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2023年要把稳增长和治失衡结合起来

战略高度看待稳增长，谋一年与谋五年要衔接。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梁宵

编辑｜米娜

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2023年终于来了。

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经济也踏上了逐步复苏的进程。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在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五个方面做出政策部署，并提出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具体举措。

统筹发力之下，2023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会获得怎样的提升？实现发展预期的挑战是什么？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重振的路径如何？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又在哪里？作为重要发展引擎的数字产业和房地产业又该如何恢复良性健康成长？

就上述问题，《中国企业家》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他对宏观政策、混合所有制改革、产业创新有着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并基于此撰写了《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芸芸市场主体，需要在乐观而稳定的预期中才会积极地开展经营，大众只有在这样的预期中，才会增加开支，因此企业家的预期、人民大众的预期都会影响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如果相信国家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会共克时艰，共创经济增长新业绩。”

这，也是大众对2023年的共同期待。

此次采访要点有：

1.必须争取实现“双5”目标。只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增长潜力得到更多释放，每年增加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速并不困难。比如每年只要有一部分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可能增加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速，而不需要去搞什么政策刺激、债务扩张。

2.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方面的表述，更像大白话，而非排比句，更反映了真切用心。但要落到实处，还需继续努力。

3.总地看来，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管是粗分为三重压力，还是细分成千头万绪，认真地捋一捋，主要还是民间信心能否转强、民间潜力能否释放。可以说，文件已经很多，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可信承诺，这是下一步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4.国内消费并不是想扩大就能扩大的。十几年来，这个问题即使得到了一些缓解，但一直有待根本解决。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消费需要收入做支撑。也就是说，居民收入上不来，国内消费就起不来。所以从根本来看，以及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特别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现在许多所谓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政策建议，忘记了这个基本逻辑，把心思都放到了“耍花样”上面去了。

5.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还面临着多重失衡：一个是工业和服务业之间严重失衡；二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严重失衡；三是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四是国有和民营投资严重失衡。这些失衡，从短期看拉低了年度经济增速，但如果多年延续下去，就会使我国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广泛、更加严重。所以2023年要把稳增长和治失衡结合起来。

6.现在各地又在重置房地产政策，一些不好的老政策得到调整，这是好事。但是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转向刺激房地产。房地产的长期健康发展，需要的既不是一股脑的压制性政策，也不是一股脑的刺激性政策，而是政府承担政策性住房责任、市场发展商业性住房产业。

以下为张文魁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内容，有删减。

谋划“双5”增长，释放民间潜力

《中国企业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并对2023年经济运行做出“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你对2023年经济增长形势的分析和建议是什么？

张文魁：首先必须承认，经济学在预测或设定经济增速方面有许多不佳记录，即使那些最复杂的模型也难以周全考虑所有影响因素及它们的动态变化。而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又处于趋势性下滑通道和脉冲式扰动区间，更不容易进行准确预测。

但是，大多数比较严肃的学者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那些脉冲式扰动因素，也不考虑重大的体制变革因素，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目前处于5％~6%之间。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对一些易受不同专家主观判断影响的因子进行了推敲。从疫情之前的增速变化轨迹来看，2018年增速为6.6%，2019年降到了6.1%，所以大致可以判断，从静态角度来看，2023年的潜在增速很可能已降到了6%以下，但应该仍在5%以上。如果2023年因为解除疫情管控而使缺口得到一定程度回补，当然实际增速达到6%以上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仍然应该对疫情和其他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有一定考量，所以把2023年经济增速设在5%以上是比较合理、比较靠谱的。

但我基于自己的一些研究，认为这还不够，必须要争取实现“双5”目标，就是从2023年开始的5年里，每年都要实现5%以上的增长。从已经发布的许多机构的预测分析报告来看，好像这不太可能，但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我国民间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只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增长潜力得到更多释放，每年增加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速并不困难，比如我和我的同事曾就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速的提振效应做过量化分析，每年只要有一部分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可能增加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速，而不需要去搞什么政策刺激、债务扩张。基于潜力释放的增速提振，背后实际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十大恰恰非常注重这个方面。

