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回顾：过去12个月我们关注了哪些经济金融大事？

1：2022年第一期封面专题

文/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

2021年风雨兼程，中国金融业克服多重挑战和制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21年12月31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迎来过渡期结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告别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回望2018年，资管新规受命于影子银行风险愈演愈烈之际。我国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为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提供了支持和服务，但监管标准乱、产品定位乱、投资管理乱、市场纪律乱等问题凸显，导致监管套利严重，影子银行风险不断积累，呈现跨行业、跨市场传递。应对风险必须正本清源，统一监管标准成为关键。

2018年4月27日，历经一年多的认真准备和广泛征求意见，资管新规正式发布，确立了一系列基本制度：对资管产品进行分类监管和功能监管，严格单独管理、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减少期限错配，打破刚性兑付，控制杠杆水平，抑制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加强监管协调，合理设置过渡期。这些监管制度立足中国实践，与国际标准接轨，符合金融市场发展规律，将经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资管新规具有里程碑意义，资管行业的重塑由此开启。资管新规从无到有，弥补了监管制度短板，在它所确定的原则和框架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各行业的配套监管细则陆续出台，金融机构着手整改和转型，银行理财子公司有序建立，非标投资回归表内，影子银行规模大幅压降，通道业务基本消除，行业套利空间和泡沫大幅减少。

资产管理业务逐步向“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回归，行业格局正在进行深刻变化和调整。未来已来，资管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财富管理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广大居民对财富保值增值存在巨大刚需，资产管理正在成为储蓄资金向其他投资转化的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期，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模式需要更有效率和质量的金融服务，资管行业能够助力普惠小微、科技、绿色和产业链金融，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高质量的资管行业，受益于高质量的金融监管。在科技进步、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资管行业的历史风险尚未完全出清，新问题仍将涌现，由乱及治仍有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难，完善监管绝非一劳永逸。

监管者将继续坚守初心和使命，始终以实体经济需求和行业发展规律为导向，以有效防控风险为底线，正视困难，满怀信心，目标坚定，行动坚决，践行勤勉尽责，回应市场关切，以高质量的监管，促进高质量的资管行业发展。

在资管新规正式实施之际，本期专题讨论邀请了来自监管、学界、业界多位专家，对资管新规制定实施以及行业整改进行系统回顾，对资管行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行研判，就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彰显了对资管行业健康成长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022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中，资管行业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乘风破浪，向阳而生。

2：2022年第二期封面专题

文/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

现阶段，我国加速进入老龄社会，这既带来冲击，也蕴藏机遇。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占全国人口的14.2%。

世界银行预计，202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3%，2035年将突破20%，即，每5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来几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迎来新的高峰，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77.3岁，自然而然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不能把老龄化看成“洪水野兽”。积极应对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综合施策。

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金融可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落实国家有关政策部署，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加快养老金金融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对推动“十四五”时期和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同时，我国也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增加优良的养老服务供给。

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亟待补齐的短板。2021年12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商业保险在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挑战，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增强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性等方面，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略高于1万美元。应该说，老龄社会的到来，预示着我国养老产业的市场潜力巨大，给养老和健康的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较大的发展空间。对商业保险来说，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多层次（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三支柱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有职工养老保险加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个平台，已覆盖近十亿人；企业（职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第二支柱），已覆盖5800多万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总体来看，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养老年金保险规模保费收入在人身保险中的占比只有2%左右，积累的责任准备金占GDP的比重不到1%。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仍须改善，保险行业自身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改进。

在此背景下，本期专题讨论邀请了来自监管部门、金融和保险业界、学界的多位专家，深入探讨我国老龄化加速下金融服务养老事业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关思考和建议，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金融服务养老事业发展道路。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2021年12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规范和促进养老保险机构发展的通知》，正本清源，进一步规范养老保险公司业务，引导我国养老体系第三支柱健康发展。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前景广阔，蓄势待发。

3：2022年第三期封面专题

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是新时代多重目标中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完成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我国已经步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计划经济解决不了富裕问题，更不要说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是收缩民间资本投资，不是限制民营经济发展，不是取消资本和企业家按贡献依市场取得报酬。

第二，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首先要通过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再把“蛋糕”切好分好。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分配问题，但不是把分配放在第一位，摆在发展之前。实现共同富裕是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不是靠对少数人的三次分配，三次分配只是一种补充性的作用。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长远目标短期化。

