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那是人生中最迷惘的一年，我刚刚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
法律系里所有的公费生都已经找到相应对口的单位，除了我。因为我是个自费生。
但是我相信我对这一行的热爱，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人。
可惜天不从我，枉有一汪热血，也只能在这个物欲膨胀的城市里找到一份仅够糊口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蹉跎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大学一个法文系的师姐，她刚刚和丈夫闹砸了，一直谈不妥离婚的条件。
但她又很讨厌再见到那个负心的男人，所以她找我，希望委托我和她丈夫谈判，帮她争取到合理的财产分割。
这位师姐之所以找我，是因为我和她曾经共同拥有过一段粉红色的回忆，大学球场后面的草地，带着青涩的田七牙膏味的吻，这些都是师姐对我信赖的条件。
对着这样一个我在青春时期曾经有过无限幻想的女人，我当然是义不容辞。
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和专业相关的案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支撑着我通宵达旦地翻查有关书籍。
可惜到最后我却发现，我所学过的那些知识根本就用不上。
夫妻之间有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很难用条文去衡量，热恋时候钱是混在一起用的，你不能界定一辆车或者一部钢琴到底是用谁的钱买的。
一向脑筋灵活的我只能另辟蹊径，我假装是男方的旧同学，去探访了他的前女友。
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很多连私人顾问都查不到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已经足够让我胜卷在握。
得偿所愿的师姐对我无限感激，那晚，回获单身的她请我吃了一顿别有意味的晚饭。
其间她的脚趾头一直在桌子底下挑逗我，我无力回绝这种自动送上门来的艳遇，最后我们去了宾馆。
由于是友情支援，我并没有收取师姐任何报酬（当然，她也在宾馆的床上支付了部分费用），作为报答，她介绍了一个也是即将要离婚的朋友小咪给我。
我和小咪的丈夫雷军见了几次面，初初的两次，我和雷军谈判的内容都是财产的分割。
让我惊诧的是，第三次见面雷军表面得很古怪，他不再滔滔不绝地在我面前取证他是如何在家庭里允当擎天柱的角色，而是口口声声要拿到儿子的抚养权。
他前后不一致的表现让我很怀疑。
我有点纳闷，照理说一般年轻夫妻离婚的重点都不会在孩子的抚养权而是财产的分割上面，因为谁都知道，钱比孩子更难创造，在这方面男人尤其现实。
我估计雷军看起来不过三十左右，穿着前卫时尚，手机也是最新款的三星2010，以他这种物质男的性格，不可能舍重就轻，把儿子看得比钱重要的。
我们连续在晚上见了几次面，但他的情绪显得很低落，基本上谈不到一块去。我决定白天去找他，换个时段可能感觉会好些。
我却在他住的小区门口碰到他，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到他对司机说要去人民医院。
这次意外的收获，是被我发现，原来雷军在不久前的单位体检里被检出他坏死精的事实，换句话说，以后他都没有机会再做父亲。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雷军前后表现如此不一致。
我喜出望外，掏出手机准备告诉小咪这个好消息，但拨号的瞬间我的脑海里电光火石地闪出一个很自私的念头。
如果我告诉了小咪，她捏着雷军的七寸，我相信她一定会争取到较好的离婚条件。
反正她以后有的是做母亲的机会，她不会太注重孩子的抚养权到底落在谁手里。
但如果我把这个秘密告诉雷军，他一定很彷徨，会想尽一切办法堵住我的嘴，在他那里得到的肯定会比在小咪那里得到的要多很多。
在理与欲的权衡上，我背叛了前者。结果如我所愿，雷军给了我一大笔钱，用来买断他不能生育的秘密。
在我的帮助下，他适当地在财产分割上做了小小的退让，表面上让小咪得了便宜，实则上他已经占了上风。
因为如果小咪知道他不能生育，他最后除了得到抚养权外，将一无所有。
这次完美的胜利让我的人生开了一个天窗，我在天窗里看到了花团锦簇的美好明天。
我发现很多女人在婚姻关系破裂后都不愿意再和对方有来往，这可能和女人小气善妒的天性有关。
虽然找律师也很方便，但夫妻间很多事情都不能单纯用法律条文去解决，作为一个边缘人，我便有了可乘之机，或者说用武之地。
这一刻，我相信上帝让每一个人活着都会有其用处。
我开始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为我蒸蒸日上的代理事务奋斗。
大城市的男女个个都日理万机，诱惑处处，离婚的夫妻简直比登记结婚的还要多。
随着我的生意日渐红火，开始也有一些工作不太顺利或者不满意自己目前处境的人，学着我的样子，做起了分手代理。
虽然竞争日渐激烈，但并不妨碍那些婚姻破裂的女人前仆后继地来找我。
我除了专业知识精湛，我还有一张英俊不凡的脸，这张脸很容易就让女人春心荡漾，甚至有女人借故来吸引我，我却很少动心。
后来就有了流言，说我有特殊爱好，说我是GAY的，我都一笑置之。
那天，我就是被一个献身不遂的女人刮了一巴掌之后，林蕾就找上门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