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大音希声：“老马识途”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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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经济学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刘胜军

虽然“私营经济离场论”遭到主流报刊的否定，但是，这类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吴敬琏

93岁高龄的“经济学国士”吴敬琏，是中国经济长期的冷静观察者、深入思考者、积极参与者，从1988年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周小川、楼继伟等合著），到1991年《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与刘吉瑞合著）、2004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2006年《中国增长模式抉择》、2007年《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一直站在经济改革的最前沿。

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吴敬琏出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对经济改革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梳理。2023年1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问世。以吴敬琏93岁的高龄，其付出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

之所以仅仅四年后要再版，是因为2018年来的四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再叠加新冠疫情的三年冲击，国内外环境显著变化。吴敬琏说：

• 转眼4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当前，我国经济在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的情况下，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应对现实问题，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挑战。

• 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状况是由过往历史造成的。就拿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来说，虽然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受制于轻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作出表面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对症治疗”措施来缓解矛盾，而不能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触及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就难免陷入扬汤止沸的误区，而无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要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应该仔细把脉、对症下药。

吴敬琏指出：

•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长期探索、创新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吴敬琏指出：

•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决定“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进展，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新阶段，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晋升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

• 不过，“九五”期间GDP增长的突出表现使人们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从“十五”（2001—2005）计划时期开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靠海量投资“铺摊子”“上项目”和“造大城”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通过这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提升自己“政绩”和地位的不二法门。这就使粗放增长方式的种种消极后果迅速积累起来，并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又一次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

•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不正确的政绩观”，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着重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早已有社会共识。然而，“知易行难”往往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尤其是一些突发性事件带来的短期压力，可能会导致“转型迷航”。吴敬琏说：

• 为了应对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政府的方针又一次转向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以便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于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继续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我国的国民资产负债表出现杠杆率过高的病症。政府和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这使中央领导在2013年末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速度换挡期、经济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

• 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本世纪1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采取什么样发展方式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十三五”（2016—2020）厘清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要求在进一步改革的推动下，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为核心，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 不过，问题还在于，正像我们在前30多年所经历过的那样，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和这些决定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克服困难，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陷入两难困境，经济发展也会呈现出一种“按住了葫芦起了瓢”的跷跷板式运行状态。如果为防止金融风险而降低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强度，GDP增长率就会进一步下滑；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提高刺激强度，杠杆率则会加速上升，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反复使用刺激政策，用强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进一步加杠杆，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甚至引发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在处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的这些历史经验显然是今天仍值得加以探究的。

如果说“高质量发展”是目标，那么体制改革就是通往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针见血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吴敬琏指出：

•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许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朝野有识之士就已取得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共识。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都被郑重写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

• 然而，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并不会径情直遂地达到预设的目标。虽然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持续加速，很快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主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人们还是一再发动对市场化改革的攻击，力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进程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出现相反的走势。直到开倒车的行径遭到摒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才回归正途。

•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经历过多次博弈。坚持政府主导的一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发生在本世纪初期。本来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中国经济走上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大市场的道路。但由于改革在一些领域进展不足，政府部门还在某些重要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就使整个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特征。在这样一种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体制下，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加之法治国家的建设严重滞后，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就愈演愈烈。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大众的不满。利用这种情势，市场经济的反对派趁机把原本是因为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推进不足造成的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要求重新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对资源的配置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他们极力鼓动，甚至公然要求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翻案和为极左路线的旗手“四人帮”“平反昭雪”和“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猛然升温，与建设市场体系相关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击，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潮流。

• 值得庆幸的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不负众望，顶住了这种反历史的逆流，决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从过渡体制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指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改革要求。

德鲁克说，“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关键在落实。在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的条件下，关键就在于执行和落实。吴敬琏说：

• 就拿作为当前“三重压力”关键的“预期转弱”来说，这一问题固然是由于疫情等近期因素的触发才显露出来的，但它背后的思想变化，即企业家们对获得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却是在更长一些的时间里逐渐积累起来的。

•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2013年开始落实的时候，各类市场主体的心气何等炽热。他们踊跃投资，开办新的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规模。从2013年到2019年，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的数量增加了107%，达到1.18亿户；其中，雇员超过8人的私营企业数量更是增加了183%，达到3516万户。他们为经济强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但是，很快地，与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背道而驰的声音逐渐兴起，2018年一开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当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逐步消灭私有制”。后来，一位金融界的资深人士还就此论证说，“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虽然“私营经济离场论”遭到主流报刊的否定，但是，这类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

• 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为了恢复和加强市场主体的信心，给企业家们吃“定心丸”和对他们进行抚慰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对市场和各类市场主体松绑放权，为企业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刘胜军

山东·菏泽·定陶人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

著有《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