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与王东升的交叉路口

转载自CV智识

段永平与王东升，是中国工业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个领袖人物。

他们都是“老三届”，工作于改革后，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给了他们最初的职业启蒙：从1983年到1986年左右，两人短暂地交集。

但是两个人最终却创造出了OPPO、vivo和京东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企业精神与工业样本。段永平持“本分”，从无到有一手打造了今天的消费电子王国，王东升秉“报国”，在774厂的废墟上重建了京东方的新大厦。

王东升出生于1957年，段永平小他四岁。

1992年，王东升35岁，在众人殷切的期待下，他接过了北京电子管厂的烂摊子。刚上任之初，这家在市场化改革中落魄的老牌国企已经连续亏损4年，老员工在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度日，在商场做售货员比在电子管厂当工人还要强得多。

到了1996年，段永平也35岁了，他刚离开中山市自己一手做起来的小霸王，来到东莞创业，这应该是他来广东的第7个年头。

此前，“阿段”还是“小段”。在1983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段永平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前一年，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王东升被电子工业部选中，成为杭电来京工作的10名优秀毕业生之一。

1983年到1986这3年间，段永平和王东升的人生在北京电子管厂短暂地交集。后来，段永平在人民大学读了一个经济学的硕士，觉得在北京“拼爹”不过，广东更适合闯荡，于是义无反顾的扎进了下海潮。

一开始在北京有头有脸、尚且盈利的国营电子工厂，而后到了中山亏损的小电器工厂。放到今天来看，段永平读了一个硕士，选择似乎并没有好多少。

事后看来，段永平的选择是对的。在硕士和博士扎堆的北京，没有人会让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当一个部属电子工业企业的一把手。没有人赏识，没有人重用，年轻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但什么都不做”。

但在中心城区弱势、镇域经济发达的佛山、中山和东莞，段永平的学历放到今天都特别稀罕。因而在原厂长不想干、转而做贸易赚快钱的背景下，段永平毫无意外地被推举为一厂之长。

相比起段永平在国营企业的郁闷经历，王东升似乎要幸运许多。

刚入厂，王东升的领导—北京电子管厂的总会计师原孝钟就告诉他，是自己把他从电子部要过来的，勉励他要“实业报国”。

1983年初，在原的力荐下，王东升被提拔为财务处副科长，1987年，时任厂长通过部委关系，送王东升到香港实习了3个月，1988年，31岁的王东升已成为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

即便“少年得志”，王东升依旧觉得没盼头。在那个下海风行、国有企业艰难市场化改革的年代，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纷纷逃离国有企业。

鬼使神差，王东升几度动过离开的念头，却每每被老领导和老同事的寄托和期盼所打动，最后成为厂长，带领北京电子管厂蜕变为今天的中国面板之王—京东方。

段永平与王东升，这是中国工业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个领袖人物。他们都工作于改革后，北京电子管厂给了他们最初的职业启蒙，但是两个人最终却创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企业精神与企业样本。

段永平所创造的步步高及今天的OPPO、vivo，其兴也勃，其存且长，是民营企业全球终端电子消费品的典型样本。王东升在北京电子管厂基础上改制创建而来的京东方，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参与资本、技术与人才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的成功典范。

OV和京东方的背后，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更是中国电子工业南北两派的故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段永平和王东升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他们同时塑造、或者说重建了中国的电子工业——尽管他们的方法和路径如此不同。

失落的774厂

当段永平和王东升从杭州来到北京电子管厂（又称774厂）时，这个曾经令工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国营电子工厂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774厂一度是北京、乃至全国电子工业的先驱。

在计划经济时代，774厂首任厂长—晋西北老革命周凤鸣将工厂打造成了中国电子工业的一个传奇。在体制内，774厂却自发地从无到有建立了供应链、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体系。

774厂投产过程中，因为苏方不能如约供料，周凤鸣决定采取国产材料的替代方案，从零开始建立电子工业的材料产业链。当时，为了获取电子管的主要材料云母片，周凤鸣派人到四川丹巴的高山上往下背矿石，后来，774厂还参与制定了电子管专用云母的工业标准。

774厂自发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意识也远超前于时代。

1957年，周凤鸣在预见到半导体技术的前景后，即开始研制褚晶体管；1958年，774厂成立了产品设计所和专用设备设计制造所，这相当于今天工业企业中的R&D部门。除了计划范围内的军工产品，774厂还开拓了民用收音机市场，在铁路沿线和海关宣传自己的“北京牌电子管”。