这种良性的“双5”增长，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求？看一看我们的统计数据，2022年前11个月民间投资只增长了1.1%，而国有投资增长了10.2%，这样的差距不就显示了民间潜力远远没有得到释放吗？

《中国企业家》：强调“双5”目标的意义是什么？

张文魁：前面说了“双5”的可能性，那么必要性是什么？基本必要性当然是让经济更繁荣、民生更舒展，同时也是实现二十大提出的2035年目标的必要保障。

二十大提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约会是多少？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受未来十几年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和我国汇率的影响，我也做了一些研究，至少应该在3万美元左右，甚至在3.5万美元以上。我国2021年的人均GDP只有1.25万美元，如果未来5年不能把实际增速保持在5%以上，实现2035年目标就要打一个大问号。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稳”，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把稳增长放在首位，同时提出要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既要做好当前工作，又要为今后发展做好衔接。中央这个“统筹当前与长远”“为今后发展做好衔接”的考虑，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看待稳增长，谋一年与谋五年要衔接，所以必须从2023年开始，长短结合、整体考虑、综合谋划，把经济搞上去，这就是“双5”增长的意义。

《中国企业家》：2022年经济增速预计只有3%，要实现“双5”目标，当前亟需解决的发展挑战是什么？

张文魁：这么低的增速，当然与疫情因素有很大关系，但也不尽然。中央2021年和2022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都指出了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不是凭空而说，而是针对实际情况。

供给冲击，不单是疫情管控和外部环境恶化造成的供给受阻和中断，也包括国内许多行业和领域没有足够的进入—退出自由度，从而导致供给韧性和供给品质较差。

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我注意到，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方面的表述，更像大白话，而非排比句，更反映了真切用心。但要落到实处，还需继续努力。

总地看来，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管是粗分为三重压力，还是细分成千头万绪，认真地捋一捋，主要还是民间信心能否转强、民间潜力能否释放。中央在过去几年里出台了很多重要文件，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文件，后来的依法保护产权的文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文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文件等。可以说，文件已经很多，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可信承诺，这是下一步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果我们还是不断出台各种文件，但民间社会、民营部门哪里记得住那么多的文件内容和条款？甚至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人曲解文件精神，乃至戏谑文件内容，譬如把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文件精神理解为要搞统一调拨、集中分配，这就背离了发文件的初衷。

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而非刺激消费“耍花样”

《中国企业家》：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中，提振居民消费被认为是当前重要举措，在你看来，借此提升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张文魁：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要持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不可能不把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摆在首要位置。但恰恰在这方面，我们走得并不太顺利，从而压低了经济增速。

仔细分析数据，就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即2000年到2009年，国内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算术平均值为51.5%，此后十年，也就是2010年到2019年，上升到59.2%，似乎内需贡献提起来了，但实际上再看国内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速的数字，前者平均为5.3个百分点，后者降到了4.5个百分点，2019年只有3.5个百分点。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差？因为经济增速在下滑，国内消费实际拉动的增速在降低。

退一步说，即使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60%甚至65%左右，对于一个人均GDP一万多美元的经济体而言，一点也不高。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空间，譬如把这个贡献率提高到70%以上是完全可以的。更何况，经济增速的目的，也主要是让国内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

但是，国内消费并不是政府想扩大就能扩大的。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把扩大内需提到战略基点的高度。但十几年来，这个问题即使得到了一些缓解，但一直有待根本解决。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消费需要收入做支撑。也就是说，居民收入上不来，国内消费就起不来。

《中国企业家》：那么如何持续、有效地刺激居民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现在一些地区已经启动了发放消费券的措施，还有专家认为政府甚至可以直接发钱，这些措施可行吗？

