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战乱到民间寺学，唐代的寺院，是如何一步步向教育靠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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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寺院教育的兴盛

唐初，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官学比较发达，习业山林寺院的情况并不多见。唐中叶以后，官学教育日渐衰微，大批儒生士子离开学校，就读民间私学，为士子习业山林寺院提供了有利契机。加之，佛教寺院环境幽雅，禅客名僧学识修养较好，多兼通经史，且藏书丰富，有助于士子读书习业。所以当时无论是高门子弟，还是寒门庶子，都乐于在佛寺内读书习业，读书山林寺院蔚然成风，成为唐代文人喜闻乐见的一种学习方式。

东晋以降，有不少士子在寺院读书习业，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至唐中期以后，这种风气大为兴盛。当时到佛教寺院读书习业的人很多，与东晋南北朝名士避世的方式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准备科举考试。

在寺院读书习业的众多学子中，绝大多数是受家境限制，无力就读官学或私塾的贫寒士子，他们有的为求取食宿，随僧洗钵；有的为求取学问，能够饱览寺内藏书；也有的是为了习业的方便。如唐代文人郑虔早年十分贫寒，学书无钱买纸，见慈恩寺内有柿叶数屋，遂借居寺内，取叶练字，最终学有所成。这些贫士在寺院的生活并不轻松，甚至十分凄苦。

另外，由于寺院环境幽雅，藏书丰富，又有高僧名士讲学寺内，学术氛围浓厚，有助于士子读书习业，所以即便是高门子弟或家资富足者，也有不少在寺院学习。

当时终南山、华山、嵩山、泰山、中条山、庐山、衡山、罗浮山等名山佛刹，都有儒生士子读书习业，盛况空前。这些士子在佛寺中读书学习，有时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机遇。如唐人宋济到长安参加科考时，寓居长安西明寺读书学习，恰好巧遇微服出巡的唐德宗，深受德宗皇帝喜爱，因而科考顺畅，步入仕途。

在唐代，名声对于士子而言十分重要，所以，士子入京参加科考时，通常都会拜访社会上有威望的人以期获取赏识，提升名望。而佛寺又恰好为士族等人所钟爱，即便是当朝君主有时也会到佛寺游玩，这就为在寺院读书的普通士子提供了结识名士的机会。

由于学子们的刻苦努力，再加上佛教寺院提供的有利环境，这些寄寺读书的文人士子有许多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及第，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

唐代士子在佛教寺院内读书习业，最初只是个人的自发行为，到后来，随着寺院藏书的丰富，寄学规模的扩大，逐渐演变为由佛寺管理的寺学。

寺院教育在唐代得以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科举制度的变革是唐代寺院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唐初，科举地位并不是很高，且通过科举入仕者寥寥无几。高宗以后，科举地位日渐提升，士人即便官至宰相，地位很高，可是如果不是科举选士出身，依旧会觉得抱憾在身，以至于每年参加进士科考的举子常常多达八九百人。

至开元、天宝时，科举考试更趋兴盛，每岁贡举，多达数千人，科举入仕已然成为唐代士人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因此，随着进士科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诗词歌赋在科考内容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读书佛教寺院者逐渐增多。

其次，唐代官学的衰落，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展。唐朝初期，统治者大力振兴官学，使得学校教育一度极为兴盛。但武则天掌权后，为了提高庶族地主地位，巩固其统治基础，重科举而轻学校。

当时官学教师大多由王室贵族担任，有名无实，而官学生徒不受朝廷重视，经常被用作齐郎执役，荒废学业。这样，学校教育渐趋衰落。对此，陈子昂、韦嗣立曾先后上疏指斥，痛批当时官学荒废状况，请求统治者召生徒，重整官学。

玄宗即位后，重新振作官学，学校教育有所恢复。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遭到极大破坏，学校教育因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制，日益困顿，生徒流散四方。在此之后，历代君王虽偶有兴学之举，但成效并不明显。

加之，开元以后科考内容及录取标准发生改变，进士科更加强调诗赋的重要性，但学校教育仍旧是由儒家教授占据主导地位，无法适应科考变化。因此，对于想要参加科考，特别是参加进士科的士子来说，在官学学校学习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成为一种对时间的浪费。

此外，诗文的学习，不再重视老师的传道授业，而对学习环境的要求很大。寺院环境清幽，古朴雅致，最为适宜学子们陶冶性情，悟发灵性。所以，一些儒生学子不愿就读官学，而是选择在山林寺院之中读书习业。