好景不长。1961年之后，因为财政加强国营企业管控、支援三线建设和第三世界建设、频繁的资产划转，以及分配趋于“大锅饭”，774厂无力维持更具进取性的技术研发计划，各项重要资产的分离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增长。

到了段永平、王东升进厂的80年代初期，774厂的荣光正在慢慢消散，一线电子工厂的骄傲正在变成失落。

改革开放之后，774厂可谓内外交困。作为一家服务于军工需求的电子企业，国家财政节流导致军品订单大幅下降，774赖以吃饭的主力靠不住了；同时，774在民用市场竞争力严重不够，因为半导体技术发展中断，774的产品比不过进口货；加之通货膨胀严重，原材料、能源价格飞涨，成本和费用反而涨了。

到了1985年，774厂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

段永平的离开是不是与此相关？有可能。一个江西人在杭州念书，来到北京上班，人生地不熟，公司效益还不好，这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工科生来说情况不妙。怎么办？段永平攻读了人民大学的一个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

根据人民大学校友的回忆，1985年到1988年的人大，还足以与清北匹敌。经济系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经济系的风气偏学术，历年的学生毕业去向也以国营企业和仕途居多。

然而，段永平在网易博客上称“我看书真的不多，有时翻书，很少有看完的”。如果段的描述属实，经济系的课程对于一个不爱读书的人来说有点痛苦，但西方经济学对于经营的启蒙，或许已经足够。

在人大经济系硕士的职业去向中，段永平应属极少数的存在。段在网易博客上对于自己早年的经历做了颇多回忆，他是这样讲的：

1、至于留北京，找过几个单位，总是听说谁是谁的儿子，我就想，我是谁的儿子？！

2、我在国营企业呆过，研究生毕业后还去佛山一家企业干过。

因而，后来闻名天下的中山小霸王，应不是段永平的第一站。从佛山、中山到东莞，段永平对于城市的选择即使放到今天来看都是“非主流”的，段待过的三个城市，都是珠三角的卫星城，但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这几个市都是以各镇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一镇一品，且均以实业为重。

不留在北京、不去广州和深圳淘金，偏偏跑到高材生普遍不愿意搭理的城市去干制造业，用今时的眼光看，段永平像是“下沉市场”的鼻祖。

就在段永平离开774厂、南下广东之际，王东升也动了离开的念头。

王东升勤奋，且前卫。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王东升宿舍公寓的墙上贴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作为一个财务人员，在774厂，他第一个提出财务电算化，并且倡议财务人员要学英语，在对日贸易中，王东升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时候提出应以美元结算。作为774厂的种子培养人才，王东升得到了一众老将的器重。

越是思想前卫，越是失望。1988年，31岁的王东升成为774厂最年轻的副总师级领导。上任3个月，王东升想出了一个改革方案，并给副总师以上级别的领导讲话，不到5分钟，台下鼾声一片。

一身本领无处施展，王东升萌生离意。老厂长得知此事，老泪纵横，说服王东升留了下来。

1992年，总会计师王东升向全厂做财务报告，现实令人绝望：

截止到1991年底，企业累计账面亏损2895万元…总之，企业严重亏损，生产技术设施日益陈旧，人员负担越来越重，国家不管，只有靠借钱来维持，借了钱又增加亏损，给你项目投入钱又出不来效益。

王东升又想“下海”了，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前途考量的理性决策。当新厂长位置找到他的时候，王东升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甚至在新班子成员被提前公布后，王东升仍三缄其口，不作表态。最后，有一个老同事劝他留下来，王东升反问“凭什么留下来”。那位同事答到：

就凭让我们的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

1992年，王东升还是留在了北京的774厂，成为厂长。这个时候，774厂的离职员工段永平也在中山当厂长，他做了一个决定：抛弃租来的台商“创造者”的牌子，给公司起名“小霸王”。

广东“阿段”与北京“王厂长”

“小霸王”的名字来得很随意，是段永平和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拍脑袋想出来的：

有人看到小霸王汽车说不如叫“小霸王”，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对我们这类产品的取名感觉很有个性比较容易记住。但霸太复杂是缺陷，在推广中带来很多困惑，小和王笔画简单，霸字笔画太多不均衡，传播性和异议性都很好，传播效率高。

