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鸦片：醉心于革命，沉迷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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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狂热的时代

一位独行的现代堂吉诃德骑士

文：傅铿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

雷蒙·阿隆的名字在中国的读者中间，即使并不陌生，但也绝不会像萨特那样如雷灌耳，更不会有福柯和德里达那样的风云流行。这是因为阿隆的思想属于那种逆水行舟的独行者的识见，是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狂歌。这样的人，在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国度里，必定会有反动派的嫌疑。

不幸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法国知识分子如出一辙，在喜欢高唱“革命圣歌”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极其相像，可谓是乃兄乃弟。正因为如此，阿隆那些猛烈批评法国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文字，阐述自由政体如何脆弱和揭穿历史必然性谎言的理论，乃至他那关于法国学生“五月风暴”运动不过是一场学生狂欢的“心理戏剧”名言，对那些曾经经历过一浪高于一浪的疯狂政治革命的人来说，仍然是一帖醒世的良药。

重新阅读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以及《雷蒙·阿隆回忆录》等书之后，笔者恍然发觉阿隆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位堂吉诃德骑士，孤独地与各种人们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且风行一时的狂热思想作斗争。

他让世界看见托克维尔，并坚定地站在自由阵线一边

很多中国读者恐怕并不知晓，托克维尔在雷蒙·阿隆之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保守学者。正是通过阿隆的不懈阐释和宣说，托克维尔对法国几场革命的经典分析和反思，在沉睡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之后，才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成了一门显学，逐渐流行起来。

当代法国“新哲学”代表人物伯纳尔-亨利·列维在书中，就声称他作为一个“五月风暴”的学生见证人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法国巴黎高师读书时，托克维尔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过问的二流学者。阿隆则是列维的老师一辈。他和萨特在同一年（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以后又与萨特一样到德国朝圣，聆听过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阿隆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便带有明显的德国思辨哲学的韵味。1968年“五月风暴”发生时，阿隆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正好身处学生风暴的心脏——巴黎左岸的索邦大学。

阿隆把托克维尔当作一位分析法国革命前因后果的社会学家。阿隆在他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讲述到，即便是今天你去问一个法国大学生：“1848年的法国革命对法国民主进程起了正面的积极作用，还是起了负面的消极作用？”大多数的人都会说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但是托克维尔在亲身经历了1848年法国的种种革命事件之后，则深有体会地说，“他比任何时候都相信1848年的革命是一件坏事”，从政治上看，托克维尔不相信被他称为“私生子王朝”的路易·拿破仑专制会比路易·菲利普的君主立宪制更好。（参阅《社会学主要思想》）。

基于对自由这一终极政治关怀的考虑，阿隆在上世纪50年代初“铁幕”两边的论战中坚决地站在了自由阵线一边，与萨特等人向苏联专制政体眉来眼去的献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阿隆（右）与萨特（左）

知识分子的鸦片：醉心于革命，沉迷于幻想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法国人这样热衷于革命，而在法国人中最陶醉于各种革命的则莫过于解惑释疑的知识分子了。在法国，知识分子大多是革命的鼓惑者。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一直带着神圣的威望，成了一种神话。阿隆说：“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了民族遗产。法国人之所以醉心于革命这一字眼，乃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同过去的荣耀融为一体的幻想。”（《知识分子的鸦片》）又说：“对于在政治领域寻求消遣，信仰的对象或投机的题材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使人厌倦，而革命却令人激动。前者庸常乏味，后者却诗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员的工作，而后者是人民起来反抗剥削者的行动。革命会中止日常的秩序，并使人相信，最终一切都是可能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各种鼓吹革命的激进理论，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或精神鸦片。法国知识分子编织了各种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写于1954年，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的高峰岁月。法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这一冷战时期的论战中，站在了斯大林主义的一边，用纽约大学欧洲史教授托尼·朱特的话来说，“战后的巴黎知识分子在斯大林主义面前患上了集体近视病”。

阿隆回忆说：“为什么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善呢？”因为“革命的神话起了乌托邦思想之避难所的作用，它成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神秘而不可预测的中介体。暴力本身也成了吸引人，迷惑人，而不是令人惧怕的事物。在欧洲的左派中，尤其是在法国的左派中，那种工人当政的‘北欧无阶级社会’，从来没有像俄国革命那样具有高度的威望。”（《雷蒙·阿隆回忆录》）。