再次，佛教的兴盛也推进了士人读书佛寺的风尚。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代臻至鼎盛。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寺院数量逐渐增多，遍及全国各地，且佛寺大都建在环境清幽的山林中，出现了“有寺山皆遍”的局面。

山林寺院环境清幽，藏书丰富，不仅有数量众多的佛教经典，还有大量的外学典籍，加之可以寄食寄宿，因此对于生活窘迫意图进取的贫寒子弟而言，无疑有着强烈的吸引。

另外，唐代僧人多精通儒学，甚至有些人在文学艺术上也造诣颇深，故而文人学子多乐从游学。唐人颜真卿曾说，我不信奉佛教，但是喜欢借寓寺院中，喜欢同僧侣交谈，所以在别人眼中我是信佛之人，其实并非如此。颜氏只是单纯喜欢佛寺的清幽环境与浓厚的学术氛围。

就现存史料来说，如颜氏这般时常借居佛寺，却不信奉佛学的人，绝不在少数，如岑参、杜牧、李绅、李德裕等都曾在寺院内读书学习。

此外，唐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环境恶劣，时局动荡不安，加之科举的失衡与官场上的腐朽，因而大量文人士子退隐山林，借寓佛寺之中。

据《新唐书·五行志》载，天宝以后，社会动荡，文人士子多怀忧愁劳苦之思，流寓四方，故多借居佛寺中，以求安身。又如韦应物在担任洛阳丞时，受人诬讼，遂弃官回家，闲居洛阳同德寺,后又曾寓居善福寺,静心修养。

（二）会昌毁佛与寺院教育的衰落

“会昌”（841-846）是唐武宗李炎的年号。会昌年间，朝廷下令拆毁佛寺，沙汰僧尼，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毁佛”或“会昌法难”。这次毁佛使佛教遭受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不仅大量的佛教寺院被拆除，许多僧人被迫还俗，而且典籍、佛像等都遭到大规模毁坏。从此佛教由盛转衰。经此沉重打击，唐代佛教元气大伤，此后虽有所恢复，但已是大不如前。寺院教育因依托佛教寺院而存在，随着佛寺的大量拆毁，唐代寺院教育日渐衰落。

会昌毁佛与寺院教育的衰落

会昌毁佛对唐代佛教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即佛寺的大量拆毁。据前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早在会昌四年，唐武宗便多次下令拆除佛寺。到了会昌五年，毁佛运动扩展至全国，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以及招提、兰若等四万多所。当时黄河以北一些藩镇节度使因为信奉佛法，没有听从中央之令，使当地佛寺有所保留。

但总的来说，武宗毁佛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落实，即便是较为独立的河北藩镇，迫于中央的压力，也不得不贯彻执行。

会昌六年（846），武宗因服食丹药意外去世，不久，宣宗登基，开始着手复兴佛教。同年五月，敕令天下各州、节度使修建佛寺，安置僧尼，允许之前还俗的僧尼重新出家，并重新恢复了三长月断屠不杀生制度。

之后，又诏令恢复各地佛寺，无论是京畿地区，还是全国各郡县，百姓如果想要兴建寺庙，当地官府都不得禁止，而且放宽了度僧的条件。这样，在宣宗大力扶持下，佛教得以快速发展和恢复。

及至懿宗时，更是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布施钱财无数。然而即便有宣宗、懿宗大力发展佛教事业，当时的佛教也无法恢复到毁佛前的兴盛程度，单只寺院数量就已经大不如前了。故而原本依赖佛寺而存在的寺院教育也逐渐衰落，习业山林寺院者日趋减少。

（三）敦煌寺学的出现及发展

“会昌毁佛”后，中原佛教寺院多遭毁坏，寺院教育也渐趋衰落，而当时的敦煌尚处于吐蕃统治之下，并未受到毁佛影响。归义军收复敦煌后，寺院教育进一步发展。所知如三界寺、龙兴寺、永安寺、金光明寺、净土寺、莲台寺、灵图寺、大云寺、显德寺、乾明寺等十所佛寺皆有寺学。寺院教育在敦煌地区有了新的发展。

敦煌寺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义塾的性质，这与当时敦煌官学荒废以及当地私塾落后有很大关系，寺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对敦煌地区的教育，尤其是童蒙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