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鑫 | 《子藏·墨家部·墨子卷》前言

《子藏·墨家部·墨子卷》共收書一百三十六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四十六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墨子》白文本、節選本、注釋本、輯佚本、校勘本及相關研究著作，集《墨子》文獻及研究著作之大成。

一

墨子名翟，《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載：“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史記》未有傳，僅於《孟子荀卿列傳》之後附寥寥二十餘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其名籍、徒屬皆無記載。

墨子里籍，舊有三説。一説墨子爲宋人，唐楊倞注《荀子·修身》曰：“墨翟，宋人，號墨子。”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曰：“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清萬斯同《儒林宗派·諸儒博考》曰：“墨翟，宋人。”諸人均執此説，蓋因司馬遷《史記》“宋之大夫”而推演之。而《墨子·公輸》有言：“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清乾隆四十九年靈巖山館刊本，以下該書所引均出此本）墨子途經宋國，欲入閭門避雨未被接納，可見墨子未必爲宋人。一説墨子爲楚人，清武億《授堂詩文鈔·跋墨子》曰：“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以“魯”爲楚邑魯陽，斷定墨子爲楚國人。但《墨子·公輸》記載：“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墨子與楚王對話中稱楚軍爲“楚寇”，可見墨子爲楚國人一説不妥。一説墨子爲魯人，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曰：“墨子名翟，魯人。”《墨子·貴義》有“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此處記載墨子從魯國到齊國探友，《墨子·魯問》有“子墨子遊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説越王，越王大説，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此處記載墨子從魯國派徒弟公尚過前往越國宣傳墨家主張，越王嘆服，欲以五百里土地爲封賞從魯國邀墨子去越國。以上三説，今當以墨子爲魯人之説爲是。

墨子生卒年不詳。西漢司馬遷《史記》言墨子“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未曾確定墨子生年是否晚於孔子。西漢劉安《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説，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知墨子年輕時，正值孔門繁盛。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於“墨子七十一篇”下注曰：“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南朝范曄《後漢書·張衡列傳》有“公輸盤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注云“盤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言墨子在孔子後。《墨子·公輸》載：“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爲“止楚攻宋”歷經千辛前往楚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淮南子·修務訓》）此事當發生於楚惠王四十四年後、五十年前，唐余知古《渚宫舊事·周代上》曰：“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趨郢。”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此時爲其在位末期。此後，墨子再次至楚都獻書，《渚宫舊事·周代中》：“墨子至郢，獻書於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墨子晚年，齊國欲伐魯，《墨子·魯問》載：“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墨子極力護魯，批判齊國伐魯之不義。《韓非子·顯學》言“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歷代相關文獻僅記載了墨子卒後墨學之分化，而無墨子卒年。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墨子後語》言墨子“蓋生於周定王時”，“卒，蓋在周安王末年”，判定墨子年逾八十而卒。

墨子活動範圍以魯國爲主。《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言墨子在魯國學習周禮。墨子學成，發揚己之學説，即“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而後墨子學説盛行於世，“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遍爲儒墨矣。”（《淮南子·主術訓》）《墨子·魯問》載墨子與魯國國君探討如何使魯國强大之法：“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遍禮四鄰諸侯，驅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墨子·貴義》載墨子本人“自魯即齊”與故友論及自己行“義”的主張、“南遊於楚”與穆賀論及君王當不分貴賤、廣納諫言的觀念。《墨子·公輸》記載墨子得知公輸盤爲楚造雲梯攻宋後，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多人前往宋國守城穩定戰局，並親自前往楚國與楚王和公輸盤當面對峙阻止戰争之舉。《墨子·耕柱》載“子墨子使管黔遊高石子於衛”，其弟子高石子，不貪圖衛國俸禄及爵位，因衛君無道，不采納實行諫言而決然離開。墨子派弟子勝綽去齊國項子牛處爲官，但“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魯問》），墨子爲止齊攻魯，便派高孫子請項子牛辭去勝綽。至於墨子是否有仕於宋，尚有争議，《墨子》中除“止楚攻宋”有墨子援宋的記録外，少有墨子在宋國活動的記載。