第三，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分好蛋糕，主要靠合理的制度。所以，实现共同富裕，一靠发展做大“蛋糕”，二靠改革分好“蛋糕”。要通过深化改革，确立合理的制度安排，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这种改革是全方位的，要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努力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同步或快于经济增长。

要降低政府收入、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要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通过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国资国企、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的改革，消除因所有制歧视、行政性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要素报酬与其贡献的偏离；缩小因获得要素机会不同带来的收入差距；缩小因政策或市场准入不同带来的行业间收入差距；缩小因编制内外、体制内外、户籍不同带来的劳动报酬差距等。

第四，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发展的主体，是承载劳动者就业和扩大居民收入的主体。要依法保护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所有权，确保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和财产权不可侵犯。企业家是稀缺的资源，要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氛围，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使之形成长期安定的预期。企业要依法经营，增强社会责任感，按照共同富裕的方向和要素贡献，统筹好劳动分配与其他要素的分配关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

第五，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及其比重是判断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形成了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还有10亿左右的低收入群体。要采取措施到2035年，再形成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就更接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六，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调节收入分配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要在加强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缩小城乡区域之间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消费水平的差距。

4：2022年第四期封面专题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

2022年，中美贸易争端进入第五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年。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叠加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可能性不断增大的全球粮食短缺，或许，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在通货膨胀压力下，以美国为主的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开始转向，英国央行首先加息，美联储3月首次加息并最快在5月开启缩表周期。

每当美联储货币政策反转时，全球资本像退潮的海水一样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退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可能引发一些脆弱经济体的金融动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有可能加剧而不是减缓全球业已愈演愈烈的各种动荡因素。本期来自政策、学术、行业前沿专家的11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的成因、影响，以及我们的应对。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建立了美元主导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货币政策。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主导的金融制裁，或许，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进入变革的前夜。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迅速变革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创造了量化宽松等一系列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20年3月15日开始，美联储推出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无底线”救市措施，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2021年，拜登政府继续推进极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2022美国竞争法案”，在与中国竞争的旗号下，由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的财政刺激计划直接转变成对芯片行业、高科技研发、产业安全等领域的产业政策。

面对迅速变革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我们如何应对？无论是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还是2020年暴发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经济都保持了强大的韧性、稳定的增长。在全球动荡加剧的时代，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期待我国奋发有为的货币政策有效地将全球动荡隔离在国门之外，助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在即将来临的全球暴风雨之中保护我国经济发展的绿洲。

5：2022年第五期封面专题

文/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30多年探索发展，中国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蓬勃发展，随着资本实力、服务质量、规范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长足进步，期货和衍生品已逐渐成长为我国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期货市场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能力、有条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更大贡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叠加俄乌冲突，全球经济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期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加良好的环境。纵观30余年的发展历史，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运行质量和效率的提升，离不开规范的法治化建设保驾护航，其中法律的引领和保障尤为重要。

20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开启了期货行业的立法工作，先后启动了四次起草。第一、二次期货立法起草工作启动后，由于市场的实践条件不充分，立法工作在争论中半途而废。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在2013年春天开始了第三次期货立法工作，并在2014年底形成了期货法草案，2017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全体会议通过了该草案。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财经委继续开展期货立法工作，对期货法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的调研、修改、充实、扩展和完善，并改名为《期货和衍生品法（草案）》。2022年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期货和衍生品法》。

该法根据中国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重点规范期货市场的同时，也对场外衍生品市场做了原则性的制度安排。另外，还对交易者制度、中央对手方结算、监测监控中心等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肯定性表述，体现出立法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货市场实践经验的肯定，这将对促进期货市场更好地发挥功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期货和衍生品法》对提升行业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提升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法治化水平。法律的出台补齐了我国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短板，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为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以及跨境监管提供法治保障。二是促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法律的出台，将极大地增强交易者和套期保值者的市场信心，对于活跃商品流通、防控金融风险、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提升行业的国际化水平。基本法律制度能够增强国际交易者对中国期货市场的信心，吸引更多的国际交易者参与交易，促进中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形成。

《期货和衍生品法》落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该法之时，本期专题邀请了来自监管、学界、业界多位专家，对《期货和衍生品法》进行全面解读，为更加有力地促进期货和衍生品市场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建言献策。

6：2022年第六期封面专题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廖理

金融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金融行为有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其金融幸福;反之则会导致财富的损失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如何让金融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帮手，是金融业乃至全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

