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疫情和医疗资源匮乏问题的所见所思

由于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农村应对疫情的基本资源严重匮乏，加上就医意识淡薄，农村的新冠患者死亡率实际上远远超过城市。

12月25日，因93岁高龄的爷爷感染新冠，回山东老家四天，目睹新冠疫情在农村蔓延情况；期间爷爷病情加重，又带他去住院治疗，更是对基层医疗资源情况有了直接观察。总体来看，农村疫情情况比之前预想的要严重很多，是被公共传媒所忽略的角落，希望有关部门和社会能足够重视。

1. 波峰提前到来。我的老家山东南部L县，处于苏鲁边界上，距离北京和上海各650公里，人口120万左右。根据之前医学界的预计，像这样的四五线县城，需要在元旦后才开始进入大流行，1月20日左右达到高峰。但是实际上，12月20号左右就开始进入大流行，现在三分二以上的人口已经感染，波峰到来仅比北京晚了10天左右，显然比大家预料的快很多。

城镇街面上很多商店都歇业，晚上叫一个外卖，所消耗的时间都得两个小时左右，跟疫情期间北京差不多；村里每天出来站大街、晒太阳的人也明显减少了，虽然村里人口密度小，传染速度却丝毫不亚于城市。不过总体而言，社会上没有恐慌，大家以平常心态迎接疫情，并且村里很多老年人并不意识到这是新冠疫情来了，把自己的新冠症状称之为感冒或发热病，这固然可以减少紧张恐惧，但是也忽略了对病毒严重性的认识，这也是农村死亡率更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2. 基层医疗资源缺乏情况远超想象。如果说大城市的医院是有药无床，基层则是有床无药（床位利用率不高，跟村民医疗意识薄弱、不轻易去医院就医有关）。我有亲戚感染中出现肺炎症状，在县人民医院输液治疗，第一天还有青霉素，到第二天就告罄，用其他药物替代。老家的县人民医院是个规模颇大的三级医院，药品供应尚且如此，乡镇医院就更不用说了。

镇上的医院现在硬件也有很大改善，不输于北京的同级医院，住院部床位利用率则只有一半左右，但是缺乏常规药物，医院明确告诉家属，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退烧药。至于治疗炎症的其他药物，都是小型药厂生产的，比如，医生给我爷爷开的治疗支气管炎的口服药，是新疆某闻所未闻的小厂生产的，打针用药也都是不见经传的小厂药物，说明基础药物已经非常缺乏（或者本来日常用药质量就不过关）。在镇医院里面，连目前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夹指血氧仪也没有，所以无从判断患者的血氧浓度。

不过，医务人员表现则让人颇为尊重。 县医院和镇医院医生也都大面积感染，但是都是带病上岗，有的人要连续工作18个小时，但是都还是尽心尽责。 在非常时期，医生、护士构筑了人民生命健康的最后一道堤坝，挽救了无数人生命，这一点非常让人感动，期待疫情过后，国家能像2020年那样，给予医务工作者一些奖励措施。

农民自备的抗疫药物就更匮乏了。农民的防护意识本来就薄弱，对于应对疫情，并没准备药物。如果说城里人在疫情高峰的时候，还有综合大医院、社区医院和街边药房可以挤兑，我老家那个有2000多村民的村子，则只有村里的唯一诊所可以去“挤兑”，导致药品很快就告竭。市民抗疫是布洛芬、泰诺、氯雷他定、强力枇杷露、连花清瘟和各种营养品组合，那么大量农民的抗疫是安乃近+大青叶片+感冒冲剂+土霉素组合，两种药物质量明显差了一个时代，后者基本还是90年代的治疗感冒的模式，并且村民在治疗中滥用抗生素。

根据我的观察，如果说北京市民人均拥有十粒布洛芬的话，可能老家村民人均连一粒都不到，这也是有官方数据支撑的。老家临沂市总人口与武汉、南京都差不多，在一千万上下，疫情爆发后第一周，武汉宣布每天向市场投放300万粒，南京每天投放200万粒，而整个临沂市十天以来一共才得到省政府调拨的143万粒，并且这些物资首先满足三个市辖区，能够拨付到乡镇农村的极少。