张文魁：刺激消费、方便网购、打造新的花式消费场景等，这些花样有没有用？可能局部有用，但不过是这边的水流到那边，消费总量并不会明显增加。消费券也可以发，但其撬动作用，主要还是一个搭线启动（jump start）的作用，并没有给车子的油箱加油，不过是把消费能力进行了时间上的重配而已。

从根本来看，以及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特别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现在许多所谓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政策建议，忘记了这个基本逻辑，把心思都放到了“耍花样”上面去了。

二十大之后不久，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3-2035）》就特别提到，要提升就业质量、增加劳动者收入，创造更多更高质量更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和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以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通过健全公共服务以合理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导向，下一步关键要看具体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成效。

稳增长、治失衡要结合起来

《中国企业家》：你曾提到中国经济结构的几对失衡：一个是工业和服务业之间严重失衡；二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严重失衡；三是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四是国有和民营投资严重失衡。当前，这几大失衡的状况是怎样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张文魁：过去三年里，这几大失衡越发严重。疫情管控对服务业、特别是传统服务业的伤害，要比对工业的伤害大得多。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在许多月份都不算低，甚至有时能达到5%甚至6%的高度，但服务业生产指数好的时候也只增长1%、2%，差的时候则下滑1%、2%，2022年前11个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就下滑了0.1%。

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占大头，而且传统服务业有大量的小微企业，工业领域的小微企业也比大中企业困难得多，前者的PMI绝大部分月份都在50%以下。分析了这两大失衡，就能理解为什么消费比投资疲弱得多，因为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民生型企业，是供给与需求合二为一的合体性市场主体，它们的经营萎缩，也就自然而然地导致收入下滑、消费能力不足，而且容易陷入恶性循环。而大企业，特别是工业领域的大企业可以上“白名单”，得到政府支持和保障，并且可以获得信贷支持，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这更进一步加重了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

国有和民营投资之间的失衡：一方面是因为民营部门信心有待恢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有企业大量分布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能源和原材料等行业，国家正在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所以国企直接受益。

这些失衡，从短期看拉低了年度经济增速，但如果多年延续下去，就会使我国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广泛、更加严重。所以要正视这些严重的结构失衡，并且要在2023年抓紧整治这些失衡，为实现“双5”目标创造条件，否则哪怕通过继续实行大力度的刺激性政策，把经济增速搞到6%、7%以上，但也很难持续增长。所以2023年要把稳增长和治失衡结合起来。

《中国企业家》：具体来看，要如何破解这些失衡问题？

张文魁：一方面，随着疫情管控的解除，有些失衡将较快地自然消失，而且国家最近出台了一些措施，鼓励传统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加快恢复经营，这就是好消息。

另一方面，还是要采取一些长效性、根本性措施，促进小微企业的强劲和健康发展。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所以这也涉及到对民营企业的具体和日常管理政策问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强调，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注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我希望主要围绕小微企业来深化放管服改革，不能动辄让小微企业关门、停业来接受没完没了的不必要检查监督和报送情况，这种折腾式检查和报送，小微企业受不了。还有一些地方，竟然给小门店装摄像头，进行实时监控，这是哪门子法治社会的做法？小微企业是真正的毛细血管，把它们捆得紧紧的，甚至连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毛细血管不就坏死了吗？

所以许多具体失衡，背后还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是否公平的问题，也是公权和私权之间边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定要下大力气解决，这样才能肃清市场秩序，提振整个民营部门的发展信心。

因此，整治结构失衡，与整治市场扭曲是联系在一起的。二十大强调，要构建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理解高标准？我个人认为，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严重的失衡和扭曲得到有力整治，这样才能为更加顺利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顺利地实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提供体制保障。

实现质、量并进的发展

《中国企业家》：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个说法是首次提出，这代表了一个怎样的信号？经济增长方式的策略调整对产业政策的影响会是什么？

张文魁：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有类似提法，二十大作为党代会，首次把经济发展的“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相提并论，反映了中央对质和量之间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辩证，反映了中央认为这并非一个年度性的短期问题。