近些年来，金融业在金融科技的推动下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表现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日益精细化和复杂化。与此同时，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远远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大部分居民已经很难正确理解和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很多金融产品说明书对居民来说如同“天书”。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些消费者虽然金融素养较低，但却自以为金融素养很高。他们不但会在错误金融交易中损失财富，而且极易成为金融欺诈的受害者。

金融教育能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在有利于帮助居民正确使用金融工具的同时，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防范，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制定和正在实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为自己的国民量身定制金融教育方案。金融教育在国际社会合作中也被广泛接受，2012年G20峰会上已经通过了《国家金融教育战略的高级原则》，用于指导金融教育在全球的开展，在随后的G20峰会上高级原则被升级为战略政策手册，指导各国开展金融教育。

我国的金融教育需要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教育部门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作为金融教育的助力，需要在加强消费者金融保护工作基础上，推动金融教育国家战略的制定、实施和修订。金融机构要在向居民提供清晰、准确、方便阅读、便于理解的金融产品信息基础上，将金融教育与金融营销分离，提供中立的金融教育。教育部门要做好金融教育进校园工作，早日让金融教育进入大中小学校园。社会组织要关注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的金融教育工作，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努力不让任何人落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居民收入和财富也受到不利影响，金融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为此本期专题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人寿保险、银华基金、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海内外高校、咨询公司的专家学者，共同总结我国已有金融教育的良好经验，探索未来金融教育的发展方向，让金融教育更好地为共同富裕服务。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金融教育只能帮助居民获得做出正确金融决策的基础知识，并不能帮助居民获得“点石成金”的金手指。由于居民的年龄、收入、教育和家庭情况各不相同，现实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居民的最优金融决策，居民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决策，让金融成为自己美好生活的得力助手。(廖理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院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

7：2022年第七期封面专题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晓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海外融资为企业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让企业可以自由灵活地选择适合自己发展规律的市场上市融资，同时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金融交流。早期国内上市成本较高、监管较严，一部分企业将目光投向了门槛较低的成熟海外市场。

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初期，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成为探索海外融资的先锋队，至今已三十载，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英国、德国等国际市场均可见中国企业的身影。近10年来，中国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在中国企业海外融资过程中越发重要，筑起两足鼎立的局面。

然而2020年，美国发布《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在美上市境外企业增设了更加严格的审计监管要求，使得多数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面临退市风险，增加了后续中国企业在美上市难度，同时也引发了对中概股后续发展路径以及未来中国企业上市选择的思考。对于赴美上市，中国坚定支持以企业发展为重，始终与海外监管方保持真诚合作态度，主张探究双方互利互惠、携手共进的道路。

证监会同美方沟通合作，推动跨境监管审计合作，已取得了部分较为积极的成果。2022年4月，证监会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基于双多边合作机制的跨境监管合作机制，为安全高效开展包括联合检查在内的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力争为中概股企业在美上市铺设一条畅通的道路。

另外，中国内地与以香港市场为首的其他海外市场合作，互联互通政策持续加码，为中概股回流、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赴其他海外市场上市提供了友好便利的环境。香港作为国际化自由贸易港，拥有完善的市场制度体系和自由度较高的投融资生态环境，允许双重股权架构、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公司上市，是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海外市场。此外，英国市场也在沪伦通制度的支持下对中国企业开放上市口径。

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强调支持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依法依规推进企业赴境外上市。与此同时，近年来本土资本市场也多次推出重大改革。秉承高质量发展方向的同时，市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基础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投融资监管制度不断革新，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包容丰富且具有针对性的上市路径。

2019年科创板正式开板运营，针对开拓科技前沿、专注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专属平台。同时试点注册制改革，优化了核准制下企业上市时间成本及门槛要求。2021年新三板改革，北交所设立，为体量更小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上市融资发展机遇。

中国境内资本市场已经逐步进化为制度完善、生态优良的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更加高效地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本期封面专题将着眼跨境上市环境中的全球资本市场，探讨各地市场环境中包括中概股在内的上市企业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和选择。中国企业未来融资上市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寻找发展机遇。