段永平对小霸王下了很多心血。小霸王创建和成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到今天都还在影响着OPPO、vivo。“本分”是段永平经常挂嘴边的一个词，对于这个企业观念，段回忆到了他曾经做过的一件错事。

在刚做小霸王时，段从一个台商那买了一批散件来组装，东西质量还不错，并且多给了2%的spare parts（余料）。但对于组装过程中坏掉的东西，段没有给钱，台商不开心，这张不开心的脸让段永平记了很久：

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事，反省了很久，终于觉得是自己错了。

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段永平往他的“stop doing list”（莫为列表）上不断地塞各种准则：不赊账、不拖货款（供应商）、不做不诚信的事、不攻击对手（竞争对手）、不讨价还价（高效的销售体系）、不打价格战……

得益于在小霸王积攒的口碑，段永平出来创建步步高时，别人相信他的“公平、为人”，放心把钱交给他。

这段历史越往后面越被描述的神乎其神，失去了“平常心”。有人在博客上问段永平他在35岁的时候在干嘛，段的回答是：

35岁时刚刚和大家一起创办步步高，没时间想别的，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最早的出发点很简单，赚点钱过好点的日子，但“君子好逑、取之有道”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有。

段永平创建步步高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他原本一开始跟老板谈好只带走6个人，但小霸王换了新领导之后，“看谁都是阿段的人”，于是把这些人全部开掉了，这些人打电话问段永平：

阿段，我们现在干起来非常不愉快，能不能上你那儿去。

段永平觉得“不能不收”。这是他的责任。但是对于夫妻在一家公司上班，他抱有警惕的态度。或许是在774厂工作的经历刺激了他，他在很多行事风格上几乎是国营企业的反面，无论是洞察市场化需求，还是杜绝近亲任用。

尽管段永平一直号称自己“胸无大志”，但他拒绝做的事情，塑造了一个“敢为天下后”、却又始终能够屹立消费电子潮头的长青基业。

在步步高一线管事的时候，沃尔玛供应商想下100万台VCD单子、南方贝尔的代表要下“巨量”的电话机订单，段永平都不和他们谈，直接拒绝，因为“想做自己的品牌”，而做OEM要应对诸多不同客户的灵活需求，长远来看没这个精力。

对于段永平先后赖以致富的游戏机、VCD、DVD、电子教育产品等，段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发财之迅速令人叹为观止。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段永平在当时那个时间段所瞄准的每一个消费电子品类，同时都有千军万马一起冲上来去做，但每当潮水褪去，段永平总能全身而退。

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段永平在北京屡屡不适应，在广东却像开了天眼一般，在十年的时间里就能建立一个基业长青的商业帝国？

这当然离不开珠三角电子产业链的鼎力相助，但是段永平所塑造的商业帝国的基业长青，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地区企业的平均水准。千禧年之际，段永平回到“亲切”的人民大学做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做企业就像农民种地，干花边的事情没意思，要根据“本分”来做事情，避免干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

基业长青的秘诀或许就在这里，但是这太难了。在段永平体会到基业长青秘诀之际，王东升正在百般尝试，以扭转774厂的惯性下滑。

首先是钱的问题，774厂不仅账上没钱，还欠银行一屁股债，怎么办？

王东升搞了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债转股”，并从员工处集资成立了新公司“东方电子”。然后是怎么扭亏，王东升下放774各个子公司令其自负盈亏，当然冗员有序裁撤也是不可避免，为此王东升专门请厂子里面的老人负责维稳。最后是怎么赚钱，这一步就讲究了。

下放的子公司找到了五花八门、而又耳熟能详的赚钱项目，但最后大多打了水漂或止亏停产。这些项目包括了：

营养保健茶、爽口液、北京烤鸭、出租车、制冷设备、节能灯…

最后，公司做成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把老办公楼改造做成了地产项目，收租；另一个是遵循当时的合资路线，与日本旭硝子合资成立了“北旭”，做CRT彩色显像管的玻璃原料，这个唯一的科技项目之所以能成，是因为公司在这个技术领域一直做，充分利用了774原厂的条件。

对于老古董般的774厂而言，开外资厂一扫老气。为了吸引合作，王东升发起了“公共卫生革命”，其中有两个问题：员工在配电柜里养鸡、猫、狗，在王东升视察厂房的时候跑了出来；工厂小路上的垃圾堆了20年，足足花了2两年时间才打扫干净。

