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引言
在日本战国时代，长期以来高唱“人是城，人是垣，团结是朋友，内斗是仇敌”论调的武田氏，都被视为日本战国时代君友臣恭、上下一心的典范。仔细分析武田氏的历史却不难发现，在所谓的“团结”的光环之下，这个战国豪族的内部纷争其实贯穿着信玄、胜赖两代君主的始终，较周边强邻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战国豪门以一门众、谱代重臣为核心展开的利益集团对立不同，武田家的内耗始终呈现出甲斐系和信浓系泾渭分明的局面。
“经略信浓”无疑是武田信玄一生最为成功的对外扩张，依照后世“太阁检地”的标准，经过此役后的武田氏从仅仅领有石高23万的甲斐国，一跃成为坐拥超过甲信两国50万石的大名，可谓是“陡然而富”，但代价也是巨大的。
从天文十一年（1542年）攻灭诹访氏到永禄四年（1561年）的“第四次川中岛之战”，武田氏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将信浓收入囊中。期间的连年出兵，其各类军役的负荷长期均由甲斐国人承担。
战国大名在通过战争扩张领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仰仗“地头”层面的支持，除了战时需要由其动员和武装农民参战之外，还需借由其征收的年贡来支持战争。武田信玄“经略信浓”初期也曾试图践行“以战养战”的战略，让南信浓的诹访、佐久两郡成为供给兵粮的前进基地，但结果却是上田原大败之后诹访湖西四乡爆发的大规模反乱。无奈之下，武田氏只能在完全控制信浓之前，对当地的国人众一直保持怀柔态度。毕竟频繁的军役和过重的赋税会令百姓不堪负担，也会令国人众对大名做出如押领、拒缴年贡等的反抗，这些都会对领国兵力支配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如此一来，武田本领的甲斐国内又不免陷入“鞭打快马”的窘境之中了。
在详尽记录了武田家兴衰史的《妙法寺记》中，收录了大量甲斐国人的悲叹怨言，显示了当时甲斐国内高涨的厌战情绪。信玄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逐渐将统治重心北移。而随着武田重臣纷纷受领信浓城代，武田氏的经济压力是有所减轻，但甲斐国系家臣的影响力却也开始走低。
除了封地的转化之外，战损也是武田甲斐国系家臣日益势微的原因。从上田原、户石城到川中岛，武田系所折损的板垣信方、甘利虎泰、横田高松、诸角虎定等人均为武田信虎时代的老臣、甲斐国系的中坚力量。而此后崛起的马场信房、内藤昌丰等人均非甲斐国出身，领地更在信浓，政治立场自然可想而知。而这种家臣团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也自然影响到了武田氏整体的战略决策。
“第四次川中岛合战”尽管令武田氏伤筋动骨、损失惨重，但从战略上来看，武田氏毕竟掌握了北信浓的主导权，其后西侵飞驒（tuó）、东入上野，武田氏基本上完成了对越后的战略合围之势。摆在武田信玄面前其实有两个非常不错的战略选择：一是与上杉、芦名等关东强国联手，继续压缩上杉氏的生存空间，最终逼迫其内部崩塌；二是协助今川氏对抗崛起的松平氏族，在稳定远江、三河战线的同时，从飞驒、美浓一线直扑近畿，趁织田信长与京都周边各势力缠斗不休之际，饮马琵琶湖。
但这两条战略线显然都不符合信浓家臣团的利益，毕竟上杉氏兵强马壮，正面强攻难免损兵折将。西出美浓又道路艰险，且面对织田信长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权衡再三之后，武田信玄做出了破弃“甲骏相”三国同盟，出兵攻略今川氏的决定。从短期利益来看，武田氏以百战之兵临今川家久败之师如揍小儿，骏河、远江领地的富庶更可以贴补连年兴师所造成的财政窟窿，可谓皆大欢喜。但从长期态势上看，此举却可谓是目光短浅、自毁根基。一方面出兵骏河，势必导致与今川、北条两家的对立。武田氏除了要在北方继续戒备上杉之外，又多一条与北条对峙的东方战线。
另一方面，武田氏在骏河全无根基，虽然轻松地赶走了今川氏真，但却无法快速将其消化。昔日富甲东海道的骏府城在武田和北条的拉锯战中毁于兵燹（xiǎn），远江国大半落入了松平氏的手中，武田信玄的“骏河侵攻”最终导致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或许正是预见了这个战略悲剧，在武田信玄的决策阶段，其嫡子武田义信愤然决定发动兵谏，流放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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