生常谈的那句话：方向错误，越努力便越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