二

《墨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載：“《墨子》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載：“《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舊唐書·經籍志》：“《墨子》十五卷，墨翟撰。”《新唐書·藝文志》：“《墨子》十五卷，墨翟。”唐魏徵《群書治要·墨子》節録《所染》《法義》《七患》《辭過》《尚賢》《非命》《貴義》等篇中的章節文字。唐馬總《意林》録《墨子》十六卷，和其他文獻收録十五卷者不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十一》卷二百十四云：“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録之精且約也。”即《意林》所載之篇卷內容，遵從庾仲容《子鈔》，所題“十六卷”，未必是《墨子》實有卷數。此外，隋唐文獻不乏收録墨子佚文者，《北堂書鈔》收《墨子》佚文六條，《藝文類聚》收七條，《白氏六帖事類集》收二條，《意林》收《墨子》佚文三條，另有《胡非子》一條、《纏子》二條和《隨巢子》二條等其他墨學著作的遺文。《宋史·藝文志》僅記：“墨子十五卷。右墨家類一部十五卷。”無墨家弟子書。此外，宋代文獻亦有收録墨子佚文，官修類書《太平御覽》引《墨子》佚文二十二條，《册府元龜》引《墨子》佚文三條。宋代私修類書數量增多、種類愈加繁複，采《墨子》佚文較多。《文獻通考·經籍考三十九》卷二百十二載：“《隋志》三部一十七卷，《唐志》同。《宋志》衹《墨子》一部。《墨子》十五卷。”元陶宗儀《説郛》卷四十六載“《墨子》三卷”。由於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十八年下令禁《道藏》，元代《道藏》盡數被焚，使得其中與墨家相關之書籍失其真貌、難以考索。

墨子十五卷 （周）墨翟撰 （清）葉德輝跋 明嘉靖間江藩刊本

今本《墨子》爲十五卷，清畢沅《墨子叙》云：“《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清乾隆四十九年靈巖山館刊本）明正統《道藏》本《墨子》，存目闕文者亡八篇：《節用下》《節葬上》《節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樂中》《非樂下》《非儒上》，文與目並亡者亦有十篇。所謂“六十一篇”，是將存目者八篇和總計亡佚之篇合爲十八篇。實則僅存七十一篇，亡其十八篇，故存五十三篇。明正統《道藏》本《墨子》爲迄今發現較爲完整之早期《墨子》傳本，此爲明代之後各家版本之祖本。

今擬將《墨子》五十三篇按“雜篇”“十論”“墨辯”“墨語”“墨技”分爲五大類：“雜篇”爲《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十論”爲《尚賢》（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節用》（上、中）、《節葬》（下）、《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樂》（上）、《非命》（上、中、下）、《非儒》（下）二十四篇，“雜篇”和“十論”主要記録墨子思想言行及政治主張；“墨辯”爲《經》（上、下）、《經説》（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注重闡述墨家認識論及邏輯論；“墨語”爲《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五篇，記述墨子同時人之辯論、遊説王公之言論及應答、教導本門弟子之言；“墨技”爲《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十一篇，涉及自然科學及軍事防禦之論。

三

春秋至戰國，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家天下”，轉而爲“禮崩樂壞”後諸侯各自稱王的“各家天下”，一時間諸子百家争鳴，統治者各需所求，尤以儒墨兩家最爲顯赫。

墨家思想有理想化、超前化與極端化、保守化並存的特徵。如墨子“尚賢”“尚同”“兼愛”等思想，主張愛無等差、不分親疏貴賤，爲平民階層走向士大夫階級勾畫出理想之圖，欲以構建穩定社會秩序，爲建立大同世界提出方略，但其實施難以衝破宗法制度下人際關係的禁錮。又如墨子“非樂”“非攻”等思想，認爲縱情音樂爲享樂，於民生無益，這僅局限於基本生存需求層面之實用主義，忽視禮樂具有的調節功能，未免不近人情且偏於極端；反對一切攻伐戰争，即使是順應歷史發展的兼并統一戰争，胸懷天下卻未洞悉歷史發展趨勢而故步自封，不進不取趨於保守。墨子學説興盛於戰國，墨家思想之核心價值觀以“治亂世”爲要，故一旦進入大一統政治格局，墨家治世價值觀便難以實現，墨學漸失生存之境。再如墨家科學思想之“力學”“光學”“幾何學”等研究，成果輝煌超前於世，但難以普及，無法適用於以農爲主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故多被視爲奇技淫巧，並未得到廣泛認可與重視。