在阿隆看来，这是因为“革命的神话”已经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具有鸦片的功能。

历史的悖论在于，在一个拥有相对强大的左派势力的国度，各个左派势力之间却恰恰缺少现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重叠的政治共识，各种貌似激进的派别之间连对政治自由都没有共识，以致在大革命到达了纸面上的社会平等之后，又过了一百年，历经轰轰烈烈的多次流血革命，才于1880年第三共和国实现了政治自由，而且仍然远没有英美的民主宪政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从法国大革命到1880年的第三共和国，真正主张人身保护、陪审制度、出版自由、权力制衡和宪法至上的自由主义党派，一直仅仅是代表微弱的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像托克维尔和阿隆这样的有识之士在法国一直处于极少数派地位的原因。

虽然“左派”在法国具有相对高的威望，但在阿隆看来，那种统一的“左派”形象却是一些知识分子回顾过去时构想的一种历史神话，代表了对过去革命业绩的怀旧。法国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左派”，历来就是四分五裂、各执一端的偏激党团。

如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就有代表黑社会势力，主张暴力的布朗基主义者；代表小业主怀旧空想的蒲鲁东主义者，鼓吹均财富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像雨果这样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都是国民议会的代表，但却很少为了一些共同的持久目标而走在一起。

从挚友到对手：萨特向左，阿隆向右

阿隆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批发商家庭。阿隆和萨特在1924年同时考入巴黎高等师范。阿隆，萨特，还有一位尼赞，三人一起进了哲学系，成了在校期间最要好的“小伙伴”。

萨特是一个能唱歌，演戏，写诗，弹琴，并大谈哲学的多才多艺的能人高手。阿隆则是萨特谈哲学的最佳伙伴。当时的萨特对政治不感兴趣，而阿隆却是一个左派。阿隆于1926年加入了学生社会党，甚至还参加了几次社会党的游行活动。萨特一有哲学心得，便先找阿隆交谈。

阿隆对萨特“下笔之快捷，联想之丰富，思维之敏锐”感到惊奇。“两人漫长的散步是他们密切交流的机会。萨特思如泉涌，一个接一个的想法让阿隆招架不住。萨特不是著书，便是写哲学小品，他幻想与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等伟人齐肩”。

但是1928年毕业时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阿隆得了第一名，萨特却名落孙山；不过第二年萨特再考后也名列榜首。据阿隆回忆录说，自从波伏娃进入萨特的生活之后，萨特便逐渐与阿隆疏远了。但是那已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

▲阿隆（前排右一）与萨特（前排右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合影

萨特属于那种超级的天才。阿隆在其《回忆录》中仍然赞美萨特思如泉涌，笔如剑飞，三个星期可以写出三百五十页的手稿，一年常常读三百多部书！不单如此，他那丰富的想象，以及思想的创造性也令阿隆眼花缭乱。

阿隆还羡慕萨特的自信。在一次圣日尔曼大街上的散步中，萨特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位黑格尔一样的人物。然而不久阿隆又说：“萨特的激情和道德感常常是颠倒的，从而限制了他的识见的角度。”（《雷蒙·阿隆回忆录》）。

阿隆与萨特的关系在1930年代就远不如学生时代了。到二战之后和1950年代，阿隆明确地站在自由一边， 与加缪一起反驳萨特对苏联恐怖政策的辩护。但是两人关系的彻底决裂则要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期。

阿隆称“五月风暴” 是学生的一场革命的狂欢，是显示理性之疯狂的心理戏剧表演。阿隆写道：“学生从这种日常的枯燥常规中脱身出来的消遣，这种扮演出来的，而不是执行下来的准革命，制造出了一种同情，乃至热潮。街头的战斗变成了骚乱......在大学，乃至中学里，那些教师都陷入了激动万分的争吵，有些人跟从或引导愤怒的学生，另些人则筑起堤坝阻挡滚滚而来的蛊惑之论，乌托邦主义或白日梦想的洪浪，那些鼓吹更因生活在伟大历史时期的幻想而愈益膨胀。”（《雷蒙·阿隆回忆录》）。

▲“五月风暴”中，学生与警察的对峙场景

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向全体法国公民发表了一篇情感真挚的电视讲话，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扬和支持。次日，法国共产党在国会中的首领巴兰格宣布接受国会重新选举，标志着“五月风暴”落下了和平的帷幕。6月1日，阿隆即在卢森堡电台上讲话，首次用“心理戏剧”一语来刻画“五月风暴”：尽管街上时有战斗，但街头的整个气氛是欢快的，人们仿佛是天天在欢度节日。

坚决站在学生一边的萨特看了阿隆的评论后，于6月18日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一文，对阿隆和戴高乐总统都作了最无情的攻击。

