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与岳飞关系再论——兼谈南宋初年的文武矛盾

>绍兴五年至绍兴七年，张浚与岳飞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到分离的过程。造成这种关系变化的导火索是张浚与岳飞对北伐和淮西兵权归属问题的分歧。

岳飞愤然离职的行为使将相不和的矛盾公开化，突显了当时武将权势地位的膨胀。张浚、岳飞的矛盾逐渐演变为朝廷与武将、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

宋代长期文武殊途导致的文武思维差异与崇文抑武的政治传统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文武互信环境，是导致岳飞、张浚关系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荆湖地区是连接四川与东南的中心地带，一旦不能有效掌控此地，不仅使中央与四川有隔断的风险，也会使南宋面临上游门户洞开的危险。

杨么起义使南宋的政治势力无法深入洞庭一带。绍兴五年(1135)二月，朝廷命张浚与岳飞共同平定杨么起义。

绍兴四年(1134)七月，因岳飞收复襄汉六郡，朝廷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打算让其接替王王燮去讨捕杨。

但此时伪齐和金人联合入侵，情急之下，赵鼎奏议复请张浚知枢密院事。当时东南的兵力并不少，但刘光世、张俊等人畏敌怯战。

张浚上任后，便“请遣岳飞渡江入淮西，以牵制金兵之在淮东者，上从之”。击退金齐联军后，朝廷派都督张浚与早已选中的武将岳飞一起去平定杨么军。

作为最高负责人，张浚首先一改宋军秋冬用兵的习惯，选择在炎夏用兵以破坏杨么军的耕地，使其秋冬有断粮之虞；其次制定了剿抚并用的军事策略，派遣岳飞先赴前线。为防止诸将不能贯彻招抚策略，出现逞兵、杀戮情况，张浚主动请命督战。岳飞在认同此策略的基础上，灵活地进行招抚工作：

臣遂先分遣军马，扼贼要路，断其粮道，严行禁止博易，使贼乏食。寻遣军分头赍执旗、牓，谕以祸福，说谕招安，溃其腹心，并欲诱致桀黠，以为乡导。

站在张浚的角度来看，岳飞不仅积极地遵循自己的军事策略，而且是很好地加以执行：岳飞行至潭州，军纪严明，对当地秋毫未犯，并积极对“叛军”进行招安。

“叛军”多次杀害前来招安的使节，但却不敢杀害岳飞派遣的使节，说明“叛军”对岳飞有所忌惮。

借着岳飞的威望，张浚“遣制置使岳飞分兵屯鼎、澧、益阳，压以兵势，贼大惊，遂定出降之计”。

黄佐归降后，岳飞将其释放并让其回去进行策反。后岳飞继续实行释俘策反策略，此举使岳家军获得了大量熟悉水战的士兵，弥补了宋兵多北人不习水战的缺点。

然而，岳飞释俘的行为引起了席益的猜疑：“岳侯得无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预以奏闻，如何?”张浚笑着说：“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独不知?用兵有深机，胡可易测!”

虽然，张浚与岳飞都认同剿抚并用，但思维上却有本质差异。张浚关于剿抚的指示为：

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将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领申行府授官，余人给以闲田，贷之种子……其招收人，报所属给种授田，务令安业，候黄诚、杨太、周伦公参了日，当议蠲免租税，补授官资。

张浚作为文臣，思维方式更具有政治性：用高官厚禄招降叛将可以消弭动乱，组织流民恢复生产可以使地方秩序正常化。

岳飞作为武将，思维方式则更偏军事性：招抚叛将可以弥补己方不习水战的缺陷，也可使己方获得熟悉敌方内情的人员，为后续平定杨么做军事准备。

这是岳飞在张浚军事策略上的自我延伸与发挥，但这种思维差异最容易在双方意见有分歧时显露端倪。

张浚作为岳飞的上司，是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将失败责任推给岳飞的权力。绍兴五年五月，宋廷召张浚归朝措置防秋大业。张浚临行前与岳飞商讨平定杨么军时，岳飞劝其再多留一些时日，自己即将成功：

有旨召张浚还。浚得诏，谓先臣曰：“浚将还矣，节使经营湖寇，已有定画否?”先臣袖出小图，以示浚曰：“有定画矣。”

浚按图熟视，移时，谓先臣曰：“浚视此寇，阻险穷绝，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召浚归，议防秋。盍且罢兵，规画上流，俟来岁徐议之。”