墨家學派，集政治、軍事、宗教、科技、學術爲一體，常被冠以多種社會身份：學術派别、宗教團體、政治結社、工匠群體、戰鬥組織等。墨派實行“鉅子”制度，“鉅子”制度紀律嚴明。墨子在傳授墨學上，據社會分工授以自家學説，“談辯者”“説書者”“從事者”三類弟子因分工不同而授業內容各有偏重，可見墨子的教學方法是因材施教、因能分工。墨家門徒多以中下層平民爲主，且墨子對於門徒要求極嚴，“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墨子·貴義》）墨子學術指歸在於踐行，其學説重視口述、不尚文，墨子本着“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墨子·修身》）的原則，認爲言辭不在於豐富而在於有道理，不在於是否有文采而在於能否明察是非。墨家之所以能與儒家並爲當時最具名望的學派，源於墨學與儒學相對立的平民化色彩，墨家學説立足之本即爲反映社會中下層人民的心願。也因此，墨家雖志在“救世”，卻常直指社會弊端，過於激進，同統治階層思想行事背離而難以成事，更易招致各方打壓排擠。

墨學由顯而衰微之時間，於傳世文獻中未見確切記載。自魏晉至明清，由於墨家師祖墨翟生平不可考、墨家後學與傳授系統不清晰、墨家著述流傳不完整，墨學常被古今學者冠以“中絶”之名。韓非子言：“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韓非子·顯學》）孟子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墨學雖同儒學在先秦時被並稱“顯學”名噪天下，但“秦火”之後，墨家呈衰落之勢，而在“秦火”中同樣遭受禁絶的儒家卻能重新崛起並被奉爲正統，而後儒家思想同道家、佛家思想一起漸漸成爲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文化軸心，墨家則一蹶不振以至逐漸衰落，墨學沉寂千年淪爲“絶學”。

墨學逐漸衰落，以墨家內部分化流變始，至鉅子制度消失、墨家思想黯然。墨子逝後，墨學便開始發生流變：“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韓非子·顯學》）學派一分爲三，墨派分化已然成爲不可扭轉之勢。墨家各派分散各地，組織分散，又時有矛盾，如《呂氏春秋·先識覽·去宥》載：“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也甚險，將奮於説，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説王，王弗聽。謝子不説，遂辭而行。”雖然墨子主張墨徒當據各自所長去施展才能，强調“能談辯者談辯，能説書者説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墨子·耕柱》），但墨派分離之後，墨徒身份轉化有兩類完全違背墨家宗旨，即詭辯學者與惡勇遊俠。墨家後進有成爲先秦晚期名家末流之詭辯學者，胡適認爲：“墨家後進‘詭辯’太微妙了”，“不用明白曉暢的文字來講解，卻用許多極怪癖的‘詭辯’，互相争勝，終身無窮。”（《中國哲學史大綱》）名家惠施、公孫龍常被稱爲“别墨”，即因其論著襲用《墨辯》者甚多。《墨辯》文字雖古奥，但所論事理多取自平常，本並不存在“詭辯”，詭辯學者之所以亡，全因自身走向極端。又因墨門弟子不乏慷慨俠烈者，許多學者追溯後世遊俠多以爲源自戰國時墨者俠烈之風，梁啓超言：“《淮南子》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説：‘墨子之門多勇士。’然則戰國末年以逮漢初，其遊俠傳中人物，皆謂之‘别墨’可也。”（《墨子學案》）梁啓超將墨家學派後進者分爲正統派與别派兩類，“遊俠”之類自然不可以同墨門勇士相比，衹能劃爲“别墨”。説俠士之流不符墨家精神是因爲墨子並不主張以武犯禁，《墨子·耕柱》有論“子墨子謂駱滑釐曰：‘吾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墨家俠義精神之所在，當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言必行，行必果”（《墨子·兼愛下》），而不是“惡勇”之“以武犯禁”。墨家俠義行爲，有“墨子止楚攻宋”和“孟勝死守陽城”：墨子本人有膽有識、文武兼備，在止楚攻宋之戰時不懼個人生死、九拒公輸盤，並從容調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守城器械以待楚軍；孟勝死義陽城君，致使“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他與衆位墨者以義報德，纔屬俠義行爲，纔是墨者之“真義”。