萨特说，戴高乐号召成立“市民行动委员会”，号召邻居市民群体出来抵制知识分子激励学生，犹如是号召暴众出来谋杀。“现在法国已经有机会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戴高乐，也正是好时机让学生看到一个裸露的阿隆”。并说阿隆在索邦大学的讲课，都是重复他在战前做研究生时的那些老生常谈；阿隆作为教授应该受到学生的评判。

而且萨特一不做，二不休，还真的向索邦大学当局交涉，要求取消阿隆的教授资格。阿隆在《回忆录》中说，这是萨特对他所作的情绪化的人身攻击，把萨特降低到了一个粗俗之人的档次；从而不予回击，而让世人和他们两人的朋友来评判。

此后直到1979年，在世人重新检讨了红色高棉的惨剧之后，两人才再次握手言好，但那已是他们的垂暮之年了。

▲阿隆（右）与萨特（左）

朱特曾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指出，阿隆与他的同代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阿隆不仅充分认识到了，而且是着魔似的关注于现代自由政体的脆弱性，来自于无政府主义和专制的威胁。

从魏玛共和国失落前的危机，法国战后的“解放”时期的混乱，一直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阿隆的时评文章始终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秩序内在的脆弱性”。针对“五月风暴”，阿隆曾说，一旦学生的狂欢节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它就会比任何形式的秩序都更难以忍受。把学生的狂欢比作以往的革命是人们的一种误解。

恰恰是自以为坚持社会正义和普世的进步理念，使得萨特成了一个美国学者马克·里拉所说的那种无所顾忌的知识分子。萨特自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和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偶尔向反动势力使用暴力，或者是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也是正当的。

萨特与阿隆的区别，正在于萨特对自己鼓吹的思想没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正义社会的道德仲裁人。而阿隆则认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评判各种政治体制下的相对非正义时维持一种适当的道德责任感，做一个带着卑微公民角色的独立观察者。

▲雷蒙·阿隆

独行的现代堂吉诃德骑士

阿隆完全不相信各种理论所鼓吹的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在阿隆看来，任何历史研究学者都不可能知道人类的行动，制度和法律的意义；历史并不是荒诞的，但活着的人并不能把握它的终极意义。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诈”。

然而历史整体论的危险在于，在“历史的狡诈”失败的地方，人却出来扮演“替天行道”的角色了。这就是继承了启蒙传统，打着“理性”旗帜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傲慢了。

在某种意义上，阿隆继承了英语世界中的经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即由哈耶克，波普尔和伯林所代表的反极权主义的传统。

在经典自由主义的视野下，自由作为一种法治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在超越于个人的国家权力面前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包括自由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游离于政治共识之外的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不仅必需受到法治宪政上的制衡，而且要有各种民间团体的监督，不然即使在一个地道的自由社会中，自由也会受到威胁。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哈耶克等自由思想家在英语世界都是引导思想潮流并风靡一时的人物，而同样追随经典自由传统的阿隆在革命思想风起云涌的法国却像是一位过时的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骑士。

来源 | 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作者：傅铿；内容有删减，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当左翼激情弥漫法国时，雷蒙·阿隆的淡定从何而来？

阿隆认为，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我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无论认识和实践能力如何高超，终有不可逾越的限度，终有局限性。我们更多只是看到世界的表象，而无法真正去理解生活的世界。

因此，他为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他在时代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哪怕不被人理解，哪怕在法国备受冷落，却依然坚定地捍卫者法国人文精神的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遗产：理性与自由。

◎他的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他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的分子的处境。他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半个世纪后，重读阿隆，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锐惊叹，因为，阿隆的预言正在一一实现。

◎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阿隆基于权力和体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在对理论、历史、社会学三个范畴的透彻思考的基础上，阿隆进入对人类行为学的分析。他探索了有关治国方略的持久问题，阐明了一个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幽暗”观点的，也不同于理想主义者充满乐观情绪的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20世纪的历史：阿隆几乎经历了20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希特勒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事件、二战爆发、欧洲联合、美苏冷战、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五月风暴、越南战争、左翼联盟等。在那时，全世界都未看清纳粹及乌托邦思想的真面目，而他已然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袭击整个世界”。

为此，鼎力推荐“雷蒙·阿隆作品集”。阿隆的著作在国内比较零散，此次集齐非常不易：包含最新上架的《论自由》《历史讲演录》，与他的三部代表作《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以及他一生经历与思考的结晶《雷蒙·阿隆回忆录》。阿隆汲取了欧洲文明的主要精华，并在原有的自由维度上添砖加瓦，他对“意识形态”、“乌托邦”的洞见，直至今天，依然具有超时代的先见之明。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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