3. 最近死亡病例明显增加。本村（行政村）最近半月已经有6人去世，应该死因皆与新冠有关，死者都是在75岁以上，有脑血栓、糖尿病、中风等基础病史。本村共有2000余人，照此计算，死亡率已经达到0.3%，明显高于预计的城市0.1%死亡率。开车路过几个村，都有披麻戴孝的人，可见农村的死亡已经大面积蔓延。在镇医院CT室与大夫聊天，大夫心痛地说，这几天重症病例太多了，以前一整年的肺部感染患者也没有这一周多。

农村人的卫生保健意识，子女对老人的医疗意识，以及村委会和乡镇基层政府对疫情的重视程度都严重不足，这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虽然疫情持续三年，但是农民的防治的知识，仍几乎为零，甚至很多中老年人还迷信用大蒜、艾草能驱散病毒。农村人的营养、卫生观念也极为淡薄，以笔者对住院患者的观察，他们的膳食明显缺乏必要的蛋白质和VC补充，食物仍然以粥、包子、面条等淀粉为主，不利于关键阶段改善抵抗力；整个医院也没有洗手液，很多人住院好几天都不洗手。

农村80岁以上的老人倘若染病，极少被送往医院治疗，子女普遍都有“年龄到了，没必要治疗了”的思想，不愿为老人付出时间和金钱，基本是让他们在家自己抗，如果运气好，尚能度过一劫，多数人则只有等死。本村所去世的6人，除了一人因为子女生意上很有成就，去医院医治无效死亡外，其他人都是在家没有得到有效医治就死亡。

虽然国家大力推广疫苗，但是乡镇和村委会一级执行起来也是漏洞很多。很多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都想当然认为，高龄人平时不出门不外出，不会有感染的风险，所以，国家普遍推广疫苗接种的时候，很多村子只是把老年人身份证搜集起来，到防疫部门登记一下，打个空疫苗，就算完成上面下达的接种率指标了。最近北京的一线城市统计高龄老人疫苗接种完成率不足四成，在农村则更要低很多。

我国城乡医疗资源长期分布不均，拥有5亿多人口的农村是我国医疗体系的极其薄弱环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统计资料，我国城市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是农村的3.01倍（11.9人vs3.95人），城市人均卫生经费支出城市是农村的近3倍，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城市是农村的5.87倍（8.81vs1.5）。并且，农村医疗资源在质量上，更是远远不及城市，全国3.5万所乡镇医院和60万个村卫生室，所得到地拨款仅仅是2.5万个城市医院的30%左右。

因此， 这次疫情对于5.1亿农村人口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农村的超额死亡率将远远超过城市。最近我们每天所刷到的新闻和自媒体文章，都在聚焦于一线城市的就医排队难、Paxlovid抢购难的问题，而农村连最基本的医疗资源都匮乏。 疫情之下，城市和农村都很艰难，但是二者的困难性质不再一个层次上。并且目前农村正在发生的卫生灾难，不仅很少会被媒体关注到，成为公共话题，就连农村人本身也浑然不觉。

为了尽量减少疫情中农村所受的损失，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尽量压平感染曲线，避免“快速过峰”，城乡同时进入疫情高峰，明显加大了抗疫的难度，更让本来就在医疗资源分配处于弱势的农村吃亏。

第二，更合理地分配医药资源，加大向乡村倾斜力度，最起码在基本药物和简易器材上要最充分地给予保障；停止地方对北京等大城市医疗资源的支援，现在各地陆续进入疫情高峰，本来本地的医疗资源就很匮乏，谈何再去支出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一线城市？

第三，公立媒体要加大对农村的防护宣传力度，普及防护和治疗知识；加大疫苗推广力度，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防止疫情反复带来的新死亡。

第四，很多热心人士和公司现在都在筹划捐赠医疗物资，建议把更多目光转向县及以下的基层，基层纪检部门也应该加大督查力度，力戒倒卖和私吞援助物资的行为，让捐助者捐地放心，物资分配使用地公平。

疫情三年，我们正处于最关键的关口，期待大家同心协力，相互帮衬，渡过难关。在抗疫的路上，城市和乡村任何一个都不能掉队，都不能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