由於墨學傳述者稀、遺編無幾，使得墨家不便於立類，導致《四庫全書總目》將其同名家、縱横家一併被列爲“雜家”。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到明清近兩千年間，能流傳的墨學著述甚微。《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記載：“此二士者（孔子、墨翟），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禄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約成書於秦王政八年（公元前二三九年），記録墨子故後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二二一年）之前，墨學發展仍然顯盛。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公元前二一三—前二一二年），墨家便開始同儒家一起在這場文化浩劫中遭受禁絶。漢初，墨學仍然具有影響力，在一些重要文獻中尚有記載和評述。《淮南子》裏有不少關於墨子的言論：“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訓》）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評論：“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到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墨學失去發展大勢，墨家學派一時間近乎銷跡。東漢王充《論衡·案書》中有墨學“廢而不傳”的論斷：“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至魏晉墨學著述數量逐漸減少，除了司馬彪、張湛引《墨經》注《莊子》《列子》之外，晉代僅有魯勝尚且精於墨旨，《晉書·隱逸傳》記載魯勝注《墨辯》：“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墨辯注》雖佚，但據《晉書》中保留的《墨辯注序》可知魯勝治墨之心：“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説，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説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除此之外，墨學著述少有其他，墨學於魏晉南北朝終於沉寂。

四

《墨子》因其思想學説與墨家精神的獨特性，歷代學者對此往往呈現兩種觀點：闢墨斥墨和識墨贊墨。通過闢墨斥墨或識墨贊墨之聲，可見《墨子》在以儒釋道爲主流思想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環境下艱難生存和發展的歷程。

戰國中期後，《墨子》已有被批判之音，莊子評曰：“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莊子·天下》）不僅莊子，孟子、韓非子、管子等亦對《墨子》有所批判，他們皆認爲墨家思想難容於世。

墨子刊誤二卷 （清）蘇時學撰 清同治六年羊城客寓刊本

漢至魏晉，《墨子》地位迅速衰退，墨學常被認爲“附儒”和“入道”。漢初，墨家思想被吸收內化漸融入道家思想中，司馬談於《論六家要指》中將黄老之學歸納爲“道家”：“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與此同時，《墨子》不乏被漢代著述引用，劉向《説苑·反質》以禽滑釐“錦綉絺紵，將安用之”與墨子“先質後文”之問答，集中凸顯墨家節用、節葬、非樂等基本思想。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墨子學説淵源追溯到“清廟之守”，亦指出墨家學説“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别親疏”之弊。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有儒家流派學人在尊孔崇經理念下繼承戰國“闢墨”之學術傳統，韓嬰《韓詩外傳》引用《荀子·非十二子》對包括墨家在內百家的批評：“夫當世之愚，飾邪説，文奸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王充《論衡》亦對《墨子》“右鬼”加以批判。魏晉時期，清談之風興盛，墨子形象被多重塑造，《晉書》《抱朴子》《魏書》等據墨子事跡將其大俠與大匠的形象進一步凸顯，葛洪《抱朴子》《神仙傳》等開始將墨子“仙道”身份納入道教神仙譜系之中。文藝理論批評興起後，劉勰對《墨子》作“執儉確之教”“意顯而語質”（《文心雕龍·諸子》）等品評，爲學術史上首次點評《墨子》文本特徵，劉勰亦論及：“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文心雕龍·奏啓》）體現出其對儒墨對峙現象的關注。