先臣曰：“何待来年，都督第能为飞少留，不八日，可破贼。都督还朝，在旬日后耳。”先臣曰：“飞请除来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诸囚于都督之庭。”浚亦未信。

此时张浚与岳飞产生了意见分歧，即张浚是否要因岳飞多留几日，推迟归朝防秋。以往研究在引用这段史料时，更加侧重岳飞用兵的出神入化，而忽略了从张浚的角度思考：

初，张浚至长沙，亲临湖以观贼势，疑未可攻。会有急诏召浚还朝，谋防秋之计。飞至潭州，出图示攻讨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误防秋之期，俟明年再来讨之，如何?”飞请除往来之程，限八日破贼，请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

在这个过程中，张浚显然要因岳飞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张浚所要负责的国防要务事关南宋全局，一旦出现差池，不仅张浚的仕途不保，而且南宋的江山面临被金兵践踏的危险。

这是张浚对岳飞“疑”的现实根源可张浚也被岳飞的自信所打动：若能平定杨么，不仅可以消除内患，也可成为张浚的一项功绩这是张浚对岳飞计划的“信”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原本合情合理，可是张浚上书给宋高宗推迟还朝的措辞，却暴露出其善使官场技巧的一面：

据飞称，旬日之间，可见次第。臣欲更依圣训起发，虑贼势转炽，将士怀疑，欲俟六月上旬，见得水贼未下，即诏飞来潭州，讫兼程赴行在。

张浚虽然明面上给了岳飞一定的信任，但在上报朝廷时，却尽力与岳飞划清界限。他一面陈词说自己原本打算前往行在，一面又说自己因前线局势焦灼而无法动身。之所以做此规划，是因为岳飞声称“旬日之间，可见次第”。

这就将逾期未平定杨么起义以及延误“防秋大计”的责任推在岳飞身上，为自己留足了政治余地。但这种行为归根到底不是因个人恩怨公报私仇，而是一种“官场智慧”的应用。

最终，张浚与岳飞的合作以成功平定杨么起义画上句号。由于是初次合作，张浚对岳飞始终半信半疑。首先，张浚与岳飞的军事策略一致，都认可采用剿、抚结合的方法平定杨么起义，因此未因意见分歧而产生激烈冲突。

其次，正是张浚的首肯才使岳飞获得时间去平定起义。但与此同时，张浚对岳飞又不能做到完全信任，一旦两人利益相悖，张浚不仅不会考虑岳飞的利益，甚至会为求自保而陷岳飞于险境。

幸运的是，岳飞在约定期限平定了杨么起义，这才使张浚奏状中暗藏对岳飞的指责未被深究。除此以外，张浚与岳飞虽采取相同的军事策略、执行相同的军事任务，但思维方式却一个偏向政治、一个偏向军事。

这种潜在的思维差异也注定了两人日后在合作中会产生意见分歧，从而使二人关系急转直下。

张浚因平定杨么起义而欣赏岳飞，并希望其能协助自己北伐。但两人在北伐和淮西兵权的归属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引发了将相不和的矛盾，使张浚不再信任岳飞。岳飞离职上庐山的举动也使两人的私人矛盾扩大为“武将要君”的政治矛盾。

为了杜绝地方倾覆中央的祸患，南宋对武将怀有较强的戒备心。在这种环境下，文武殊途的思维差异使文臣与武将之间难以建立起一个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

这也具体反映在岳飞、张浚的合作——对“剿抚并进”的军事策略的理解与应用、如何进行北伐及对淮西兵归属权的讨论。张浚作为宰执，他的思维方式更侧重宏观的政治把控，但决策却常常忽略了军事上的具体可行性。

岳飞作为武将，虽然擅长军事实操，可又缺乏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和政治全局观。这种将相、文武的思维鸿沟自晚唐五代以降表现得更加严重，“出将入相”不复存在，其根本原因是长期文武殊途导致的圈层固化。

一个政权的主导者如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必站在经济的基础上，将政治与军事协调起来发挥作用。宋高宗对此认识得很清楚，因此，他一再强调“将相和”的重要性。

要促成将相齐心抗金离不开双方的共同努力：宰相要有包容心并给武将一定的自主权，武将要忠诚、能战，宰相的策略对的要坚决执行，不对的要相商而动。

然而，岳飞、张浚在文武关系敏感、脆弱的环境下，很难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良性合作关系，这不仅与北宋以来长期的文武殊途、崇文抑武所导致的文武矛盾有关，也与两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文武对立导致的将相不和，不仅是张浚、岳飞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也是南宋一道悬而未决的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抗金的难度。