8：2022年第八期封面专题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健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本质是跨时空配置资源，通过创造信用和配置资金，起到推动生产、扩大消费的作用，由此成为支撑经济循环流转的“血脉”。由于金融是经营未来、管理风险的行业，杠杆高、外溢性强，因此必须守好风险底线。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有其特殊复杂性，需要用多维度和系统性视角来剖析。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映射，同时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宏观经济状况、金融体系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外部冲击等都可以成为影响或引致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高杠杆、复杂关联性、治理机制不作为、有效监管缺失等，都可能增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在开放宏观格局下，内外部联系更加紧密，外部冲击的影响加大，并容易形成相互强化。在宏观和外部冲击下，更容易爆发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不断增强金融自身的“体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并强化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增强抵御和隔离外部冲击的能力。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着力稳定宏观杠杆，果断处置一批高风险企业集团和高风险金融机构，显著压降影子银行规模，清理整顿金融秩序，核销不良、补充资本，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长效机制也在不断完善。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增强汇率弹性，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强化金融市场韧性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注重从宏观的、逆周期和防传染的视角防范金融风险，弥补监管空白，压实各方面责任，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构建更加高效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2022年，金融稳定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法律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出法律规定，标志着金融稳定的法律框架进一步完善，对于建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期专题我们邀请来自监管部门、学界、业界多位专家，从各自角度，围绕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这一主题，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推动构建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长效机制，促进我国金融持续稳健发展，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

9：2022年第九期封面专题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健华

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总资产接近100万亿元，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9%。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服务和支持基层居民、小微企业和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受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加之中小银行受制于资本实力、经营地域、科技力量相对有限等因素，我国不少中小银行面临营收降低、盈利缩减、不良率攀升、资本充足率下滑、不良资产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经营压力较大，资本金补充压力迫切。

一些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问题还较严重，积聚了较大的风险。在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金融业的背景下，一些中小银行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相对劣势，在数字化转型中步履维艰。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克服各种挑战，探寻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是我国中小银行面临的一场“大考”。

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重要防线。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目前绝大多数中小银行尚未上市，无法利用资本市场上的资本补充工具。而由于监管部门对银行股东的资质要求日渐增高，股权比例也有限制，也制约了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能力。

2022年一季度末，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59%、12.82%、12.33%、12.65%，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7.34%。面对中小银行不断增大的资本补充需求，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探索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改革，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来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并指导中小银行统筹内源性资本补充，多渠道补充资本，提高中小银行资本水平和质量。

在公司治理上，我国中小银行面临的治理短板和不足比较突出。在探索多渠道补充资本的同时，中小银行要深化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改革，探索构建符合小法人实际、简单实用的公司治理安排。

中小银行因发展面临较大挑战，需要“抱团取暖”，通过合并重组扩大单个中小银行的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应对市场竞争的方式之一。合并重组也是处置存量风险，实现高危中小银行平稳、有序退出的一种手段。

中小银行也应强化科技赋能，促进数字化转型。中小银行缺乏强大的技术开发实力，要在数字化时代生存，中小银行可以探索建立起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从缺乏数据的“无米之炊”中解脱出来。中小银行在数字化风控能力建设方面有必要与外部合作，但这并非完全移交给第三方，而是结合银行自身实践，形成符合银行自身特点的整体化、个性化方案。

当前，总体来看，我国中小银行运行平稳、风险可控。中小银行应该守住重点服务好基层和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克服在资本充足、公司治理、资产质量、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在此基础上更集中精力在中小银行最具有竞争力的领域，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10：2022年第十期封面专题

文/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周皓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进入加速演变期，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病毒变异与技术封锁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秩序，加深了分化裂痕。全球化退潮时，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取代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成为决策者首要考虑的因素。近期欧洲能源危机也越发凸显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各国供应链或内迁或外移至区域联盟内，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正在发生。面对日趋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日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强调，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

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对中国产业发展而言存在不利与有利双重因素。不利因素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困境，国产替代尚未完成，或已完成但与国外技术差距较大。二是供应链若“断链”，对进口中间产品依存度较大的部门会产生一定的冲击。有利因素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我国具有重点领域全产业链优势，生产能力强大，且这种优势短时间内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可以继续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整合创新。二是我国国内市场广阔，内需潜力巨大，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与外需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金融要在保链稳链中发挥积极作用，疏通上下游衔接的堵点，解决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要在强链补链中主动作为，支持长周期关键技术研发与国产替代，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