隋至唐初，從動亂走到統一，初唐士人開始意識到思想危機，對《墨子》的接受，突出於重識《墨子》拯救時弊之功，有意摘取《墨子》政術之鑒。如魏徵《群書治要》節録《墨子》篇章，將墨學上升爲帝王專術，分别從親賢遠佞、遵循法度、憂國憂民、節制有度、尊賢重能、勤政愛民、順行道義等方面給唐代統治者提供施政參考，有目的地重新闡釋《墨子》治世觀。盛唐以後，學術風氣開放，盛唐士人在初唐重識《墨子》的基礎上，更爲全面地理解《墨子》精髓，如趙蕤《長短經》取墨子言和諸子隔空辯論，從政治和軍事層面吸收《墨子》精華，並突出其進步層面，其論及君王治國之道，進一步發揮墨子“親士”“尚賢”“辭過”思想，提出君王要知人善用、絶不能偏私，同時要做到嚴於律己、以身作則，爲天下作表率。趙蕤的戰争觀，一方面繼承了墨子非戰思想，反對窮兵黷武、加重人民負擔；另一方面在除亂誅暴和防禦侵略之正義戰争中，强調應化被動爲主動，將被動防禦上升爲積極備戰，此觀點較之墨守思想有進步意義。中唐士人對墨家思想和精神再度發掘，如韓愈力排佛老而提出“孔墨相用”，以此改造儒學禁錮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使《墨子》重新獲取一定社會思想地位。又如馬總《意林》引《墨子》語爲自己立論，以墨家風範抨擊社會不良風氣。中唐士人亦有否定《墨子》者，如柳宗元提出“援佛入儒”並以佛斥墨，不認可《墨子》匡時濟用之功。晚唐時期，孟學成爲儒學復興新標志，《墨子》再次成爲晚唐後儒攻擊對象，極端者如皮日休，因其尊孟而要求“廢莊、列之書”，因其闢墨而要求“蹴及楊墨”。

宋朝文人學士總體風貌是進則儒家、退則釋道，對《墨子》的接受情況是：距墨者衆、宥墨者寡，加之理學漸起，理學家們排除異端之心强烈，《墨子》多次被視爲異端。宋初政治家、文學家和思想家致力於復興傳統儒學，推尊孟子爲正統。歐陽修和曾鞏二人即明確否定《墨子》，他們雖然也有些許識墨之舉，但主要以議論“墨學之害”和“勝墨之法”爲重心，認爲墨家思想無法真正施行，推尊並效法孟子“專言仁義”以勝楊墨之道的思想。相較其他北宋士人斥墨聲勢，司馬光對《墨子》則是褒貶各存，其撰《資治通鑑》於史論中引用墨子事跡或墨家學説，有肯定墨子賢德亦有否定墨子才能之處。北宋中晚期，文人學士對墨學指摘集中呈現出兩類：嚴格區分儒墨以至於“非韓”、集中抨擊《墨子》“兼愛”思想。關於“非韓”，王安石、蘇軾、程頤均有論述，王安石以匡正儒學正道爲己任，作《讀墨》批判韓愈《讀墨子》之“孔墨相用”觀點，蘇軾提出嚴格“儒墨區分”而批判韓愈：“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韓愈論》）韓愈並舉孔墨亦遭到程頤批判：“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二程遺書》）至於集中抨擊《墨子》“兼愛”思想，王安石認爲《墨子》“兼愛”不分親疏厚薄完全平等就是無父無君，其作《荀卿》曰：“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蘇軾認爲孔子之道纔是正道，並提出區分儒墨，蘇轍明確否定“兼愛”：“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際。”（《欒城應詔集·老聃論下》）程頤指責“兼愛”：“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二程外書》）程顥强調“兼愛”是“中和”之道的異端：“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二程遺書》）除了“非韓”、辯“兼愛”以外，北宋中期以來，文人學士還提出了多種辨墨之見，如王安石以爲《墨子》“尚同”之論是爲愚、“非樂”之論是爲寡，蘇轍另闢蹊徑提出了“以老闢墨”等。南渡之後，南宋士人“以儒闢墨”之音未斷，《墨子》仍被視爲“異端”，同釋老之學一起遭到理學家排斥，但《墨子》之害不及佛老成爲共識。雖然墨家思想不被南宋士人作爲治世治學之法，但也未被當成南宋時弊嚴厲打壓，以朱熹爲代表，將矛頭直指釋老之學，對於《墨子》批判則是縮小到異端思想的定性，以及具體學説的指摘。與此同時，“兼愛”是否影響理學先驅張載《西銘》之泛愛論，墨家思想是否受子夏言辭影響等，成爲學者們比對墨家思想與其他思想的關注點，文人學士們開始探討墨學源流，開啓了南宋文人學士研究《墨子》的一個新的開端。此外，南宋文人筆記著作中也曾引用《墨子》，譬如洪邁《容齋隨筆》和黄震《黄氏日抄》，很好地保留了《墨子》文本精義以及士人對墨學的評議，成爲南宋《墨子》接受的重要見證。