现代经济发展，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基于现代科技持续革新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过程，在统计上就体现为人均GDP的明显提高。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近期就是要在控制能耗物耗及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迈入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期就是要不断推进创新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高经济增长普惠性，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估计那时人均GDP应该达到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无论是近期、中期、远期的高质量发展，都包含了量的增长的内容。

为什么中央在这个时刻把质和量相提并论？我个人理解，这几年量的增长速度的下滑程度，有些不太合理了。试想，十年前，我国经济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还在10%的水平，现在如果连5%的水平都是个问题，这么大幅度的下滑且止不住，很难由人口红利消失、产业迈向成熟、追赶空间压缩等因素来解释。任由这种情形继续下去，近期、中期、远期发展目标，能不能如期实现，就要打一个问号。关键还是前面讲到的，要充分释放民间活力、增长潜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双5”增长。

未来五年，要实现质和量的有机统一和齐头并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我们调整政策。首先，疫情管控政策已经有了实质性调整，这为2023年乃至以后两三年的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其次，要夯实微观基础，促进广大企业走质和量的有机统一和齐头并进之路，包括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和升级转型，以及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就业者的收入；再次，要努力打造一些产居创聚合圈，形成一些未来增长极。还有，就是要培育和锻造一批可以成为增长之梯踏板的大企业，形成一些世界一流企业，同时还能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分工、不同模式的企业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又相互竞争、相互颠覆的生态。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孵化培育，都非常重要。我相信，通过这些政策努力，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企业家》：当前数字经济成为一个新的增长引擎被给予厚望，你怎么看当前中国数字经济的产业状况？如何能承担增长新动能的重任？当前数字经济的政策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张文魁：我曾提出，未来几年，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企业也许可以用数智化这个确定性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应对。

因为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新通用技术，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带来比较长期的经济增长空间，从微观层面来说会变成通行的发展手段、带来广泛的发展机会。

根据我国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经济占我国GDP比重接近40%，在北京等地甚至达到当地GDP的43%以上。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大约只有10%。看起来是不是中国数字经济是美国的好几倍？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统计错觉，因为两国对数字经济的统计口径大不一样。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这没有疑问，但要看到我们仍然是跟随者，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模式层面都是这样。

特别是过去几年，我国平台经济领域面临如何处理“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一些平台企业的发展速度放缓、发展信心下滑，不过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就是应用场景非常多，但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数字场景的滥用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后果和社会伤害，比如处处提取数据、人人报送数据，以及到处扫码、随意赋码，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场景就可能变成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场景，我将其称为“数字经济时代美丽新世界”，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不能以发展数字经济为理由来牺牲和践踏人类那些更基本、更宝贵的东西。我在《稳增长》这本书中，也论述了数字经济的治理问题，希望经过疫情时期数字化管控的教训之后，我们能有更好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譬如现在已经取消了行程码，就是一个好事情。我们要科技，但是更要“科技向善”。

《中国企业家》：最近各地接连出台了房地产相关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这些政策风声也让地产板块闻风而涨，市场应该如何解读当前地产调控政策趋势？你对地产调控政策有哪些建议？

张文魁：房地产业对未来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而且涉及民生。2022年，我国房地产投资预计下降10%左右，商品房销售额预计下降25%以上，这是我国房地产发展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严重下滑，对当年经济增速造成较大拖累。

这个下滑有疫情因素，但与过去几年持续加码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关。许多调控政策其实是应急性的，其中一些未必经得起推敲。现在各地又在重置房地产政策，一些不好的老政策得到调整，这是好事。但是我个人认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转向刺激房地产。

由于房地产在我国从体量上来看是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它与地方财政密切相关，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防一些地方想方设法来刺激房地产。房地产的长期健康发展，需要的既不是一股脑的压制性政策，也不是一股脑的刺激性政策，而是政府承担政策性住房责任、市场发展商业性住房产业。相信经过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房地产政策会变得更加理性，发展也会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