为此，需要从资本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两方面入手，提高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的适配度，增强我国产业面临全球供应链重塑时的韧性与竞争力。一是进一步提升当前资本动员能力，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支持核心技术研发攻关。二是进一步优化当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发挥有效市场的积极作用。减少在低效国企上垒大户的行为，抑制资金过度空转和脱实向虚的倾向，给予高技术制造业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更低的融资成本。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未来，要以金融活水助力企业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最终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11：2022年第十一期封面专题

文/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安青松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门类基本齐全、品种结构较为合理、信用层次不断拓展的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尤其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投融资功能不断完善，投融资主体不断丰富，在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债券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债市服务实体经济融资能力不断提升。2021年，国内债券发行总额为61.6万亿元，同比增长8.3%，较2014年末增长5.1倍，成为稳定经济大盘的重要力量。

二是债券市场品种不断创新。目前已涵盖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银行债、金融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等多个品种，近年来还推出了绿色、乡村振兴、“双创”、疫情防控等专项债券，实现精准支持和资金直达。

三是债券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随着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债券市场从过去主要由商业银行参与，发展成为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理财和各类企业广泛参与，并通过熊猫债发行、结算代理、债券通等方式稳妥有序向境外发行人、国际合格机构投资者开放，市场流动性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作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资金直达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是有力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其中提到“推动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债券市场要素自由流动”。2022年初，《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业务暂行办法》的公布，意味着境内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债券通”）是我国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香港与内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的开展，则使得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更进一步。

与此同时，随着2017年以来债市违约风险逐步暴露，深化债券发行制度改革、优化债券产品结构、健全风险预防预警机制成为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打造高水平风险监测基础设施是健全债券市场风险预防预警机制的重要一环，其中包括技术实现和组织实施两个层面。

在技术实现层面，应推动债券风险监测与金融科技运用深度融合：在组织实施层面，应以完善债券市场风险预防预警处置机制为方向，着力打造集中统一的公司债券市场风险监测核心基础设施。本期封面专题深入探讨了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债券市场改革开放、产品机制创新及风险化解等相关话题，探索我国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合理路径。

未来，我国债券市场仍须聚焦“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点任务，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方向，作为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

12：2022年第十二期封面专题

文/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频频“放水”，结果是经济虽有起色，通货膨胀却水涨船高。2022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应对通货膨胀为名开始加息，截至2022年11月，美联储在年内的加息次数已达6次，加息幅度高达375个基点。

大量文献证明，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美联储实际享有作为“全球央行”的红利，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大多数经济体尽管不一定会“唯美联储马首是瞻”，但至少会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视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这使得全球各经济体不同程度地被迫置身于美联储政策紧缩的外溢风险之中。很多经济体别无选择，只能跟随美联储加息。截至2022年9月底，年内已有大约90个经济体的央行加息，其中一半央行有单次大幅加息至少75个基点的情形。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速缓慢，许多国家通胀与债务高企的状况下，全球“加息潮”无疑会进一步推升融资成本，加剧企业和民众负担，抑制生产和消费，导致经济增速继续趋于下降，还使得一些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债务负担加重。同时，加息也可能对资本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股票、债券等的价格下跌，而更高的利率和更少的流动性也会加大企业融资难题。现在看来，本轮“加息潮”不仅会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较大的

负面影响，对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其中欧洲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总之，“加息潮”可能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金融稳定风险。

加息的主要目的是抗通胀，那么加息能否真的抗通胀呢？

目前西方经济体的高通胀成因复杂，既有疫情期间超宽松的宏观政策带来的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破坏、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俄乌冲突等带来的能源供给短缺所导致的供给方面的因素。而加息至多只能抑制其中的需求因素，很难解决供给问题。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况是，目前的加息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作用不足，反而在引发经济衰退方面的作用有余，从而把经济更快地推向滞胀的泥潭。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回顾过往几十年我国所经历的内外部考验，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是“以我为主”。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是少数仍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保持了政策定力。我国货币当局在金融支持抗疫中既没有“大水漫灌”，也未采用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通过改革的手段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当然，外部冲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海外汹涌的“加息潮”，中美货币政策的显著分化，是否会降低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令我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更大挑战？毋庸置疑，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经济中这些不确定性也都真实考验着中国金融政策的内在稳定性、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提示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应对。我国将如何应对？

带着这些问题，本期封面专题将深入探讨全球“加息潮”可能带来的诸多影响，包括各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性加大的前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采取哪些举措方可在全球政策收紧带来的溢出效应中免遭池鱼之殃。

本文编辑：王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