金元時期，諸子學全面衰落，《墨子》接受亦如是，而新興道教對《墨子》理論的重構和運用，使《墨子》成爲中國傳統道教轉型之重要理論支撑。金元道教神仙信仰發生動摇，人們不再沉迷於長生或修仙幻想，朝代更替、異族統治，社會矛盾促使道教宗教精神從出世轉爲入世，即從舊派道教注重個人修仙之道術轉爲新教派修煉以度世，信奉者修習目的轉向拯救當下塵世苦難，道家神仙開始走下神壇。新興道教不再拘囿於傳統道教陰陽術數和神仙方技，開始實踐道教新義，重新吸收包括《墨子》在內的諸多思想元素，而《墨子》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助互利，更是成爲新道教在亂世之中秉承濟世度人重要思想的來源。興起於北方之三大新興道教派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即對《墨子》有所吸收：發揚墨家自苦精神，如全真教提倡“苦修”、真大道教以“苦節”；繼承《墨子》“節用”“兼愛”等，如全真道主張自給自足、一切從簡，太一道崇尚衆人平等，倡導人與人不分貴賤貧富、生老病死皆應施予援手。此外，元代文人學者對《墨子》的接受多以總結考證墨學源流或輯録《墨子》文本爲主，如馬端臨著《文獻通考》，以史學家眼光考證墨家思想流傳與墨學分流和衰微、《墨子》版本流傳以及“儒墨相争”之由來，同時還補充考證墨家弟子身份，對托名墨子或墨家著作進行辨僞。又如陶宗儀輯《説郛》選録《墨子》十三篇，嚴謹摘取《墨子》文句，少有人爲篡改，爲元代《墨子》文本保存提供了一個較好範例。