更加离谱的是，在王东升接待美国公司代表吃饭的时候，苍蝇跑出来了，老美见着苍蝇就打，都打到菜上了。老美看着王东升不好意思，把菜拨了，对王东升讲“没关系，我继续吃”。由此饭厅也成为一个整顿的热点。

与外资厂的合作一整企业经营涣散之风，起到了训练人的作用。但外资合作方严控技术，且公司架构死板，中方全无自主权，长久让人生厌。

东方电子参股超20%的北京·松下电子管厂，中方“22年都不能自己设计出个管子”，京东方由合资办企业学到的经验，印进了这家企业的基因里面，为其后收购韩国现代的液晶产线、自主建线埋下了伏笔。

真正的转机在于“财技”。在发现用权益法核算北京·松下厂利润使公司财报每年多增几千万的利润后（实际并没有收到这么多钱），王东升瞄准了当时刚开闸、不限名额的B股，最终在1997年6月募资3.5亿港币。

有了钱，东方电子由此在新建的合资公司中居于控股地位。1997年，东方电子与冠捷合作，生产台式电脑的CRT显示器，1999年投产后盈利。2000年12月，东方电子得以在A股上市。因为当时上市公司里面含有“东方”字眼的太多了，于是高层直接改名叫“京东方”。

在上市后，京东方曾做过IT终端产品，但因与企业技术实力关联太远，后来放弃，继而专攻有历史渊源与技术基础的显示行业。

2003年，京东方B股增发了20亿港币，公司手头有30亿现金，有人建议拿钱买望京的地皮。对此，王东升说：

如果连我们这些人都去做房地产，那谁来搞工业化？

“生而干高技术工业”，兜兜转转，774厂又回来了。

退与进

千禧年之际，在做好业务安排之后，段永平远赴美国。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即便段身在美国，这并不能妨碍他的商业帝国的继续成长，除了借钱给员工买股、以分红还钱，段说他走之前“不知道怎么找职业经理人，直接找的老板”。

段永平在网易博客上反复强调，自己也就是一年回国一两次，叫大家好好干，但大家干好了好像就成了自己的功劳。

段永平的故事在中国公司中是一个绝对的异类。

在业务多元化、跨界等各种新鲜名词此起彼伏之际，段丝毫没有改变简单而又执着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似乎是平行移植到了今天的段系公司。

直到今天，OPPO还将“本分”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在2019年初的公司决策委员会上，管理层决定往“本分”的企业文化里面再加一条内涵：敢于质疑，敢于挑战，通过批判性思考，以抓住事物本质。过了十几年，段系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还是那种大爷大妈和高中生都能听懂的话。

尽管段系公司看起来总是感觉没那么“性感”，但是随着从外资公司所看不上眼的“鸡肋产品”到OPPO的高端蓝光DVD得到了PCMag的Reader’s Choice奖，段永平在2011年的博客中表达了他的期望：

一直觉得OPPO的企业和产品文化有很多地方和苹果很相近，也许有一天OPPO也可以像当年SONY改变世界对日本产品印象那样改变世界对中国产品的印象。希望在21111112之前能看到这一天哈。Anyway，希望不久我们的智能手机也能得到这种评价哦。

离2111年还有92年，段永平对于寿命的预期是乐观的。

段永平在美国过着隐士般的退休生活，津津乐道于苹果出的新机，在雪球上200块钱一条回答一些提问者都不清不楚的问题，有时他还会研究“非常实用的做菜秘诀”。

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就没这么幸福了。

带有军工底色的天之骄子执意在2003年进入了日韩巨头厮杀的TFT-LCD液晶面板产业，从进入这个高技术、资本壁垒行业的第一天起，外界的非议就没有停止过。政府巨额补贴、巨额亏损、管理层MBO…直到京东方终于花了十多年时间扭转了全球的液晶面板供给格局、赚了大钱，非议停止，外界的声音由此转变为“民族脊梁”。

相比于段永平平淡无奇的“本分”，王东升和京东方的话语体系是“报国”。延续自上个世纪国营军工企业的骄傲，京东方的企业文化是独特的，他的遭遇和赌注也是独一无二的。

或许是命运的巧合，无论段永平，还是王东升，他们在做的事情，最终都在某种意义上重现了774厂的工业奇迹。

如今，在段永平、王东升都退位之时，还有谁能够继承中国的工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