自明清以來，諸子學復興浪潮掀起，墨學雖仍遭到一些人的批評，但復興態勢尤爲可觀。治墨學者們致力於還原《墨子》文本，試圖以此恢復墨學學術根基。明初士人承襲了宋元理學“斥墨”理念，宋濂《諸子辯》雖稱許《墨子》“節用”主張，卻以援儒入墨理念强作解説，劉基《郁離子》雖化用《墨子》“明鬼”思想，但仍贊許孟子闢墨立場。明中晚期，胡應麟在對儒墨之争實質考論基礎上申發墨學爲異端。隨着《墨子》文本之流行，墨家思想開始從艱難晦澀之文中跳脱出來，逐漸打破異端禁錮。李贄一反傳統排斥《墨子》之偏見，作《墨子批選》，極力肯定墨家思想。此外，還有王陽明、王世貞等人對《墨子》亦有評價。明朝中後期書籍刊刻事業繁榮，《墨子》被大量刊刻，評價和校準《墨子》文本增多，如陳深《墨子品節》、陳仁錫《墨子奇賞》、郎兆玉《墨子評》等著作。清初，程朱理學官方意識確立，理學重構後，理學家們又以異端思想抨擊《墨子》，如熊賜履《學統》將《墨子》歸爲“異統”，韓菼、朱彝尊對《墨子》進行非難，更有甚者，盧錫晉著《墨子論》，對墨家學説本身及韓愈“儒墨互用”進行駁斥。亦有清初學者肯定《墨子》，傅山釋《墨子·大取》就試圖從《墨子》文本入手，通過文字分析來發揚古聖先賢之道。乾嘉考據思潮盛行後，《墨子》和墨家思想再度被肯定，此期文人較注重《墨子》考證訓詁，汪中、畢沅、張惠言、戴望、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俞樾等人對《墨子》進行注解點評，雖然大部分是爲考證經史，初衷未必在於發揚墨學，但輯佚、校訂、訓詁之後，學者們逐漸不拘於文字。汪中校對《墨子》並作《墨子序》，表明了治墨不應衹專於考辨，他積極爲《墨子》正名，覺得墨子與墨學不應受傳統儒學排斥：“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説，而未睹墨子之本書，衆口交攻，抑又甚焉，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辠。雖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埓，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老子之絀儒學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汪中此番觀念在當時頗受争議，翁方綱作爲理學代表就予以極力否定。畢沅《墨子注》爲最早全面注解《墨子》文本的成果，張惠言雖非難墨家思想卻作《墨子經説解》，實有功於墨學，江有誥、姚文田從聲韻角度對《墨子》進行探索，朱亦棟、洪頤煊、許宗彦等對《墨子》文本進行注訓，又有王念孫在畢沅《墨子注》基礎上重加訂正而著《讀墨子雜志》等，《墨子》校勘成果尤爲豐碩。晚清以後，蘇時學、俞樾、吴汝綸、于鬯等學人對《墨子》文本繼續展開注訓、考釋工作，至孫詒讓作《墨子閒詁》，墨家精神在此著作中備受推崇和贊賞，其亦成爲《墨子》考辨之集大成者。總而言之，明清以來文人對《墨子》文本之考據，使得《墨子》研究在後世得以深入發展。

五

《墨子》文獻之纂輯，前有臺灣學者嚴靈峰《無求備齋墨子集成》，後有任繼愈主編《墨子大全》，爲學界提供了豐富的《墨子》文獻。我們通過對目前存世的《墨子》資料的全面考察，發現這兩部文獻集成還存在一些不足。在《子藏》“求全且精”編纂原則的指導下，充分考慮《墨子》本身的特點，我們編纂了《子藏·墨家部·墨子卷》。本卷的收書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版本的遴選。在系統梳理歷代《墨子》傳本的基礎上，本卷收録白文本七種，如明正統《道藏》本、明嘉靖間江藩刊本、明萬曆四至五年南京國子監刊《子彙》本等，均堪稱善本；《墨子》注本如清乾隆四十九年靈巖山館刊本、清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等，亦各有特色，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墨子校記 （清）翁方綱撰 稿本

稿抄本的收録。在《墨子》傳本中，有一些比較稀見的稿抄本。本卷凡收入稿本二十種、抄本四種，其中有出於翁方綱、張惠言、王仁俊、葉瀚等名家之手者。這些稿抄本的收録，也凸顯了《子藏·墨家部·墨子卷》的文獻價值。

名家校跋本的搜集。本卷於名家校跋本之搜集同樣不遺餘力，今所收録名家校跋本有出自葉德輝、戴望、張肇憲、華世芳等之手者，校跋者均爲文獻學大家，版本學、校勘學价值甚高。

墨學雖然在戰國末期後逐漸衰落，但《墨子》一書被有幸保存下來，這部書對於瞭解戰國時期墨學流變以及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子藏·墨家部·墨子卷》的編纂出版，必將推動墨學及相關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二〇二二年十月

弘文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大项目编辑室

供稿 | 司领超 编辑 | 田秀丽

监制 | 隋阳

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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